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曾相识周汝昌：红学论争实录

周汝昌与红学论争　王畅

一

2006年4月，梁归智先生巨著《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出版，这大概要算是我国的第一部红学家的传记。这一部传记的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因为红学作为一门专学乃至显学，是伴随着其中无数的谜团与无休无止的论争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可以说，迄今为止的红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红学论争史。而红学的论争，又有与其他学科迥异的特殊性，那就是绝大多数长期论争的问题，都没有能够得出公认的、统一的意见或结论。在这种众多的问题与长期的论争中，周汝昌先生大都置身其内。也就是说，周汝昌先生几乎一生始终处于红学论争的漩涡之中，他或者是论争的参与者，或者成为论争的对象。正像梁归智先生在这部传记的“写传缘起”中所说，周汝昌既成了红学界“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周汝昌先生一生“为芹辛苦为芹忙”，却不免“遍体鳞伤”，而又终生不悔，那“悲情”也带有一种豪壮之慨。

1998年11月，全国“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与“《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周汝昌先生八十华诞暨周汝昌先生研红五十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梁归智先生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中记述此会，首先提到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推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一套共六种，其中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第一章“引论”中开门见山提出：“‘红楼梦现象’是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象，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理解曹雪芹的这部伟著，离开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弄不清的。”梁归智指出：“这就十分明确地把《红楼梦新证》终极的研究目标即文化品位标举出来，并特别论及‘雪芹与庄子’的渊源”，又“将笔者（梁归智）关于曹雪芹与庄周作比较之十点异同的意见，以及辰戈（王畅）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以此为契机，1998年11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13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代表宣读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朱一玄（南开大学教授）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亦到会祝贺”。在介绍了大会的盛况之后，他又说：“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梁先生在这里既然提到我，我就想到用周汝昌先生写于此会前后的两首诗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形。第一首诗已刊发于《诗刊》1999年第4期，诗题为《王畅兄来晤语及为余纪念治红五十周年之至意感而赋诗》，诗写于“戊寅三月”，即1998年3月。诗曰：

1998年王畅与周汝昌合影于北京深秋

回眸五十费年华，惭愧人称红学家。遍体鳞伤还是我，一心横霸岂由他。入宮见妒非描黛，依阁相怜似枕霞。此日叨蒙为盛会，感深知己聚天涯。

周先生会前的境遇与心态，于此可见一斑。第二首诗已刊发于《红楼》1999年第2期，诗题为《读贵州〈红楼〉新一期赋谢韩、王、梅诸君子》，诗题“注”曰：“韩、王、梅：指韩进廉教授、王畅研究员、梅玫主编”。诗写于“己卯二月”，即1999年2月。诗曰：

大会京华事可思，凤鸣楼傍雪芹祠。八方士女缘千里，十月风云献百知。反正人瞻空际字（原注：巨球高悬大字），让贤书寄海西诗（原注：为策纵教授）。新刊也与丰碑似，贵岭梅花力主持。

诗“注”中谓“巨球高悬大字”，指会场外高悬蓝天的彩色大气球的缎带上所写的标语，其中有两条应在此明示：

“百家争鸣，求同存异，促进红学界大团结！”

“端正学风，拨乱反正，还红学以学！”

这两条标语的内容、含意，与会人士以及当时的红学界中人都当会深有所感。所感者何？是与本文之题目《周汝昌与红学论争》密切相关。另一诗“注”谓“为策纵教授”，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被称为红学界东西方“两周”之一的“西周”周策纵先生，为祝“东周”周汝昌先生八十寿辰所写的贺诗，因为梁归智先生在《传》中已全文引录了周策纵先生写给我的信以及委托我转达周汝昌先生的贺诗，故此处不再赘引。

二

红学本应属于圣洁的学术研究殿堂。但是，正像其他社会科学类学术研究领域一样，从历史上看，它们也常常不免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其中也包括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学术研究中或多或少地渗入非学术的成分。这种情况在我国的红学界特别是近五十余年来的红学界尤其突出。我们在考察周汝昌与红学论争问题时，不能不特别指出这一点。

