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多宗教生态平衡的意义与启示

从实践到理论:云南多宗教生态平衡的意义与启示

王爱国

一

杨振宁新近有一篇《什么是创新》的精彩演讲，^[1]其中谈到国内目前所讨论的创新，往往仅指科技领域的发明和发现。他认为，科技领域以外的创新也非常重要，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句话、一个观念，就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了世界的未来。杨振宁提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还有一种很重要和亟须的创新——“争夺国际话语权”。为什么?因为西方不了解中华文化传统，不了解中华文化传统跟西方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分别，对中国有许多误解和歪曲，如国际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证明。

以此反思我国的宗教信仰状况和其理论研究及与此相联系的国际舆论，一方面，国际上对我国的宗教信仰状况有许多误解、歪曲甚至是攻击;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论或政策层面长期以来又深受西方传统理论和话语的影响。例如，我们在理论上往往将制度化的宗教视为宗教的高级形态，对传统的民族民间宗教多持批评和排斥的态度，甚至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念、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斥为封建迷信。许多中外研究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宗教，中国人大多不信仰宗教等等。这些观点和看法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亚伯拉罕一神教信仰系统的文化背景，充满了一种西方近代文明的优越、傲慢与偏见。上述有关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曲解与看法，最初源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以后则延续到国家管理和政策法规的层面。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偏颇与缺失。在对中国传统宗教和中国人信仰问题的研究中，杨庆提出与系统性宗教相对应的分散性宗教概念，^[2]认为中国传统宗教是一种分散性的宗教并与世俗社会生活和制度混为一体(1961);李亦园依杨庆的观点提出普化宗教“三层面和谐均衡”的理论架构，^[3]认为只要是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的中国人就多少带有传统宗教信仰的特质(1986);牟钟鉴提出中国宗教多元通和模式，^[4]认为“敬天祭祖”宗法性传统宗教是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2005)。他们的理论范式较好地解释了中国传统宗教存在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关于中国宗教生态的理论，以中国式的宗教学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解释和说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克服西方宗教学研究的缺陷与偏见，进而深入国家管理和政策法规的层面，争夺和掌握中国宗教问题的国际话语权，将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

宗教生态平衡，是近年来我国宗教学研究中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它是对我国多元宗教及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历史文化现象的理论概括，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宗教生存发展前景的思考与探索。有关宗教生态平衡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和宗教工作者已有一些文章和专著发表，但总体上还不够深入，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简要回顾和梳理了国内目前有关宗教生态问题的研究成果，从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历史现象出发，进一步分析其内存机制与联系，认为中国多元宗教生态平衡的现实与理论对于思考应对和化解世界范围内由于宗教因素引发的“文明的冲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宗教生态平衡研究，是借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研究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个人和宗教内部之间的制衡关系。国内目前的研究一般将“宗教生态平衡”称为“宗教文化生态”或是“宗教生态”，其特点是将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学领域的研究。我国著名宗教学学者牟钟鉴先生提出:“把文化生态学应用于宗教研究，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5]

生态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初是德国科学家赫克尔(E.Haeckel 1834—1919)提出的，他认为，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生活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尤其是动物与其他动植物之间互惠或敌对的关系。以后生态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超出生物学的范围，成为“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群”。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1902—1972)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他重视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

我国学者最早应用生物学的观点研究文化问题的是老一代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他有多篇文章运用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来考察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指出文化的生物观，“就是站在生物学的立脚点来观察文化”和解释文化。^[6]

目前，国内明确提出宗教生态理念并比较系统地进行阐述的著述，主要有牟钟鉴先生的《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2006)、陈晓毅的《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7](2008)。还有一些研究者在相关论述中涉及宗教生态的问题，但都较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笔者的《多元文化中的云南宗教——兼谈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8](2006)一文从对云南多宗教和谐共生的历史文化现象的分析中，概括提出了“宗教生态平衡”的概念并进行了阐述。

