图说中国佛教史-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佛教

1.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佛教

西晋在建兴四年（316年）灭亡。第二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南渡的官僚、士族地主集团和江南豪族势力的支持下，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晋王，次年称帝，标志着东晋王朝的开始。

在此前后的北方广大地区，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集团，以及西晋的残余势力，经过长期的混战，相继成立了许多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各国都提倡佛教，而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大国，由于受到国王的信仰和支持，佛教最为盛行。这一时期，佛教对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对于统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赵是羯族石勒建立的政权。石勒在历史上以残忍滥杀而著称，他死后，其侄石虎夺得帝位，更是严刑酷法，滥杀无辜。正是在这种充满战乱、杀戮的背景下，宣扬善恶报应、生死轮回和慈悲戒杀的佛教，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欢迎。西域高僧佛图澄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洛阳，发誓要拯救一方苦难。

佛图澄先是结识了石勒的将领郭黑略，暗中为其出谋划策，使郭黑略屡建功勋。石勒本知郭黑略为人平庸，却屡建奇功，觉得有些奇怪。一问，方知为其出谋划策的是位高僧，于是就拜佛图澄为师。石勒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首领，正需要“胡神”做精神支柱，佛图澄因此而大受恩宠。

佛图澄深知石勒乃一介武夫，听不进高深的佛教理论，只能用一些神奇变幻的法术，使他对佛教深信不疑。一天，石勒问：“佛法有何灵验？”佛图澄回答说：“佛法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拿了一只碗盛水，烧香念咒。不久，碗中出现了一朵光彩夺目的青莲花，石勒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而已。

石虎继位后，对佛图澄更是异常敬重，事无巨细，无不请佛图澄代为筹划，预卜吉凶。由于佛图澄把巫术、参与政事与佛教教义融为一体，使得石虎正式下令把佛教纳入国家保护之下，明令汉人可以出家，这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是先例。佛教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在后赵短短的数十年间，汉人和少数民族大都信奉佛教，出家为僧的人也在迅速增加。在朝廷和各州郡的资助下，佛图澄与弟子们一共建立寺院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记录。佛图澄还培养了不少有才干有学问的门徒，其中如道安、法雅、法和、法汰、僧朗等人，对以后中国佛教的流传和发展都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西域高僧佛图澄（明赵用贤绘）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道安的祖先是大儒世家，他七岁就能读儒家经典，过目成诵。十二岁出家，后拜佛图澄为师，研究禅观之学，同时也研究般若学。佛图澄讲经之后，道安都能复述一遍，还能解答疑难。当时的人都说：“漆道人，惊四邻。”隋唐以前，和尚被称为“道人”，道安皮肤黑，因而有了个“漆道人”的绰号。

石虎死后，民族纷争复起，中原大乱，田地荒芜，瘟疫四起。道安率领数百名弟子辗转避难，最后来到了襄阳（今湖北襄樊）。十五年后，前秦苻丕攻陷襄阳，俘获了道安，将他送到长安。前秦国主苻坚十分敬重道安，把他看作是“神器”，奉为上宾，请他辅助治国。道安被安置在长安五重寺，有僧徒数千人，成为前秦的佛教领袖，同时又是苻坚的高级政治顾问。苻坚打算南下攻打东晋，受到道安的劝阻。道安经常劝苻坚实行仁政，以仁义感化新征服的百姓。

石虎与佛图澄（敦煌壁画）

当时的佛教戒律很不完备，僧人猛然增加，僧团内部出现了不少问题。道安为此制定了“僧尼轨范”，内容包括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有关日常修行、饮食住宿的规定，还有每半月举行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等。道安制定的清规戒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人称道安制定僧尼轨范一事是凿空开荒，是中国僧团有僧制之始。道安还主张佛教僧人不用俗姓，以“释”为姓，起到了增强僧人宗教意识、巩固僧团统一的作用。

道安作为当时佛教界的领袖，在长安主持翻译佛教经典，并得到了朝廷的保护和资助。他同时还组织人手对流传的各种手写佛经进行整理编目，并总结了几百年来译经的经验和教训。道安编的经录，后来被称作《综理众经目录》，对后世影响很大，奠定了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基础。

道安学识渊博，当时长安一带流传着一句谚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意思是说做学问如果不以道安为师，学问就不可能精深，经不起人家的质疑问难。道安着力研究和宣扬大乘般若学说，各种著述达四十八种之多。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道安使用了不少儒、道，尤其是玄学的语言、概念来阐释佛教教义，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理论体系，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道安还确立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则，使佛教主动承担了对社会实行“教化”的责任，增强了佛教的政治色彩。(www.xing528.com)

