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戒律始传与西行取经
东汉灭亡之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魏初,统治阶级仍旧尊儒家思想为正统,对东汉以来的各种神仙道术和鬼神祭祀一度采取过严厉限制的政策。佛教当时被看作是黄老道术的一种,自然也在禁限之内。然而正像其他神仙方术没有被禁绝一样,佛教仍然在民间继续流传。到了魏中期,这些禁令松弛之后,一些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又开始在洛阳从事译经和传教活动。魏文帝即位后,注重发展与西域边境的互通往来,中西交通之道得以畅通无阻。魏明帝之后,印度和西域来中国的僧人明显增多,他们将大量的佛教典籍带入了内地。
东汉佛教造像(江苏连云)
戒律的传入,是魏国佛教中的重大事件。尽管当时魏国境内佛法流行,但僧人只是剪除头发而已,并没有传戒受戒。这些僧人有时也设斋忏悔,以此作为佛教修行的特殊表示,但他们并不懂得斋忏的仪轨,仍旧沿袭汉代以来的传统做法,效仿中国固有的祠祭天地、祖宗、山川、鬼神的形式,看上去与道士、方士的行为没有多大区别。这表明当时中国的僧团还很幼稚,急需整顿提高。
魏文帝曹丕
魏嘉平二年(250年),印度僧人昙诃伽罗云游至洛阳,立即发现了当地僧人不懂戒律的问题。他邀请了一批印度和西域僧人,在所住寺院严格遵守佛教戒律关于日用行事的种种规定。与他们的正规做法相比,洛阳的僧人感到自惭形秽,于是共同请求昙诃伽罗译出戒律,供僧众学习、遵守。
僧众的要求,正合昙诃伽罗之意。他看到洛阳的僧人在许多方面还受到方士的影响,要他们一下子完全接受佛教的仪轨,不一定行得通。于是他选取比较实用的大众部律典,节译出《僧戒心》一卷,供僧众日常修行所用。又请印度和西域僧人为戒师,一一为洛阳的僧人传戒。从此以后,中国的僧人出家,开始按佛门戒律规定受戒,僧众的朝暮课诵、礼忏等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与一般祠祀有了严格的区别。后世即以昙诃伽罗为律宗的始祖。
当时又有安息国僧人昙谛也长于律学,于魏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一直在中国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国的律宗独尊《四分律》,与此有关。当时依此羯磨而受戒成为比丘的有朱士行,后世即称朱士行为“中国第一僧”。
魏正始(240—249年)之后,玄学盛行。玄学称“以无为本”,与《般若经》强调的“万法悉空”有其共通之处。佛教徒中有人用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般若学说,而玄学家中也有人用大乘般若学说来发挥他们的玄学理论。于是谈玄论空激起了人们对佛教般若学说的兴趣,人们纷纷倾心于对般若空义的探究。这样一来,《般若经》在当时非常盛行。(www.xing528.com)
《般若经》的全称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在印度非常流行。它是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包括般若系的十六种经典,称为十六会。最早传入中国的大乘般若经是东汉竺佛朔、支谶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通称《道行般若经》,其内容相当于《般若经》的第四会。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译本。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朱士行当时也在洛阳讲授《道行般若经》,他感觉这部经译得不好,删节太多,读起来前后不连贯,解释不通。原来在翻译此经时,是由竺佛朔宣读梵文、支谶译为汉语的。支谶往往把领会不了的内容略去,译文中又过多地使用了音译,所以意义不连贯,解释不通。朱士行慨叹这么重要的一种大乘经典,竟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译本,于是发誓不惜身命,西行求法,将完整的《般若经》原本带回中原。
魏甘露五年(260年),朱士行从长安西行出关,一路上风餐露宿,穿过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西域佛教重镇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阗国位居交通要道,佛教经典经过此地传入中原,当地集中了不少大乘经典,成为中原僧人向往的小西天。朱士行在于阗搜集到了《放光般若经》的梵本,共九十章,六十余万字,其内容相当于《般若经》的第二会。
当时大乘佛教虽然已经在于阗国流行,但在该国居正统地位的仍旧是小乘佛教。正当朱士行派弟子把抄好的《放光般若经》送回洛阳时,小乘僧人乘机向国王告状,说中原僧人想用异端邪说惑乱佛法,大王如不干预,谬种流传,为害非浅。于阗国王于是不允许朱士行启运大乘经典。朱士行远道而来,好不容易访求到了梵本佛经,现在却节外生枝,眼看汗水心血将成泡影,不禁忧心如焚。他只得苦苦哀求,于阗国王还是不同意。朱士行又说,如果经籍不被火烧毁就准许运走。于阗国王同意了,于是在宫殿前架起柴火。点燃后,将大乘经籍纷纷投入火中,想不到熊熊烈火顿时熄灭,经典无一损伤。在场的人无不惊奇万分,国王也惊讶得哑口无言。这自然是一种神话,但由此可看出小乘佛教得到了国王的支持,颇有势力。
朱士行让他的弟子弗如檀等人迅速将经典送回洛阳,这已经是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了。十年后,这些梵文经典由在华的高僧竺叔兰、无罗叉等人译成汉语《放光般若经》二十卷,风行一时,对同时期的玄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传当时中山国的僧人到洛阳来抄写此经,回到中山国时,国王和僧众举着旗帜,出城数十里来迎接,可谓盛况空前。
于阗国都(敦煌壁画)
当时中国内地的众多僧人,对于印度和西域僧人带来什么经就译什么经的现状熟视无睹,漠然置之。朱士行主动到于阗寻求佛经,表明随着佛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扬,内地僧人对这种现状已经感到不满足了。他们根据佛教在中国内地流传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主动到西域以及印度寻求有关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史上,朱士行是第一个西行取经的僧人,对后世僧人的西行求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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