牟钟鉴先生在《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中，对宗教生态学的任务进行了论述，认为:“它的任务不仅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宗教产生和演变的机制，它们整合社会文化的方式，还要考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跨文化的大范围内，宗教文化生存的状态，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当代发展的趋势，以及如何保护宗教的多样性和优化宗教文化生态，使之有益于人类的和谐与进步。”牟钟鉴先生梳理概括了世界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类型、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的历史，认为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从古到今，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其中，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彼此的平等沟通尊重。中国宗教文化生态模式对内有极大的包容性，对外有极大的开放性”。最后，牟钟鉴先生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牟钟鉴先生此文可以看做是中国宗教生态学论纲。

陈晓毅的《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是国内首部研究中国宗教生态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作者为人类学博士，他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解读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学科方法对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多民族聚集镇(贵阳青岩)进行考察，研究了不同宗教间演进历史与互动关系，进而对其社会、文化原因进行剖析，最后提出了中国宗教“三层楼结构”和“宗教生态”理论范式，以此解释中国多元宗教现象。陈晓毅在对青岩镇的调查中发现，在复杂多样的宗教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秩序井然的“三层楼结构”生态系统:底层为汉族、苗族、布依族三种民俗宗教;中层为儒释道三教;第三层为天主教、基督教。底层三种民俗宗教的核心是祖先崇拜，以及对这个核心的共同认同，第一层与第二层没有产生对立和紧张，甚至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第一层、第二层与第三层之间，则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陈晓毅认为，以祖先崇拜、多神信仰为特征的民俗宗教，对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的传播是一层天然的屏障，而基督宗教等一神教的传播也会对民俗宗教产生解构性的影响。

笔者《多元文化中的云南宗教——兼谈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一文，则是从云南多元文化多种宗教的现象出发，揭示云南多元文化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处的生态背景及其内在机理，从而提出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冲突、宗教对话及宗教和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文中，笔者考察分析了云南宗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认为多种宗教多元文化构成了云南宗教的生态平衡状态。历史上，云南多种宗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能够相互包容、相安无事，从未发生过大的冲突;现实生活中，云南也没有出现过某一种宗教占统治地位，或是某个宗教出现大的发展与衰落的情况，由此形成了宗教生态平衡的状态。为此，笔者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中观察云南宗教的生态平衡状况，思考怎样保持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概括提出了“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提出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不同文化和信仰间是否存在着“生态平衡”的机制，以及怎样保持多元文化的生态平衡的问题。笔者认为，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维空间;二是由于人类社会多元文化所决定，人类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

三

笔者提出宗教生态平衡的概念，是在长期的宗教工作实际中，观察、思考云南多种宗教与多元文化现象而提出的。因此，有必要回顾云南宗教发生发展的基本概况及相关的文化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统一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多元共生则是中国多宗教的历史与现状。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出于偏见或是某种目的，有意无意地把我们说成是无神论的国家，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多民族多宗教并由此形成的多元文化，这是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此相同，云南在祖国大家庭中，最具有自然环境、生物资源和人文历史的多样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现象，构成了“彩云”般的多元文化。“十里不同天，一山有四季，三个民族十个神”，是对云南自然环境、生物资源和人文历史多样性的生动写照。不同民族的浓郁风情与多种宗教的和睦并存，形成了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省情特点。

云南作为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元谋人、昭通人、西畴人、丽江人、昆明人等创造了丰富的史前文化。其中，都包含着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宗教现象。云南各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类型。诸如彝族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和毕摩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藏族的本教文化以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节祭文学艺术、民间医药，等等。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宗教往往处于核心的位置。历史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在云南都有传播，对云南各族人民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例如，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就深受佛教的影响，云南的回族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生、死、婚、嫁都与伊斯兰教息息相关;基督教(广义的)传入云南仅有一百多年时间，但对云南的苗族、傈僳族、怒族、彝族、景颇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各大宗教在云南的传播过程中也吸收和融合了各少数民族原始崇拜和巫术文化的部分内容，使各大宗教在云南的发展呈现出民族化的特征和纷繁复杂的形态。

考察云南多元宗教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将有助于分析研究云南多元宗教现象的形成与宗教生态平衡的内在机制。

