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之行，异城之门-异城之门

南洋并不远

因电影《夜·明》要在拍摄地举行首映式，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来到马来西亚槟城。槟城离我国南方不远，乘国泰639航班由香港起飞，仅三个半小时就已抵达。给我的感觉是，南洋并不远。

到槟城后，一种亲切感很快油然而生。非但因这里的景致和广东、海南很相似，最主要的是，与这里的人交流时没多少语言障碍。槟城是槟榔屿的简称，因岛上遍布做香料用的槟榔林而得名。作为行政区，槟城还包括了大陆上的威斯利省，面积达1031平方公里，人口150万。槟城的居民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组成，华人占45%左右。该城是马来西亚华人居多数的少数地区之一。

马来西亚自古就和我国有友好往来。早在公元6世纪初，马来西亚半岛上的狼牙修国和丹丹国都曾派使者到中国和当时的南朝修好，进贡了名贵特产象牙、金银、琉璃、香料、药材。这在南朝的《梁书》上留下了记载。公元7世纪初，马来西亚半岛上出现了一个名叫赤土国的强国。关于这个国家，马来西亚没有留下文献记载，倒是中国的《隋书·赤土国传》留下了珍贵的记录，从记载中我们得知，赤土国是因国土呈赤色而得名，都城在旧吉打，那时是东西方贸易货物的重要转运港。书上留下的最难得的记载，是隋朝派使者到赤土国进行友好访问的详情。当时是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官员常骏与王君政带了大批随员，乘船出使赤土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专使到访马来西亚，双方都十分重视。赤土国王派出30艘船在海上远迎中国使者，上岸后由王子全程接待。最后，王子又随常骏等到中国回访，并带去了大批珍贵特产，进贡给隋炀帝。此后，两国又多次派使者互访。

槟城华人宗祠龙山堂

中马关系史上最重要的篇章，当数郑和的七次到访。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带兵攻进南京后，他的侄儿惠帝失踪。他称帝后，始终内心不踏实，担心惠帝是逃到海外去了。所以，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公元1403年），就派使者尹庆率领一支小舰队到南洋明查暗访，与马六甲王朝建立了联系。随后，马六甲国王拜里米苏拉又派代表出使中国，朝见明成祖。朱棣十分高兴，下令给予来使上宾待遇，同时还正式下诏，册封拜里米苏拉为马六甲国王，并赠送了诏书、诰印、采衣、黄伞等皇家专用物品。1405年，明成祖派亲信太监郑和第一次率领舰队下南洋，这次，郑和一行两度到达马六甲，受到热情欢迎。拜里米苏拉为感谢明成祖的册封，再次派使节随郑和舰队到中国拜见明成祖。此后，1407年至1433年间，郑和又六次率舰队下南洋。郑和的舰队每次都由多达300艘的各类舰船组成，乘员达二万七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郑和几乎每次都要到马六甲访问，给国王带去大量中国皇室的礼品。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密程度。由于中国的保护，马六甲周边的国家，那些年一直不敢侵扰马六甲，使马六甲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国家很快繁荣昌盛起来，逐渐成为东南亚的贸易与航运中心。从这时开始，已有中国人来马六甲经商。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对马六甲城进行了大血洗与大抢劫。在此经商定居的中国人也未能幸免，多数人家破人亡，人数由两千多人减少到三四百人。1641年，荷兰人攻陷马六甲，取代葡萄牙人开始了新的殖民统治。因劳动力短缺，荷兰人有意识地吸引了大量人口。于是，又有许多勤劳的中国人漂洋过海下南洋，到马来西亚来经商定居或从事垦殖业。

作为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城市，槟城很早就有华人活动的踪迹。在葡萄牙、荷兰之后也开始向东扩张的英国，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第三年就派船队进入了东南亚，准备与荷兰争夺势力范围。但初期形势对英国人不利，因为荷兰人控制着马六甲海峡，总部设在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要通往远东，连一个修船与补充粮食、淡水的中途站都没有。后来，几经努力，才在苏门答腊西海岸的明古连找到一个补给据点。但这个地方十分偏僻，离东西方的主航道很远，对英国向东扩张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了找到比明古连更好的贸易港口，东印度公司曾派人到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王国试探设商站，但遭到拒绝。