前不久，周汝昌先生在一篇短文（《〈江宁织造与曹家〉序言》）中，谈到一件往事时写道：“在此，不妨讲一下被人误会、轻蔑乃至反对的所谓‘考证’的治《红》研芹的问题——拙著《红楼梦新证》于1953年秋问世后，受人注目的一个小小‘考证’乃是考出曹寅有弟，实名曹宣（而非曹宜）。宣北音犯帝讳‘玄’，有同声之嫌，方又改名‘荃’。这‘宣’的考证先受讥嘲，而后获证实，群以为‘佳话’。然而，评者只对‘幸而言中’称奇，却罕言这不止是一个名字的辨判之问题，而更是考明雪芹并非寅之嫡孙，实乃寅弟宣之四子过继与寅而后生的‘假子真孙’。——而且，由此方能谈得到曹雪芹实际生卒年月的确定。这是何等不容不思不议的大课题？空赞‘宣’之发现，又贬之为这种‘方法’不可多用，云云，岂为真知治学之苦心与有益于学人乎？”这说的是《红楼梦新证》出版之后，因书中第二章“人物考”第二节“曹宜曹宣”的内容，于六十年代初所引发的一场争论。对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所记曹玺之子曹寅、曹宜两兄弟，周先生经过考证认为，曹寅的胞弟即字子猷，号筠石的人，名字应是曹宣而不是曹宜，正像字子清，号荔轩的曹寅，其名、字出自《书经·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一样，字子猷的曹宣之名、字出自《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猷，考慎其相。”但宣字在康、乾时期因与康熙皇帝之名玄烨之玄字音通，故避讳而改为荃，如此曹荃即曹宣之改名。而曹宜是曹玺之兄曹尔正之子，是曹寅年幼的堂弟而非其胞弟。因宣、宜二字在书写中极易混淆，故对于大都认为字子猷号筠石者即曹宜的看法，特别是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曹玺之子为寅、宜的记载提出质疑。当时周先生的这一考证遭到很多人的“轻蔑”与“讥嘲”，然而后来发现的清宫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证实了周先生的考证完全正确。照说，至此论争应该结束，但当时却少有对于周先生的考证之功（或者应该说是功力）予以客观、公正的首肯者，倒是仍有一些“不必再追究曹宣一名”而“直截了当用曹荃一名算了”，“似无……另行假设有一‘曹宣’为其（寅）亲兄弟之必要”之类的不予认同的曲辩之论。而周先生于近五十年后的今天“旧话重提”，其感慨之深实因非只一端。即如今天红学界再无疑义的曹雪芹家的旗籍，人人皆知为“内务府包衣旗人”，而不是汉军。但当初周汝昌先生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公布这一考证新见时，连大名鼎鼎的俞平伯先生都不予认可，说这是“周君标新立异”，曹雪芹家还是“汉军”。(www.xing528.com)

周汝昌赠王畅诗：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更有曹红新考辩，伪儒陋士尽低头。

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之争又是一例。1921年，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并据清代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知道曹雪芹上六世祖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至193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在《故宫周刊》上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据尤侗在《松茨诗稿序》中说，好友曹寅推荐其“乃兄”丰润曹鋡（字冲谷，号松茨）的诗稿请他作序，他在《序》中写道：“信乎兄弟（指曹寅与曹鋡）擅场，皆邺下（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之后劲也。”又说：“予既交冲谷，知为丰润人。”李文得出结论说：“观此则知寅与河北丰润之曹冲谷为同族兄弟也。”李玄伯提出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后，至1947年底北京《新民报》、青岛《民言报晚刊》分别有“守常”、“萍踪”谈曹雪芹籍贯二文，都说“雪芹上世本为丰润人”，而认为“其称沈阳，殆为寄籍。”再至1951年，上海《亦报》连载余仓《曹雪芹》一文，重倡曹雪芹祖籍“丰润说”。这就是说，自李玄伯提出“丰润说”之后，二十年来有重倡而无异议。到了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出版，书中第三章“籍贯出身”第一节“丰润县人”，通过曹寅在《楝亭诗钞》中所写关于丰润曹鈖、曹鋡兄弟的诗，记述曹寅自幼即与曹鋡兄弟在丰润曹家一起读书一起玩耍，对丰润曹家的松茨园、庭院树木等都极熟悉，并称丰润曹氏兄弟为“连枝”、为“骨肉”，呼曹鈖为“二兄”、曹鋡为“四兄”，以及通过对尤侗《松茨诗稿序》中“阿奴火攻”典故的分析，明确提出曹雪芹祖籍为河北丰润，从此确立了“丰润说”。此后《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均取此说，至今犹然。