早在秦汉时期，史料即记载云南“俗好巫鬼禁忌”。由于自然环境、部落氏族的多样性，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容，基本上囊括了原始宗教的各种主要形态，如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灵物崇拜、精灵崇拜等，并形成了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祭祀活动和仪式。这些原始宗教信仰与各种祭祀活动的痕迹，至今仍可在一些传统习俗中见其影响。

东汉魏晋南北朝期间，随着云南与内地的民族迁徙与融合，道教传入云南并产生了深刻影响。道教在云南最初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对一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产生重要影响，也与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相交融，形成巫道融合的地方道教特点。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云南道教又与儒、释混杂相融，深刻地影响云南众多的民间宗教，构成了明清以来云南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和发展最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公元7世纪，佛教的不同部派从不同的方向、路线传入云南。汉传佛教是在南诏国建立后与唐王朝友好往来中正式传入云南的，在唐宋年间南诏大理国时期发展兴盛，元明年间达到鼎盛;南传上座部佛教则是经由缅甸、泰国传入西双版纳，13～14世纪后又逐渐传入德宏、临沧、思茅等地，逐渐与傣族等少数民族原始崇拜和传统文化相融合，深刻地影响了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藏传佛教是在西藏吐蕃王朝与南诏交好期间开始传入滇西北地区，经过长时间的传播和发展，藏传佛教逐渐融合了藏族的本教、纳西族的东巴教、摩梭人的达巴教、普米族的汗归教等原始宗教。佛教三大部派虽然在云南不同地区传播，但都能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相融合，显现出若干巫化特色。

伊斯兰教大规模入滇是在元明两代。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回大军十万人攻入大理城，随后又多次派军戍守和屯垦，回回军士、工匠由此落籍云南。明洪武年间，回回将领沐英和蓝玉随傅友德再次征战云南。唐初以来进入中原和江南一带的穆斯林也有随军入滇的状况，大批回回军士、工匠和商人落籍云南各地，形成穆斯林第二次大规模入滇。随着穆斯林的两次大量入滇落籍，云南成为全国较大的回族聚居区，伊斯兰教得以立足和发展，但其传播主要是在回族中。

基督教(广义的)在云南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元两朝，但真正传入云南并产生影响却是19世纪初。与全国的一般情况不同，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播主要不是在城镇地区，而是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云南的傈僳族、怒族、苗族、景颇族、拉祜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接受了一神论的观念，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多神观念和自然崇拜，也改变了原有的一些传统习俗;另一方面，基督教在云南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民族化的倾向和特征，如宗教仪式的本土化，神学内容中也掺入了一些民族民间传说。

从社会历史现象发生顺序来观察，云南多元宗教的格局形成，经历了一个依次发生、多元并存的过程。首先，是原始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之后则是道教并与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相互融合;随后，是佛教不同部派的传入，也与一些民族的原始宗教相互融合;最后，是亚伯拉罕一神教系统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入。伊斯兰教主要为回族信仰，对其他民族影响不大，但与其他宗教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基督教的传入对一些少数民族的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主教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则引发了一些“教案”冲突，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层面的而不是宗教冲突。云南多元宗教的发生顺序，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宗教(原始宗教)、两教并存(原始宗教、道教)、三教融合(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到多教并存(原始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最终形成多元宗教相融并存的格局。

四

云南多元宗教相融并存的宗教生态平衡格局，是在自然环境、生物资源和人文历史的多样性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的。

云南的地理环境呈现“立体多样，纵横分割”的特点，由此构成地形、气候和物产的多样性，成为云南文化生态生成的自然地理背景。^[9]特别是在高原起伏、峡谷相间中由断陷盆地形成的“坝子”，成为人口相对集中的聚居地，也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据统计，全省1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1 440多个，其中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有49个，而每个坝子都居住着数种乃至十多种民族，使各民族的分布表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这种地理环境中，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现象必然出现坝子内相互影响与融合、坝子外相对封闭与隔离的状况。云南的地理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河川湖泊纵横，境内共有澜沧江、金沙江、怒江、红河、珠江、伊洛瓦底江等6大水系，澜沧江由云南出境后流经东南亚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金沙江通往四川盆地，将云南与内地连接在一起，再加上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及其水系把滇西与青藏高原连为一体，使云南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中原汉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这一特定的自然地理文化环境，使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生成发展成为可能。

