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孟子·离娄上》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
孟子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豪气纵横，无所畏惧。据说，在孔子的后辈弟子中，政治思想仍然堪称大家，而且留有文献为证的不过孟轲与荀况两人。孟荀都生于战国末期，此时天下合纵连横，烽烟滚滚，攻伐防御、屠人于千里之野已经很司空见惯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且，战国七雄之中，秦国已经兵强马壮，吞并六国已成大势。据记载，就在荀子死后不过二三十年，秦始皇即统一了中国。
养民第一，教化次之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
孔子论政，仁字为要。孟子基本上继承了他的教诲，而且还从中阐发出了“仁心”、“仁政”两大理论，比祖师爷的那一套强一点，至少完善了许多。他认为，仁心就是起源于性善的。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是也。显然，孟子是秉持“性善论”的，而且还从仁心引申出了仁、义、礼、智四种道德，恰好可以与人类天赋本身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逐一对应，因为他觉得仁心就是人类所共有的天赋。圣贤不过是在后天再度扩大了人类本性的善而已，而君子之所以异于小人，是因为能够忍受那些不能忍受的。尧舜是孔门中的圣人，既然仁心相同，那么人人都可以做到尧舜的境界。
孟子又将他的仁心之论推而广之，贯彻到政治理念之中，认为仁政者可以不忍之心施行“推恩”之政，从一个小的诸侯国直到全天下，不过如此而已。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这一点即可看出，孟子的政治思想仍然源自于先师孔子。
孟子的仁政，也是教养两个字。不过，他的养民之论在先秦还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事无巨细，比孔子的论述更为深切而详尽，譬如让君主节制用度就有这样的劝告，“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此谓之“裕民生”；“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缓其二”――此为“薄赋税”，另外有“止争战”、“正经界”等策略，还有“与民同乐”的主张，“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即便是孔子，也没有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君主如果能够施行推恩之术，那就是一种仁政的极致了。所以他对那些不能尽养民之责的君主毫不客气，极尽讥讽之能事，因而有了“民为邦本”的论断。
孟子的养民之论几乎不厌其烦，而教化之术倒是一带而过。战国末年，正是兵荒马乱之时，君王们极想请教的治国之道都是一些应对时势的实用策略，孟子往往就在此时将其教化之道倾囊而出，似乎有些不识时务。譬如梁惠王向他请教如何雪洗晋败之耻时，他的回答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滕文公问治国之术，他说完田地赋税后，给出的建议是“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深知民众衣食足然后知荣辱的道理，所谓“民之有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如果民众连一点财产都没有的话，那他们就会聚众滋事了，还跟你讲什么道德呢？孟子还有“保民之论”，即“制产裕民”。对于当时的诸侯君主征缴民间财产，孟子觉得官府必须保证民众赡养父母、娶妻生子的基本需求，起码的温饱以及灾荒年间求医问药的花费，如果连这点需要都给你官府剥夺了，那还有谁跟你讲什么礼义呢？
民贵君轻，暴君可杀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www.xing528.com)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身处战国之末，战争杀戮最为常见，动辄数万人成为刀下之鬼。孟子本人也对此有不少记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想矫正当时的虐政之弊，“裕民止战”，因为民众最怕的就是虐政（暴政）了。只有暴政才可以将人民逼到生死边缘，引发社会动乱。
养民是孟子政治思想中的第一要点。而且，据此他还引申出民贵论。孟子的时代，魏齐争霸，秦国崛起迅猛；国强君威，专制萌芽已经出现。商鞅、申不害等秉承法家思想的功利之士已经荣升卿相之位，鼓吹重令尊君之说，贵君而贱民。孟子能力排众议，正告天下君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一国之君能够坐得住自己的天子宝座就是因为有民众的拥戴。
诸侯与江山社稷都是充满变数的，一国之中不能动摇的唯有人民。孟子不仅仅把人民看做是政治的目的，也把人民看做是政治的主体。“民贵说”振聋发聩，也是战国时代一般思想人士所不敢言的，即使是孔子也未敢明说其意。――何况孔子私下里还有过一番“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论调。尽管孔子也推广其君子行仁由近及远的理想，表面看也是倾向于将君民视为一体的。不过，至少是孟子敢于说出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对立，阐明人民是主君王是仆的道理，人民是政治的主体而国家只是形式而已。