东印度公司只好转向马来西亚半岛想办法。1771年，在马六甲海峡经商的一家英国公司的职员莱特，提出了一份在槟城设点的计划书。莱特也是英国海军军官，会讲马来话，对马来半岛的事务十分熟悉，与控制槟城的吉打苏丹的私交也很好。他的计划书强调了槟城的重要性，同时认为吉打也不应忽视。由于东印度公司对荷兰人还有所顾忌，加上当时公司内部忙于改组，莱特的计划书被搁置了。15年后的1786年，东印度公司才批准莱特的计划书，并任命他为公司的船长，负责落实开发槟城的计划。

莱特利用和吉打苏丹的关系，及吉打受武吉斯人侵扰迫切需要外援的心理，得到吉打苏丹的同意，顺利签订协议，取得槟城的管理权。英国则答应派军舰在海岸边巡逻，协助吉打防卫。

协议生效后，莱特于1786年7月17日率领船队到达槟城。当时，槟城基本上还是个荒岛，全岛只居住着几十个马来人和华人。尽管莱特带来了一些水手与工匠，但因工具简陋，拓荒进展很慢。莱特便想出了一个怪招来激励当地土著，他把许多银元放进炮筒里，发射到莽莽丛林中，然后对当地人说，这些钱谁捡到就归谁！被他的话所诱惑，不少人果真拿着刀斧进入林莽，披荆斩棘，除藤砍树，在寻找银元的过程中，开辟出大片大片的土地。东印度公司看出了槟城的重要性，不断派出商船到槟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商船也陆续开来，开始了相互间的贸易，槟城就这样渐渐兴旺起来。开发槟城有功的莱特当上了负责管理的总监。

吉打苏丹当初答应由英国人管理槟城时，并没有谈好条件。看到槟城开发后成了一块宝地，便向东印度索取补偿。双方为此差点开战。后来经过和谈，英方答应每年补偿给吉打6000西班牙银元。

莱特1794年病死在槟城。李芝继任总监。英国人开始对只控制一个小岛感到不满足。于是，他们再次和吉打苏丹谈判，答应每年再增加4000元补偿，让其将槟城对面一块18英里长、3英里宽的土地也租借给英国。吉打苏丹为小利所动，同意了英国人的条件。结果，英国人每年仅花一万元，就取得了槟城与这块后来被称作威斯利省的土地的控制权。马来西亚独立后，威斯利省和槟城组成了槟城州，这就是现在的槟城。

槟城开发繁荣的过程中，华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渐渐这里也成为下南洋谋生的华人的聚居地之一。20世纪初，华人已是槟城经济社会的中坚力量，对槟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正因为此，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至1911年间，曾五次来槟城为革命筹款。虽然孙中山在国内发动的起义屡屡失败，但深明大义的槟城华人仍一再慷慨解囊，坚定不移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我们这次带到槟城首映的影片《夜·明》，讲述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在第九次革命起义失败后，于1910年7月至12月再次到槟城筹款时发生的故事。当时，清政府对孙中山已恨之入骨，以七十万两白银悬赏他的性命。孙中山在日本逗留也已十分危险，便来到槟城为革命继续筹款。在这部以史实为依据编写的影片中，第一次正面描写了孙中山的革命情侣陈粹芬夫人。陈粹芬是孙中山的红颜知己，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旁，保护他的安全，照顾他的生活。(www.xing528.com)

影片再现了她随孙中山到槟城筹款的这段历史。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她则隐居海外，再未与孙中山见过面。大概是为尊者讳的历史观在作怪，国共两党记述孙中山与这段历史的传记及著作中，都未提到过陈粹芬。

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忠实再现这段历史的影片《夜·明》在槟城的首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首映式这天下午，马来西亚参与影片制作的机构先举办了一个首映茶聚会，槟城的政要富商来了不少。地位相当于我国省长的槟城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也亲自出席了这个活动。