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并非周汝昌先生首创，但在他之前，所据仅限于尤侗《松茨诗稿序》。而周汝昌先生在此基础上，从曹寅的诗文著述中找到了非只一条的证据，这才使“丰润说”得以确立，这就不能不说是周汝昌先生的特殊贡献了。当然，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也还存在不够完备不够严密的地方，故此仍然出现争论也是完全正常的。

1957年，《文学遗产增刊》第五辑发表署名“贾宜之”的文章，题为《曹雪芹的祖籍不是丰润》，文中根据丰润《浭阳曹氏族谱》中没有关于曹雪芹上世曹锡远、曹振彦等人的记载，以及他对曹寅有关诗文的不同理解，不赞同周汝昌先生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而他又据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提出的嘉庆《山西通志》、《大同府志》中关于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奉天辽阳人”的记载，提出：“辽阳者，其雪芹之祖籍也。”尽管文中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但贾宜之却是在曹雪芹祖籍问题上第一位不同意“丰润说”而又首倡“辽阳说”的人。

1963年，因为一部新发现的《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中记载着曹雪芹上世曹锡远一支“六世”11人的名字，引起红学界关注。至七十年代末，又有人发现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和《重建玉皇庙碑》的碑阴题名中，有雪芹高祖曹振彦的名字，另有一块《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碑阴题名中有《五庆堂谱》上的曹得先、曹得选等人的名字，这就是当时引人注目的“辽阳三碑”。以上两种文物资料对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研究的价值亟待评估。

冯其庸先生以《五庆堂谱》和“辽阳三碑”为主证，于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倡导“辽阳说”。这是一部在1953年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出版27年之后，确立了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重要著作。

《五庆堂谱》是清代同治末年曹氏惠庆、溥庆、荣庆、积庆、裕庆等“五庆”兄弟重修的手写曹氏宗谱，该谱修成当在光绪年间即1875年以后。而作为《五庆堂谱》重修根据的“老谱”《辽东曹氏宗谱》，是清顺治十八年（1661）曹士琦，士珣兄弟所修。谱中所记该曹族始祖曹良臣为明初名臣，封宣宁侯、安国公，有三子：泰、义、俊，俊五子：昇、仁、礼、智、信，此谱所记“三房”“礼”下一支较详，曹士琦与晚他五辈的“五庆”兄弟都是曹礼的后人，可知“老谱”与“五庆”新谱，都是“礼”下一支人所修。而此谱却在“四房”“智”下，空白五世突然记入曹锡远以下六世11人的名字。根据冯其庸先生的考证，《五庆堂谱》所记的第一世始祖曹良臣和二世曹泰、曹义都是“撰谱人‘强拉入谱’或‘讹传窜入’的”，冯先生认为该谱所记的“真正的始祖是曹俊”。其实，该谱所记的“礼”字辈及以上各世，都存在很多问题，可以说错乱不堪。但冯先生认为谱中所记“二世”中的曹义也属“强拉入谱”，却需讨论。曹义也是明代名臣，江苏仪真人，因征辽东有功，封丰润伯，世袭。他的世系有可靠资料记载，故与曹良臣、曹泰绝无关系。《五庆堂谱》中收入曹士琦写于顺治十八年的《辽东曹氏宗谱叙言》中说，他家的原谱因“失遗兵火中，从前世系宗支，茫然莫记。犹幸封润伯处全谱尚存，不意未及缮录”，而在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叔丰润伯匡治及兄勋卫鼎盛俱尽忠死难，而家乘益无征焉。”如果曹义是被“强拉入谱”作祖先的，那么传至第11世曹士琦时，他绝不会还想到找曹义之后已传至第10世的“叔父”丰润伯曹匡治处，借阅他家“尚存”的“全谱”，以作重修自家宗谱的依据的。这充分说明“五庆”曹族与丰润伯曹义一支为同一宗支曹族，其出关前的籍贯也定与扬州仪真有关。

