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从天津调来北京，到原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在承泽园张伯驹先生府上遇到一位不俗之客，那就是今天鼎鼎大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当时他正在燕大国文系读研究生。我们一见如故，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屈指算来已近半个世纪了。
汝昌先生别号很多，当时常用的是敏庵，本文即以“敏庵”称之。敏庵长我四岁，辞章功底很深，旧体诗词写得十分出色，却随写随弃，不大爱留底稿。书法从赵佶瘦金体化出，有人嫌他写得长胳膊长腿，其实别有一番韵趣，字里行间带有清新舒展的书卷气。当时我们经常围着燕园的未名湖兜圈子，边走边谈，一谈就几小时，有时竟忘记进餐时间。我们谈论涉及范围甚广，唯一不谈的反而是《红楼梦》。
敏庵是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生，他英文造诣之深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大学毕业的论文是把陆机的《文赋》译成英文，而在论文答辩会上，他却纵谈《文赋》写作的背景，陆机作赋的年代，以及《文赋》的版本和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娓娓如数家珍。会后一位美籍教授对他说：“你谈的内容够得上一篇博士论文，而你不过是个本科毕业生，真是奇迹！”敏庵自己说：“我学外文，旨在把国学介绍给欧美，而不是想学会外文去靠洋人吃饭。”前几年他在美国，还用英语做了一次关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学术报告，其外文的修养达到怎样的高度可想而知。但人们对此却知之甚少，我想这对敏庵来说是不公平的。
敏庵1952年从燕大研究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大学教翻译课。因他原籍天津，过不惯西南地区的生活，终于又调回北京，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作为“红学家”而驰誉海内外，是在他的《红楼梦新证》出版之后。久而久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红学家’桂冠是被人硬扣上的。其实我要做的事很多，一旦陷入‘红学’的泥淖，便再也拔不出腿来了。”我也逢人就说：“当今之世，被误认作‘红学家’者有两位。一位是先师俞平伯先生，直到他病逝前不久，还郑重声明他不是‘红学家’；另一位是周汝昌先生，他学问渊博的程度，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家’就能概括得了的。”例如敏庵对经史之娴熟，对卜筮之精研，对地理学考证之邃密(1994年9月，他在天津《今晚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考证他的出生地天津咸水沽，不在山东而在河北，便是一篇可读性极强的地理学专文），对古今诗词剖析鉴赏之精辟，皆有独到创新之见。敏庵说：“倘无十年浩劫，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考虑得再周到些，我保证可以著作等身。”他之所以同我交情久而弥笃，正因为我乃是一个什么“家”都不是的“万金油”式的知识分子。我们之所以有很多共同语言，正由于我们的研究方向不限于一隅一孔。可惜我志大才疏，对学问往往浅尝辄止，终于一事无成，不能与敏庵同日而语，只好自叹弗如。(www.xing528.com)
吴小如和周汝昌自题《红楼艺术》手迹
遗憾的是，敏庵从年轻时耳即失聪，如今不戴助听器即无法与人交谈。偏偏他晚年眼睛的视力又恶化了，排印本的书籍必须站在强烈的阳光下用两重放大镜才勉强读得下来。我给他写信，每个字至少要半寸见方他才能看得出；他的来信也是如此。前年我去拜访他，站在他眉睫之前他也没有认出我是谁。直到我大声疾呼：“我是吴小如！”他才从声音辨出我是他的老友，然后紧紧握住我的双手，久久不忍放开。
他目前住房虽不算狭窄，但他写作条件还很不理想。堂屋中一张半新的折叠桌，据他说，无论吃饭、写字、作文章以及做任何杂事，都靠这张桌子来为他“服务”，而我则毕竟还有一张书桌供我摊书铺纸。比起我来，其简陋之程度又差了一大截。
尽管如此，敏庵说，他除星期日外，每天写三四千字的文章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请不要忘记，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耳不聪目不明的老人。其才思固然敏捷，可是由于视力关系，他已很难翻检资料，披阅图书，因而大部分文字依据全凭当初头脑里记忆的东西。如此艰苦而犹如此勤奋，我不能不佩服他坚强的毅力，更歆羡他腹筒的渊博。同敏庵相比，我虽年龄稚于他，工作效率却大不如他。从精神体力上看，我已很难一气呵成写出超过两千字的文章。而每天伏案工作的时间，也很难一次超过两小时。如果为了钻研问题而查找资料，往往旷日费时而一无所得。我认为，无论从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两方面来看，我都不如敏庵这样老当益壮。不管他承认与否，作为“红学家”，他已写成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专著达十四五种之多，未搜集成编的单篇学术论文还不算在内。这正是他精力弥漫、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的体现。从周汝昌先生身上，我看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和好学的勤奋，实在值得我虚心学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