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礼后兵：解决南海问题的建议

第四节　先礼后兵：解决南海问题的建议

一、政策不变，讲究策略

“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思路。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从大处着手，分清主次，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求同存异，从长远来考虑问题，其具体含义如下：

第一，主权属我，毋庸置疑。关于“搁置争议、先共同开发”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那就是中国对领土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无论是钓鱼岛还是南沙群岛等问题，邓小平同志维护主权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如在南沙群岛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声明，反复强调，南沙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984年2月，他针对有些周边国家强占中国南沙群岛岛屿，明确指出：“那里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多次声明主权是中国的，管你占领不占领，主权还是中国的。”向世人表明，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中国决不妥协。他的这一坚定立场在后来接见外宾时又多次予以强调。如1988年4月，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邓小平再次强调，“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进一步重申了“主权属我”的主张。

第二，尊重现实，搁置争议。大家知道，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民族的兴衰，这些本无争议的问题现在复杂化了。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海，但目前，南海海域由一个本无争议的海域变为当今世界争议面积最大的一个海域。在不具备彻底解决争议的条件下，可以先把争议搁置起来，但搁置起来，绝不等于中国放弃主权。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同时又兼顾了维护主权和稳定周边两个大局的考虑。

第三，互利合作，共同开发。周边国家强占中国南沙群岛的同时，还疯狂地掠夺中国资源。据统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菲律宾已在南沙海域打油气井90余口，在1991年，石油收入就超过33亿美元。为此，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但现在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秉着利益共享、互利合作的原则，进行共同开发。这样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四，放眼未来，和平解决。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发展、友好往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最终为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邓小平再三指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国际上的问题，最好都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中国经济依赖。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中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中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中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主权属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二、重和平不能轻军事

南海问题涉及中国未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南海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贸易通道。当代中国的经济出现两个特征：一是能源的巨大消耗；二是对外贸易的急剧增加。可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南海问题的顺利解决。中国应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来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制约，这一系列政策皆应按照“重和平、不能轻军事”的原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同时不承诺放弃武力。

政治上加强分化，突出重点。在当前有关南海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与中国存在争议的这些国家之间也存在领土和领海主权的争端，而要完全消除这些事关国家主权的矛盾绝非一日之功。比如印度尼西亚反对马来西亚对里格坦和西帕丹岛提出的主权要求；越南、菲律宾、泰国均反对马来西亚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马来西亚则认为菲律宾占领卡拉延群岛地区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普劳善蒂及其周围海域的所有权有纷争等。上述情况为利用矛盾实施分化政策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要充分利用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因势利导，区别对待，保持接触，这样不仅可以减轻中国在南海地区所受的压力，同时也可防止形成任何撇开中国的双边或多边解决方案。另外要警惕南海问题国际化，反对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的解决。

应该注意的是，在南海地区越南实力最强、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屿最多、野心也最大，所以中国应把斗争重点放在越南。一方面不断公开宣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以及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一贯立场，另一方面要着重针对越南的谬论，特别是对其加紧在南沙海域单方面进行资源开发的活动应明确表态，施加压力，灵活处置。同时，中国应加强在争议海域的科研、勘测和捕捞等活动，显示中国力量的存在和对争议海域的实际有效管控。(www.xing528.com)

重视南海经济开发，充分利用南海的丰富资源。虽然现在南海地区形势相对稳定，但是另一种“冲突”仍在进行，即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对南海资源的大肆掠夺，周边国家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引进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投资。目前，中国在南海的开发力度并不大，实际占领的南海诸岛数量非常有限，并且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力量也很薄弱。首先，中国要和东盟有关国家联合开发南海。如今中国和东盟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关系较好，具有良好的联合开发基础。其次，中国应加大自身对南海开发力度，努力提高综合国力，实现海洋经济和海洋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海空力量的不断壮大等因素，以足够保卫中国的海上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步入21世纪以后，海洋经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蓝色圈地运动”也在激烈的展开。中国必须抓住时代的机遇，勇于迎接各种挑战，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努力奋斗，进入21世纪，西部大开发和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两翼。