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暗示君主的职责和文武百官并没有什么不同，君臣同类，如果失职的话就应当下台。在评论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时，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的意思相当明确，如果一国之君成了独夫民贼，成了暴君，那就可杀而代之。暴君可杀由此而来。
孟子贵民，以民为贵，所以非常重视民意，以民心之向背作为政权转移和政策取舍的最后标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就像历史或传说的那样，尧舜禹汤得了天下，之后或传贤，或传子，或禅让，或征诛，虽然打着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人民的意志，至少是众望所归。萧公权先生说，孟子认为人民就是一国主权的寄存者。不仅仅只是在君主存废之时，民心可以决定一切；即使在平时，国家政治也应该听取人民的舆论或意志。
孟子的“寄权于民”，是认为政府有绝对养民安国的义务，而人民并无绝对服从政府的义务。
如果政府失职的话，那人民即可不必效忠于它。孟子与邹穆公对答时就说，“上慢而残下”，则民可反之。如果政府出尔反尔，那么就可以以怨报怨。君主之于人民，也是一个对立的议题。
实际上，民贵君轻之论，还不是孟子第一个创立的。《左传》曾记载了晋人诛杀厉公的史实，“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可见，民贵之论到了孟子的时代，已经隐没了很久，也可算是旷古绝学了。晚周之时，君主专制的暴政已经使人民深受涂炭之苦，孟子重提民贵君轻之说，也是对暴政发出的永久抗议。虽然还不可能被当时的君主用作反省的告诫，但是此后两千多年来，每当世衰国乱之时，孟子的弑君之论便会获得天下民众的回响，与老庄的无君思想遥相呼应，影响深远。
孟子的民贵之说，仍然有别于近代的民权思想。民权思想内含民享、民有、民治三大观念，人民不仅仅是政治的目的，更是国家的主体，享有自动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从这一点看来，孟子的贵民思想仅有民享与民有，独缺民治原则。孟子虽然关注民意，但民意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仍然是被动的，因为孟子秉承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君子政治理念，“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一点与斯巴达贵族以及军人阶层所想的倒没有多大的区别，毕竟治权掌握在“劳心”的君主之手。
不过，弑君之论仍然颇具威慑力。后来的各个朝代中，朱元璋尤其痛恨《孟子》，立意要剿杀孟子的言论，删改之，禁毁之，欲去之而后快。因为《孟子》中的“民贵君轻”之论虽然发端于封建精神，其矛头却直指君王专制集权的心窝，势如破竹。朱元璋后来干脆解散天下书院，也与此不无关系。
君臣之责，国之公仆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孟子的民贵之说将君主与大臣确定为国家的公仆，他觉得“承君命以养民，非君主之私属”。
无论是贵戚之卿还是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这与孔子“事君以礼”的卑躬之态有天壤之别。孟子认为，即便君臣之间也各有尊贵，大臣应该将“不召之臣”列为自己的理想。不过，天下士人并不像孟子那样拥有自食其力的能耐，所以做不到进退自如；何况君主专制时代的忠君不二之论，恐怕也不是孟子所能抗争得了的。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君为师，仰君主之鼻息苟且偷活；而孟子则有以师教君的雄心，这与他本人的个性有关。其时诸侯争霸，争相礼贤下士，孟子游走于列国之间，被各个诸侯引为座上之宾，谈吐之间英姿勃发，得意之色不加掩饰。孔子欲以君子之德获取官职，而孟子则想以个人之德与朝廷俸禄相抗衡，认为有官做就做，没有也无妨，不卑不亢，行事十分洒脱，不像孔子既想以君子之德做官又想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结果两者都落空。
据说孔子三个月没见君主就会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形影相吊。――这大概是后世儒生引以自嘲的话。孟子则对此嗤之以鼻，他觉得，个人得志做官固然可以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惠泽于民，失意也不足以彷徨自怜，可以修个人之德而行走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与高蹈远隐者的人生旨趣大不一样。话虽如此，孟子还是觉得，书生做官与农夫耕田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从政也好，做官也罢，都不能放弃自身的职责。其时，与孟子同辈的苏秦、张仪之流合纵连横，奔竞于诸侯各国，朝秦暮楚，投机之意昭彰。孟子的此番言论大概就是对战国时代这一游谈干禄之风的嘲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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