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年来写些不三不四的零篇断简，几乎都是先有意，后拟题，写完，找个地方，希望能得主编大人青眼，从而能与读者见面，并换得稿酬。这一次却例外，是编辑大人登门订货，言明要介绍周汝昌先生。订这样的货，自然是因为：其一，周先生是“红”人；其二，我同周先生交往不少。过去，我是几乎不写熟人中的名人的，原因之大者是轻了不是，重了不是，难于下口；小者是，多疑的人会以为，文章之能够变成铅字，是借了名人的光。我虽然被动排行第九，却还有一点点自尊心。这一次答应写，有个来自周先生的缘由。查尚未送往纸篓的旧信，得周先生一封，是庚午年底所写（只知是年底，因为周先生目不见舆薪，信尾的时间写在纸外，开头有“年底冗甚”之语）。信分三组，后两组是即兴追加之笔，曰“又赘”“三赘”。三赘云：“味（案《红楼梦》开头有‘谁解其中味’之句，周先生说他解，所以别署‘解味’）于佚老（案我慕懒散，尝取《庄子》‘佚我以老’之义，别署‘佚’）之文，反响热烈。佚老于拙著，一语亦不肯赐评。可知佚老‘天平上’味文乃真‘高’——高高翘起的高也，呵呵！”这是提出严重抗议。我复信申辩，说一言不发，是因为太专，钻不进去；太重，扛不起来。总之还是没写。但心有所歉是一直记得，这次有人提起，等于帮周先生之腔，当然以顺水推舟为是。这是说，决定写。写什么呢？还是不能写太专太重的，原因，说句狂妄的话，不是隔行如隔山，是，正如周先生信中所说，我“于古物，是倾向于怀疑派”，“压良为贱，失于交臂”。周先生在红学范围内所论，少数是古物，多数是古事。古物，手可触，目可见，由疑古玄同之流看来，怀疑的度数还可以低；至于古事，目不能见，手不能触，怀疑的度数就非高不可。直截了当地说，对于周先生的有些设想，如脂砚斋为小说中之史湘云，后续四十回有政治来由之类，我总觉得，能够摧毁相反意见的理据还少一些。可是深入谈这些，那就非万言书所能容纳，也就只好躲开。这是仍不想谈周先生多种大著（包括注或论旧诗词的）的理由之一。还有之二，我诌文，总是愿意通过言志而载道，用新语说是想有教育意义。就周先生说，我觉得，介绍为人，教育意义会更为明显，所以这里决定不谈红学而谈为人。计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六朝气、二是有书痴气，这都不必长篇大论，所以标题为“三言两语”。
张中行题周汝昌《红楼梦新证》(www.xing528.com)
不记得是谁的诗，说“两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为什么六朝人物可爱？浅说是不造作，深说是率真。这像是容易，其实不然，因此必须具有抗俗见的力量。举极其微末的为例，惯于在长街摇摇摆摆的，男士，有西服而不穿，女士，有金项链而不戴，千人中能找出几个呢？这是说外。内就分别更大，仍用比喻说明，一般人的胸皮是铁做的，心怎么样，不让人看见；六朝人物的胸皮是玻璃做的，即使心有病，也不怕人看见。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周先生，能否编入六朝人物之队，不好说，但确是有六朝气。这气的表现是不拘谨，纯任自然。以近在手边的书札为例，纸都是案头抓来的，有些背面还印着文字，如果是两三纸，经常大小不一样。内容就更随便，够得上想起什么是什么，比如提到我的拙作，既有吹捧上天的话，也有不以为然的种种。信中还经常即兴赋诗，据说向来不存稿。有一次，又有信和诗来，过了几天，他女儿来，谈到她母亲的病情，一算，写信和诗的那个上午，正是他老伴在协和医院割治什么重病的时候，记得当时我慨叹说：“这不只是六朝气，简直上升为庄子，准备鼓盆而歌了”。
篇幅有限，不再多说六朝，转为说书痴的痴，或说读和写的勤奋。周先生的身体尚可，只是耳和目配不上。我也是耳不聪，目不明，可是与周先生相比，还可以考个中游，甚至上游。且说他的下游，是耳不能闻雷声；目呢，不要说秋毫之末，就是舆薪也看不清。我体谅老友的苦难，写信总是八开稿纸，写罗汉豆那样大的字。回信说，还是“用双放大镜拜诵”云云。我私下忖度，像这样的目力，总当书置之高阁，不再亲笔砚了吧？而实况却正好相反，他读得很多，写得很多，经常是过不很久，一本新书又送来。实事求是地说，读，写，我也不算太懒，可是我有中上游的目，可以不借助各种镜而查看《辞源》合订本，所以与周先生相比，我是安逸，他是坚忍，何况成就还有天渊之别，所以只能惭愧了。惭愧是己身的事，取古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之义，想说句奢望的话，广大的耳聪目明的“民吾同胞”们，包括与书有交往和无交往的，如果都能从周先生那里吸收点动力，则算整体之账，社会效益总当不是小数目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