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赐我天书 陈福康
近日，数次接奉周汝昌先生来鸿，直如天降之喜。而函笺字迹，奇谲难辨，友人传观，咸谓“夭书”。我自视同珍宝，什袭藏之。
先生乃当今学界名宿，我景仰已久，但自知浅薄，不敢有渎清神。去年为茅盾逝世二十周年，一日，忽于报端拜读先生《茅公风范》一文，感动至深。而该文一开头，却写到茅公挚友郑振铎：“我与郑先生幸存一面之缘，然缘甚浅，还未及深交，他不幸出国而遭空难，这对中华文化是一个无可形容的损失。从他逝去以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同类型的）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先生对郑公的评价，精辟之至，深获我心，当今小儒实不足与语。同时，我又发觉文中关于郑公同机空难的人，有误记之处。因没有先生的住址，我便给报社写了一信。过了三四个月，又在报端读到先生一文，开头就说：“近来常乘兴信笔写写怀念故交的小文，据说还有读者。惟年衰神衰，也不免记忆小误，如上次写《茅公风范》，就把李世芳、小麻菇的遇难之年月‘安排’错了位。幸有读者向报刊编辑先生纠正，实深感切。”这次，我实在抑不住崇敬之情，打听到地址，便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便喜奉回函。一看之下，惊异不已：字体甚大，但相重相委，如同天方奇书。我反复辨认，像文物专家考释古文，方基本读懂大意，不禁心潮澎湃。
其实，原先我已听说先生目力不济，所以信中问他平时如何写作，写时如何查引资料；但仍未想到经常发表力作的先生，写字竟已困难到如此程度！一个耄耋半盲老翁，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竟“又积数百万字”，其“毅力功夫”，其奉献精神，何等动人！他还关心后学，亲自给读者写信，又多么难能可贵！
我信上顺便提及，最近出了一本拙著《井中奇书考》，很想寄呈请教，就怕先生阅读有困难。先生却表示“极感兴趣”。因此我就赶紧寄去了。未久，又收到先生第二封来信。这次我看不懂的地方更多，而且是很关键的对我赐教的内容，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能请教先生的“女儿助手”了。真令我感激，周大姐在百忙中帮我用电脑打印了出来。今不敢独享，与读者共研赏。
福康先生青鉴：
七日惠札今日拜收。前承纠误，不及专复，致歉。今又不弃赐函，益以奖饰，惭感（感在知音）交并矣。我仅右目有一半视力（左目医疗事故全盲），自七四年以来坚持写作，又积数百万字，全凭毅力“功夫”——拙稿字迹，即如此纸情况。女儿助手电脑打出，不能校核付诸报刊，更是“听天由命”之事了，可叹亦可笑也。承问引文，大抵凭记忆，个别查找，困难万状！是以“引文”常非“原文”，被人哂诮，亦无可奈何。所示尊著井中奇书，极感兴趣，请即贺惠，纵不能全读，亦可抽看（缓缓积累），必当获益无量。拙文不但错多，也时遭斧削（编者只要明哲保身）。匆匆不成书简。敬颂
秋祺！
辛已八月廿二夜育人周汝昌
福康先生左右：
收到惠札赠书，大为高兴。一看开头就对味。从河图洛书说起，太好了（有一付印待出的拙著，讲书法，恰亦从此说起）。这就是史家的本色。拙意以为，虽伏、尧、禹三说不同，但不能因此即判其渺茫难信，应解其旨是追溯中华文化之源头（之一种标志性事件）。我记忆清楚：旧日皆呼印章为“图书”，此点重要之至——透露了万年前古史的“消息”（今曰信息）。乃悟那是华夏最早的图像（洋话叫图腾）与原始文字符号；即最古的符玺也。此不渺茫荒诞。龙马神龟，乃后世“印纽”的影子。至于“九篇”“六篇”之说，盖欲切合《易经》阳九阴六之数，此当为汉儒之意念了。总之，开卷即欣喜。惟近来几乎每日收到学术文艺赠书，都要聆我“意见”（昨60万字小说，今30万字《老子》……）。这可真无法了。您别着急就行。“共同语言”定然大大有之也。先此致谢！开颂
研祺！
辛已九月初七楝亭生日(www.xing528.com)
周汝昌再拜
重阳节一日又接新书二种。
逐日冗乱之极，几乎不能奉复，简承之处，千祈多谅。又及。
陈福康著《井中奇书考》
信中有几处，我想说明一下。
“请即贺惠”的“贺”字，我也认出，但不懂意思。后查词典，旧时方术家谓锡为贺，盖以临贺所出之锡为美，故云；而“锡”字又通“赐”。“贺惠”大概就是“赐惠”吧。
“从河图洛书说起”，是指拙书《井中奇书考》的《引言》中提到：《易经·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指伏羲；而《礼记》孔疏则说尧受河图；《尸子》、《尚书》则又说禹受洛书。“可知，这个水中出书的奇事，早就连时间和当事人名字都说法不一，只能是渺渺茫茫的一个不可尽信的传说而已。”周老对拙书的说法不大赞成，提出了一些新颖深刻的观点，发前人所未发，令人深思。
“楝亭”，即曹寅，曹雪芹祖父。仅从“楝亭生日”数字，亦可见周老沉醉于红学有多深！
至于“您别着急就行”，那是针对我信上说的希望先生对拙作多多批评的请求。其实，我的心情极为矛盾：既极盼先生赐教，又担心影响先生的研究和写作；还既非常希望能更多地读到先生的文章著作，但又祈愿先生多多休息，别累坏了。
我非常庆幸先生有贤女为助手。对周大姐（我尚不知她的大名）我作为一个先生的崇敬者，满怀感激之情。我不禁联想到史学大师陈寅恪不幸失明后，在秘书黄萱的帮助下（我对黄女士也充满敬意），撰写了《柳如是别传》等皇皇巨著，为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那么，汝昌先生在一目半盲的状况下，亲自执笔，宛如“天书”，而由女儿打字，竟写出数百万学术文字，难道不又是一个奇迹吗？这种献身学术服务人民的劳动精神，是多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啊！
2002年01月11日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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