在云南宗教依次发生、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是原始宗教与后来传入的道教、佛教的融合，这个融合为云南多元宗教相融并存奠定了重要基础。云南各个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实质上是泛神论和多神信仰，他们相信并崇拜万物有灵，认为灵魂不灭，由此衍生出对宇宙万物、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这种泛神论和多神崇拜的思想观念，与崇奉多神的道教非常容易融合，因此东汉末年道教创立后即传入云南，很快就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相融合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创立的早期为一神教(也有人认为是无神论)，但在大乘佛教兴起后建立了多佛、罗汉和菩萨崇拜的信仰体系，也具备了多神信仰的特点，因而佛教不同部派传入云南后，也能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融合在一起，使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出现“佛巫交融”的本土化特色。在一定的意义上，云南原始宗教与道教、佛教的融合，以及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对云南多元宗教相融并在的生态平衡格局上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宗教生态和信仰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去接受后来传入的其他宗教。(www.xing528.com)

作为亚伯拉罕一神教系统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本身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在云南多种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生态环境中，为了生存、传播与发展，它们也不得不适应环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变异)，这就是云南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特征。伊斯兰教在云南主要为回族信仰，回族本身就是由多民族共同信仰伊斯兰教而凝聚形成的民族，在回族形成的过程中，其信仰或多或少吸收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内容，虽然是一神教信仰，却表现出对其他宗教的尊重与包容。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也同在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开始受到传统文化和本土宗教的强烈抵制，后来外国传教士在改变了传教策略，运用医药、教育和创立少数民族文字等手段，并巧妙地利用一些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从而打开了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的途径。一般而言，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放弃了原有的民族宗教信仰，其宗教认同要强于民族认同。

在观察分析云南多元宗教生态平衡的格局中，必须看到儒家文化在其中的整合作用。云南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早在远古时期就与内地和华夏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原汉文化特别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对云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具体说，在宗教形态上，儒家“敬天祭祖”的国家民族宗教形态，对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在思想观念上，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主张与观念，切合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使人们对不同的宗教信仰表现出更大的宽容与包容。以后，儒、佛、道三教合流与互补，仍然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形成了近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同样扩散到云南各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历代统治者在对云南的统治和管理过程中，不论是汉族或是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都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因俗而治”的宽容政策，尊重和保护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信仰，同时以“羁縻”制度作为管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策略，推崇重用各民族宗教领袖。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开放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保证了云南多元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云南的边疆实际和民族特点出发，强调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较好地保持了云南宗教生态的大致格局。“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执行“左”的思想和路线，云南宗教生态受到严重影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五

自20世纪冷战结束后，随着意识形态对立与冲突的消退，宗教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成为引发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的重要因素。笔者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观察云南多元宗教和谐共生现象，思考冷战结束所谓“文明的冲突”，认为分析云南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对话交流与和谐共处，揭示其文化、生态背景与内在机制，提出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指出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冲突、宗教对话及宗教和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多种宗教和谐共处构成宗教信仰生态平衡

考察云南宗教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正是多元宗教的和睦相处构成了云南宗教的生态平衡状态。从历史上看，云南多种宗教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大多数能够相互包容、相安无事，从未发生过大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云南宗教没有出现过某一种宗教占统治地位，或是某个宗教出现大的发展与衰落的情况，由此形成了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状态。

从云南宗教的生态平衡状况中，我们概括提出了“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或是理论范式)。首先，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及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怎样保持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思考——在不同的文化和信仰间，是否存在着“生态平衡”的机制，以及怎样保持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生态平衡。其次，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维空间。在一定的意义上，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最重要或者说是处于核心的部分。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人类生活或者说人类社会将是不完整的，人将丧失对永恒的追求和终极的关怀。二是由于人类社会多元文化所决定，人类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正是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各种不同宗教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中相生并存，这是人类历史自然形成的。这种多种宗教相生并存的状况，表现了宗教信仰的生态平衡。