面对严峻的南海问题，必须加大外交力度，增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南海地区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在南海问题上目前形势不容乐观，美国与日本、印度和东盟联合，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益明显。因此中国不得不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做好工作：第一层次，要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双边交涉；第二层次，要在地区层面上加强与东盟的对话；第三层次，由于美日的插手，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极大地压缩了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空间，因此中国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外交智慧，防止这些力量的联合。

首先，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谈判。根据各争端国对南海问题态度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激烈型，如越南和菲律宾；二是温和型，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因此，要区别对待。中国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要尽量考虑到其合理要求，尽力达成如中菲2000年签署的《关于21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声明》类似的相关协议；同时也可以借鉴中越北部湾划界的解决方式，即：同时签订《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其特点不仅解决了边界争端，而且促进了两国合作，同时也达成了如中菲越签署的被称为“南海范例”的《在南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其次，东盟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介入南海问题比较温和，充分体现了国际组织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和功能。中国可以从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两个方面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和联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加强的范例。最后，搞好中美关系是关键所在。美国是影响南海问题走向区外大国的重要因素，其亚太安全战略，尤其是对华政策，决定着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因此中国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更多的去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的依赖性增大和中国经济外向性的增强，南海在中国经济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可以说，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变量，其解决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军事存在常态化，保持威慑的同时应制订好应变对策。面对南沙群岛问题的复杂局面，在各种对突发事件时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应立足最困难的情况，充分考虑好各种影响因素，提前做好相应的战略布署，制订好应变对策。由于南沙群岛岛屿距中国大陆较远，若一旦发生冲突，仅靠目前的舰艇兵力赶赴支援所需时间较长，因此很难实施快速的支援和作战。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应当以巡逻、侦察、测绘、演习、实弹射击、武器试验等军事训练方式，经常组织水面舰艇编队、航空兵赴南沙海域活动，展示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力量，达到对周边各国的有效威慑的目的。南海军事斗争主要以海军和空军为主，因此要求在平时就要加强对海空力量的建设、规划和投入，在战略任务下达、战术战法制定、后方勤务保障和装备器材研发等各方面全面发展，以建设能够进行快速反应和远海机动作战的海空力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在军事威慑作用降低或失效时能断然出手，给予敢于来犯之敌以坚决、快速、沉重的打击。

南海的战略意义与经济价值日益凸现，南海问题已经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中国而言久拖不利，其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日趋明显。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其顺利地解决更关系到中国的前途。

三、未来不是梦

开发西沙，可以海洋旅游业为先头兵，带动基础建设。西沙的珊瑚礁生物资源和景观资源不亚于世界上有名的澳大利亚大堡礁景点，是非常具有旅游发展资本的。而旅游开发是能够快速积聚人气、发展当地基础建设的一种方式，通过旅游能使中国人的足迹更加频繁出现在南海海域，给南海打上一个中国的烙印；同时也能够吸引国外游客的目光，众多人流往返西沙，必定会给西沙带来各种商机，给其他产业带来发展的机会。所以说，从旅游业发展开始，带动西沙的建设发展，是非常有效率的正确方法。

当然，基于南海问题现如今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在进行对西沙旅游开发的时候，应该少说多干，将西沙开发视为单纯的经济活动，低调处理对外的宣传活动，强调以市场运行规则处理西沙的开发项目。但是必须明确西沙开发的目的意义，它是南海战略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南海开发——这个战略目标的长远要求下，建设能够面向南海的基地，规划南海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制定西沙海洋旅游开发的详细计划。西沙海洋旅游业的开发必须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协调各方面的资源，依靠各部门和部队的支持；海南省的一切重要决策，必须服从中央的要求，服从全国的大局。西沙海洋旅游的开发必须能够和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相协调，与南海问题的解决要求相一致，这样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海洋旅游线路，发展航海旅游、海洋服务业以及海洋运输。

以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为进入南海的先锋。中国在总体科技方面是领先于周边国家的，应当利用这种优势，在南海地区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同时也加强同欧盟国家的科技合作。领头开展南海资源的科技考察、勘探等研究合作活动，特别是以可燃冰为重点的新能源研究考察活动。开展各种活动，如深海采矿、海洋观测、海洋生物与药物等等，还可以开展科技旅游，让国家海洋科考船队频繁地进入南海，让中国的科考活动在南海上遍布足迹。这样以科技交流为手段的开发方法，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是合作开发最为实际的方法。