冯先生认为曹俊是“五庆”曹族真正的入辽之“始祖”，而曹士琦《辽东曹氏宗谱叙言》记述曹俊“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那么这个曹俊应该是沈阳人，其后直至第10世曹仁先、曹礼先等都“世居沈阳”。曹俊后人虽可能有分居辽阳的，但“五庆”曹族入关前实为沈阳曹族而非辽阳曹族。而冯先生根据一块辽阳孙氏“圹记”中提到的曹俊为辽阳人，就把这个曹俊与《五庆堂谱》中的曹俊看作同一个人，由此而把“五庆”曹族的祖籍“考证”成辽阳人，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对于该谱记入曹锡远一支的问题，首先，该谱先祖昇、仁、礼、智、信五兄弟的排名就有疑问，有没有“智”这么一个人还成问题，而“礼”字辈后人编修的宗谱却在“智”字后空白五世而记入曹锡远一支，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呢？其次，曹锡远一支五世11人已载入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入该谱的人都是有官职身份的人，而曹锡远一支仅此五世就远不止这11个人，但《五庆堂谱》记入的比《通谱》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所载11人的职分、事例，也无一超出《通谱》范围，少有的“异文”，又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这些错误已被不少红学家指出，如传代的嫡嗣关系，已知名而缺漏的曹寅、曹荃等人的子女，人物诰命封赠的讹错等。这就让人想到，《五庆堂谱》把丰润曹族的曹邦一支也“强拉入谱”，只因曹邦曾任“户部尼堪启心郎”的官职，且同样也是已经载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而仅有的“异文”，也像曹锡远一支记述的错误一样，说明修谱者除去无知臆改之外，没有任何《通谱》之外的可信材料作依据。试想，连始祖都可以编造而“强拉入谱”的修谱者，同样把不相干的曹锡远一支与曹邦一支“强拉入谱”，这就并不奇怪了。

再说“辽阳三碑”。1621年，后金攻陷沈阳后跟着又陷辽阳。并定议在辽阳建都。曹锡远一家在沈阳陷落后作了金人俘虏，遂被金兵带到辽阳，于是曹振彦来到辽阳，之后还在辽阳做了“教官”。《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和《重建玉皇庙碑》都是后金皇帝努尔哈赤诏旨“敕建”，并都于后金天聪四年（1630）建成。建碑资费由王府贝勒、皇上侍臣等臣民议出，所以两碑碑阴所列捐资的题名人，许多都是后金皇帝的文武侍臣，这些人并非都是辽阳人，其中有辽东开原人、锦州人、铁岭人，也有辽东以外的人（如鲍承先为山西应州人）等等，所以，以辽阳之碑的碑阴题名之人而判定其上世籍贯为辽阳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因二碑碑阴有曹振彦题名而判定其祖籍为辽阳也是需要讨论的。当然，在《山西通志》与《浙江通志》中，曹振彦的籍贯确实记为“奉天辽阳人”，但这和曹锡远一族的祖籍是两回事。在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康熙《江宁府志》记其“宦沈阳，遂家焉”；而《皇朝通志》记曹振彦之子曹玺也是“世居沈阳地方”。再看曹玺之子曹寅，官修的《清史稿》“文苑传”和“李锴附传”均记为“世居沈阳”，《八旗艺文编目》也记为“世居沈阳”。所不同的是，康熙《上元县志》记曹玺上世“著籍襄平”。《施愚山先生全集·诗集》、蒋景祁《瑶华集》二书记曹寅籍贯为“长白”，韩菼《有怀堂文稿》称曹寅籍贯为“三韩”，曹寅在《楝亭诗钞》、《楝亭书目》中都自署为“千山”。考襄平、长白、三韩、千山等，实际都是泛指辽东，并非指沈阳、辽阳等某一具体地点。“襄平”，古代曾为县、郡、国，治所有很大变化，如《水经注》卷14就把辽阳与襄平两县分列并提，说明当时辽阳与襄平不是同一个地方。另据《盛京疆域考》称：“元魏襄平，今锦县境”就是说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襄平，在今天的锦州境地。这说明，襄平治所历史上虽曾在辽阳，但襄平之名不能与辽阳画等号。而且“襄平”作为地名，魏晋以后，已废弃不用。至清代人而沿用魏晋以前的古地名，其意决非仅指某一具体城市，而为泛指。这有《尚史》一书作者、铁岭人李锴自署里籍为“襄平”以及原居开原，继迁抚顺的佟养真族子佟卜年自称“襄平先生”等例可作证明。那么，为什么独有曹振彦记为“奉天辽阳”呢？那是因为曹振彦实为“辽阳生员”，并曾在辽阳做过“教官”，他在变动不居的家世署籍中自报“奉天辽阳人”，自有其道理，但这不能说明曹雪芹上世一族祖籍即是辽阳。