槟城极乐寺

茶聚会之前，《夜·明》的执行总监制王建成给我介绍了《夜·明》的拍摄经过。王建成原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改革开放后，自己下海当了制片人。《夜·明》这部影片所以能拍摄成功，和他有很大关系。有一次他在马来西亚旅游，无意中得知了孙中山和陈粹芬的这段故事，觉得很新鲜，便有了拍部电影的想法。他请编辑梅梓帮助，几经反复，终于写出剧本。拍电影，剧本至关重要，所以有“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但实际上，筹措资金则是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国内有两家电影制片厂看了剧本，虽然很有兴趣，但愿意投入的资金都不大。王建成正在头痛之际，友人介绍他认识了槟城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前景才柳暗花明。

王建成告诉我：“没有首席部长许子根的支持，要想拍成这部完全在国外取景的中国影片，是不可设想的。未见到许子根时，我心里一直在担心，不知他是否理解这部影片的意义。谁知他看了剧本、听了介绍，很快表示支持。他找到槟城的大企业，为我们筹足了拍片所需的资金。同时指示市政有关部门，为我们的拍摄工作开绿灯。为了配合我们在一条百年老街上拍外景，他们锯掉了这条街上的所有电线杆，移开了所有停车收费表，再现了一百年前的街景。所有在这条街拍的镜头，都很有当年的味道。后来，台湾导演李安在拍电影《色·戒》时，也以这条街为背景，拍了好几场旧上海的街头戏。”

茶聚会开始后，许子根首先代表当地政府，对中国电影代表团表示了热烈欢迎。他追忆了孙中山当年在槟城的革命活动，对反映这段历史的影片《夜·明》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这部影片在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放映，会进一步提高槟城的知名度，对发展槟城的旅游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他讲到这里，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夜·明》的拍摄。后来，我还得知，在他的示意下，一条以《夜·明》故事发生地为景点的旅游线路，已策划成功，并马上就要推出。这位槟城的首席部长，的确很有眼光。

茶聚会后，在槟城的商业中心合您广场进行了《夜·明》的首映，放映厅内座无虚席。放映结束时，从离场观众相互间热烈的议论可以看出，首映获得了成功。

首映后的第二天，在王建成的提议下，我们也沿着《夜·明》摄制组的足迹，参观了槟城最有代表性的名胜古迹。龙山堂邱氏宗祠、槟榔屿潮州会馆、打铜街孙中山故居、马哈马里安曼印度庙、侨生博物馆、瑞天咸码头、马六甲海峡……这一个个景点与途经的一条条古街，据王建成介绍，基本还保留了一百年前的模样。槟城对自己的历史是十分敬重的，政府在审批建筑规划时，很注意维持旧城的原有格局，尽量保留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因而在许多街区都可以寻访到历史的遗迹。

孙中山在槟城的旧居

打铜街120号孙中山居住过的那栋二层楼房，现在的主人是当年房东的孙女，她将其布置成了一个小型孙中山纪念馆，墙上挂了不少图片与资料，屋内陈列了一些孙中山曾经用过的物品。虽然简单，但也显现出了一份虔诚。

龙山堂邱氏宗祠，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刻。祠堂占地很宽，主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高大庄严，彰显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邱氏先祖原居中原，后南迁至福建泉州龙山，逐渐繁衍成望族。其中一支又来到漳州海澄的新江，为不忘发祥地，他们在新江就建了龙山堂。据看守宗祠的一位邱姓老人介绍，这支族人，早在公元1800年之前，就已在槟城定居。那应该是在莱特开发槟城的时期。

1835年端午节那天，邱氏族人在举行庆祝活动时，为不忘先贤，牢记传统，一致决定建立宗祠，共同为邱氏族人谋求利益。并当场进行了集资。1850年，邱氏族人购得一位英国商人的豪宅与近十万平方英尺的土地，改造后建成了邱氏宗祠。后来，又加建了家冢与华文学校。为提醒后人，建祠碑文中写道：“后之人可知此堂为新江邱氏之堂。”重修碑则写了：“凡非吾新江族人，皆不得相混。”为了在异国他乡立足，族人的团结被看作了生存的要义。邱氏家族的重教，在宗祠里表现得十分明显。祠内有一面墙，挂满了铜牌，上面刻着族里每年考上大学的考生的名字，充分体现了邱氏家族兴教立业的意图。

在槟城的日子，虽没时间探究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创业史，但无论走到何处，都可看到他们在这片土地留下的痕迹。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史上，无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