发展洋浦经济开发区，以使其建设成为自由港区。中国未来石油开采的目标已经转向海洋。因此，不管是从资源储备、技术储备，还是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中国在石油多元化战略中，开发海洋油气资源已成为重要的环节。目前，南海油气资源的开采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起点，各项技术、资金方面已无问题，各方面时机均已成熟。海南作为中国南海地区的最大岛屿，是最具有条件成为中国在南海地区未来石油加工、储运的基地。在中国华南、西南地区至今尚无一家石油天然气储运基地，造成了能源布局的严重不均衡。在未来中国南海开发的战略中，海南理所应当的会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在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时，就相应需要一个石油加工、冶炼、储备的基地，与潜在的消费市场紧密相连以保证开采—加工—冶炼—储备—运输—消费的产业链条。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南的洋浦港最有可能成为建立南海石油开采基地的首选。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和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加剧，西南地区对油气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然而西南地区却没有一个区域性的石油储备中心，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能源布局的。

目前，除了北部湾的北海、钦州港，没还有一个可以供大型油轮停靠的码头。北海和钦州都不具备发展大型油气资源码头的条件，也都没有相应的石油化工行业作为石油储备的依托，而位于北部湾的洋浦港就具有上述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洋浦地处海南岛西部，位于北部湾中段，紧连中国华南、西南通向东南亚要冲，并与东盟国家隔海相望，具备大陆通往环太平洋诸国要道的区位条件。洋浦同时又是一个天然良港，可供建港的海岸线达6.6公里，可建成20个万吨级泊位，港口年吞吐量达2800万吨，2万吨级别的船泊不受潮汐影响直接自由出入。更重要的是，洋浦依托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和重要的区位优势，正在成为重要的石油化工加工基地。洋浦最新落户年产800万吨炼油项目，使之具备开发石油天然气的产业依托。因此，在北部湾地区洋浦是石油储备基地的首选。目前，洋浦30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基本用完，随着大规模开发的开始，以区域合作为特点，以石油储备天然气加工为重点，以建立洋浦自由港区为目标，把洋浦经济开发区从30平方公里扩大到200平方公里已是客观要求。

把海南岛作为南海问题研究基地。南海问题错综复杂，又极其敏感，既有区域内多国矛盾的交错，又有区域外多国介入矛盾的交错，既涉及经济问题，又涉及政治问题、军事问题、法理问题。需加强海洋国际法的研究，为推动南海开发和稳妥处理南海问题提供法理支持。为此，一要加速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建设，充分发挥其作用，使之成为中国研究南海问题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二是研究活动既要坚持内外有别，又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积极活跃的学术上的研究合作，推动区域合作开展，推动南海的共同开发进程。

南海地区发现了蕴藏丰富的“可燃冰”资源，一些国家技术人员估计2015年后可进入开采期。因此，南海油气的开发对中国目前石油产量增长有着极大潜在的贡献。海南作为南海前哨，也对将来研究、勘探、开发可燃冰提供后勤基地的条件。从国家大局和长远战略出发，建议将海南建设成为南海油气勘探开发的支持基地和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

海南特区要抓住新机遇，创造新特区，打造新模式。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已经转向海洋。这分别体现在贸易依存度比例逐年提高、海洋经济在GDP的比重逐年上升、以及南海在未来中国海洋政治和经济中上升为最具有潜力的地区上。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海洋战略。海南省是中国最大的海洋省，管辖着200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面向海洋、面向未来，面对极其复杂的南海诸多矛盾，海南省具有极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中央应给予海南省和海南特区新的定位，这一新的定位主要内涵是：

海南省应成为中国开发南海、挺进南海的基地；海南省应成为中国南部油气化工生产基地和石油储备转运基地；中央拟定海洋行政管理的相关法规，并授权海南省，使海南省实现南海海域的管辖权；海南特区应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口岸。

海南应在区域行政划建制上有所突破。海洋战略的客观实际要求中央赋予海南对南海海域新的管辖权，管辖的载体可以在目前海南省作为一个省级的管理体制基础上，改省级建制为类似香港、澳门一样的“海南特别行政区”来管理对南海的开发和主权的维护。因此，有必要从南海开发、海洋资源保护，以及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需求出发，把海南经济特区提升为“海南特别行政区”将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