此后，“丰润说”提出“灵寿—南昌—丰润—铁岭—沈阳—辽阳—沈阳—北京”这样一条曹雪芹上世籍贯演变的沿革图，其中包含了曹振彦曾落籍辽阳这样一个阶段。而“辽阳说”对于“世居沈阳”与“祖籍辽阳”的矛盾，以及既然不是沈阳或辽阳土著，雪芹曹族究从何处迁来，都还不甚了了，那“辽阳说”又如何能成“定论”？但“辽阳说”在与“丰润说”进行论争中，不仅反复宣称自己“已成定论”，“证据确凿，无可置疑”，“有三碑为证，虽百世不可移也”，而且在对“丰润说”的驳难中，用了许多非论辩性、非学术性的语言，诸如说“曹雪芹的家世不容篡改”，“丰润说一类的假考据尽管得逞一时风光一度，但我始终坚信它逃不脱‘捣鬼有术，但亦有限’的规律”，“但愿丰润曹之说仅仅是出于做傻事与做错事的‘自我分裂，知行歧出’吧”，说周汝昌先生论证的“丰润说”“不是考证”，是“假考证”，是“弄虚作假”，是“被邪气吞没了”等等。

其实，不仅“辽阳说”本身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就说嘲讽“丰润说”“不是考证”是“弄虚作假”的那位“大家”，在“考证”《五庆堂谱》收入的曹士琦《辽东曹氏宗谱叙言》中：“叔丰润伯匡治及兄勋卫鼎盛”这句话时，居然把与“丰润伯”一样本为职衔与封赠的“勋卫”，说成是与鼎盛并列的兄弟之名，成为“兄勋卫、鼎盛”，于是本为一人的鼎盛，一下子变成“勋卫、鼎盛”兄弟两人了。不仅如此，还是在曹士琦《辽东曹氏宗谱叙言》中，原来的“后因辽沈失陷，阖族播迁”之句，为了确立“辽阳说”的需要，居然被“校改”成“后因辽阳失陷，阖族播迁”了。请看，周汝昌先生与这位“大家”究竟是谁的考证“不是考证”，是“弄虚作假”呢？究竟是谁“捣鬼有术”，谁在“做傻事与做错事”呢？

三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首先以其内容的厚重和引用材料的丰富而具有震撼性”，是“新红学”的“一部真正有分量的红学大著作”，出版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巨大的轰动，好评如云。当时著名学者顾羡季先生有一首《木兰花慢》评周著《新证》说：“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这是把周著比作刘勰之作《文心雕龙》，司马迁著《史记》，郑玄笺注经书，具有文评、史证、笺注三者相融的功力。而对那些攻击嘲笑之声，词中痛予鄙斥。还有著名学者缪钺、谢国桢、牟润孙、梁仲华诸先生，均有诗、文对周著予以很高赞誉。客观地说，《红楼梦新证》乃是红学史上少有的经典著作。当然，这部书中的许多观点，不同学者可以有不同看法，展开争论固属正常。这部书也并非尽善尽美，予以指摘批评亦无不可。但是，以“不知妄说”、“不伦不类”、“张冠李戴”、“辗转稗贩”、“数典忘祖”等类语言对《红楼梦新证》进行评价，恐怕有失公允，偏颇太过了。对此，周先生感慨万千地写道：“顾词缪句抑何崇，人谓褒扬要至公。功罪自非由一口，西昆鼎盛义山穷。”

其他在有关脂砚斋、大观园、曹雪芹生卒年、曹雪芹生父、张家湾曹雪芹墓石等等问题的论争中，周汝昌先生都不仅仅是论争的一方，且常常是遭到围攻、谩骂甚至恫吓的一方。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先生生前，也遭遇过十分类似的情况。由此又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先生讲过的一句话：“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还令人想起一位哲人讲过的一句话：老鹰有时比麻雀飞得还低，但麻雀永远也达不到老鹰所能飞达的高度。在红学论争中，周汝昌先生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也受到讥嘲攻击，乃至“遍体鳞伤”，然而，尽管遭遇到很多而且很长时间的不公正对待，但在红学方面探研之广，之深，之独到，在红学界目前还很少有人可以与他相比肩。应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红学大家，他的功力之深与功绩之伟，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的红学泰斗。他在一篇题为《还红学以“学”》（尽管这篇文章也同样引起论争，同样被一些人攻击）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很应引起人们的冷静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