提出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并不排斥某一宗教在某一地区、国家占主导或是统治的地位，如基督教在欧美国家和地区，伊斯兰教在中东和中亚地区，佛教在东南亚国家等，而是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不能以某种强势文化、单一宗教代替或是消灭各个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形成“文明的冲突”。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中，由于宗教自身所具有的扩张性，以及政治、领土和民族等因素，曾经发生过惨烈的宗教冲突与战争。也正是由于对宗教冲突的反思，才有了宗教对话的提出。宗教信仰生态平衡的概念正是要求不同宗教之间进行对话与交流，最后达到和睦共处、相互包容的目的。

(二)多神信仰与儒家文化提供了多元宗教相融并存的思想基础

从前面有关云南宗教的叙述中，已经看到云南宗教依次而生的情况，正是原始宗教的泛神论和多神信仰，为以后其他宗教的传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人们的观念中，既然有林林总总的各种神灵，那么再多一些新的其他神灵，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种思想和观念，使多神论的道教和佛教很快融为一体，也为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一神教提供了信仰上宽容的空间。

宗教信仰上的多元化，有一个基础性的思想整合着不同元素的信仰内容，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天命观”、“和而不同”等观念。儒家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点是对天命的信仰，相信上天是人类包括宇宙最后的主宰力量，由此衍生出“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对了解上天愿望、窥探天命的各种巫术、祭祀的宽容。而儒家“和而不同”的主张和观念，对于宽容和融合不同的文化或宗教信仰，显现了华夏民族早熟、理性和开放的思想及心态，为融合不同类型的文化与信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宗教生态平衡有利于抵御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渗透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9·11”事件标志着20世纪作为意识形态冲突世纪的结束，以及从文化和宗教信仰角度自我界定时代的到来。也有人称:“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10]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宗教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的核心价值观，开始上升成为影响国家关系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现有的研究已经说明，宗教主要是通过世界观与国际舆论、群体认同与身份建构、行为和体制合法性来源、跨国/跨界宗教现象和运动等路径影响国家关系和国家安全。与此相联系，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活动，呈现出强烈的进攻态势。如何应对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渗透对我国家关系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已经成为我国处理内政外交的重要考量。

目前，我们抵御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渗透的工作多为防范、堵截，基本上属于被动防御。如何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宗教信仰资源，形成文化生态平衡、宗教生态平衡，抵御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渗透，制约基督教的不正常发展，不仅研究不够，而且还存在着若干思想上的禁锢。对此，牟钟鉴先生提出:“要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使之各得其所。中国传统信仰是有深层根基的，它一直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给它宽松的环境，适当加以引导，便可顺利成长。信仰的力量需要信仰的力量加以平衡，政治力量的过分介入，往往发生负面效应而不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上是统一的，而在信仰文化上一定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种健康的民间信仰，都应有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间，不可能互相取代，而要彼此尊重。”^[11]牟钟鉴先生的论述一语破的，发人深省。

(王爱国，云南省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注释】

[1]杨振宁:《什么是创新》，原载2008年9月4日《光明日报》，见2008年第21期《新华文摘》，第138页。

[2]〔美〕杨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3]李亦园:《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4]牟钟鉴:《从比较宗教学的视野看中国宗教文化模式》，载《中国宗教学》第3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5]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载《中国民族报》2006年5月16日;《宗教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潘光旦:《文化的生物学观》(1930)，载《人文史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初版。

[7]陈晓毅:《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8]原载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论丛《宗教与民族》第四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后收入笔者的专著《多元文化中的云南宗教》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9]关于地理环境对云南多元文化的影响，参见王声跃等《论云南文化的生成环境》，《玉溪师范学院学报》第19卷，2003年第3期。

[10]以上引自徐以骅、刘骞《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11]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载《中国民族报》2006年5月16日;《宗教探索》，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