苻秦时代的写经

后秦是羌人姚苌建立的政权。姚苌原是苻坚手下的大将，后杀苻坚称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氏崇信佛教由来已久，早在西晋时期，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的氐、羌族就普遍信仰佛教，姚氏也不例外。尤其是姚兴即位后，对前来关中的中外高僧甚为礼敬，于是很多西域僧人陆续来到长安，从事译经事业。其中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使中国佛教从引进移植阶段进入到成长发展阶段。

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后，被姚兴奉为国师，在逍遥园和西明阁讲经译经，共翻译七十四部经典。鸠摩罗什的译经，文辞优美，义理通畅，使中国的佛经翻译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是由于鸠摩罗什对佛经理解的透彻，又通晓梵、汉语，并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表达能力，态度又认真严谨。协助鸠摩罗什译经的弟子和助手，都是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的人。因而鸠摩罗什的译经，改变了以往朴质的风格，运用了达意的译法，既准确，又有文采，使中国的读者容易接受理解。鸠摩罗什对自己译文的忠实充满自信，他圆寂前发誓道：“如果我的译文不失梵文大意，死后焚身，舌头不烂。”据《晋书》记载：鸠摩罗什死后火化，身体化为灰烬，唯独舌头不烂。此事不一定真实，却足见后人也很称道鸠摩罗什译文的忠实。

鸠摩罗什译经的突出特点是译经与讲经同步进行。译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讲经、讨论、释疑的过程。这就使译场变成了学府，译主变成了导师。译讲同施的方式实际上是印度佛教的传统在中国的延续。印度讲经法会盛行质疑辩难，法师借问答辩论，引导听众进一步了解经义。

鸠摩罗什舍利塔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典，很多都成为后来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经典，为佛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大小品《般若经》的重译和《大智度论》的新译，由于译文流畅，促成了般若学说在中国的流传，使之成为各学派和宗派建立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由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并随着僧尼数量的增多，后秦率先建立了僧尼管理机构，命僧略为僧主，僧迁为悦众，法款、慧斌共掌僧录，开后世僧官制度之先河。

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哲学家。僧肇是长安人，少年时靠替人抄书才得以阅读各种经典。他先是喜欢道家学说，后来读了《维摩诘经》，觉得佛教教义最为高明，于是出家为僧，拜鸠摩罗什为师。他写了《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等文章，准确地阐述了大乘佛教的般若理论，纠正了当时人们对般若理论的误解。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

大乘佛教的般若理论说明般若是佛教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智慧，空是世间一切事物的本性，运用般若智慧就可以观照一切事物的空的本性，达到与佛教真理相一致的理想境界。当时由于受到玄学的影响，般若学的研究在佛门中特别兴盛，围绕着对般若性空的解释，僧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派别，有“六家七宗”之说。道安认为空是万物的根本，而空就是无，这就是佛教的最高精神境界。由于他以“无”为“本”，故称“本无宗”。后来又从本无宗中分出“本无异派”，其代表人物是竺法深，他与道安的观点基本相同，但思辨水平却不如道安。支愍度创立的心无宗与本无宗正好相对立，着重从主观意识上强调“无”，至于客观外界事物究竟是“有”是“无”，并未加以明确阐述。支遁创立的即色宗并不直接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着重论证客观事物本性并不自有，所以虽有事物现象的存在，但这些现象只是一些假相，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因而是空。识含宗与心无宗正相反，力主空境不空心，认为万法皆因心识所生，如梦中所见；大梦一醒，神识既觉，识悟三界本空，即可成佛。幻化宗认为世间万物本来就是幻化所生，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缘会宗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并无实体，所以是空。

僧肇注释的《维摩诘经》

僧肇在《不真空论》里批评了以上各宗的说法，认为空并不是说事物虚无不存在，而是说事物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事物由因缘凑合而成，没有真实的自身，所以说它是无；事物虽然不真实，但并不等于不存在，所以说它是假有。因此，空既不等于有也不等于无，而是非有非无。僧肇的般若理论不仅是佛教哲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对玄学的深化和发展。僧肇深受庄子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又用佛学的中观理论把玄学水平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历程表明：至僧肇时，魏晋时盛行的佛教般若理论完成了它自身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