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渔业大王黄振世：风范千秋

上海滩渔业大王黄振世

胡纪祥

黄振世先生，1900年出生在宁波市鄞县塘溪乡东陶岙，父亲耕作之余，还为人酿酒，兄弟姊妹九人，长成者仅有三人。黄振世5岁上山樵牧，9岁丧父，从乡下到宁波半边街谋生，依次在忻、郭、陈、李四家做童仆。16岁由李家主人带到上海，在鼎新汉庄等商行充当侍役。1918年重到上海，辗转在几家海味行干些厨司替工、仓库送货之类的临时性杂役。22岁进日商泰新洋行担任理货工，工资微薄，但额外收入丰厚，除20%回扣外，每船东洋鱼卸完，可以扫集残留垃圾盐五六百担，连同头尾碎鱼，“外快”不下千元。一干9年，积蓄银达30000元（时价一石米只5元）。手头有钱，把家从浦东烂泥渡臭河浜迁到南市中华路。

1928年投拜黄金荣门下，开始与上海滩黑社会势力合作。上海人称他是“白相人中的生意人，生意人中的白相人”。他身跨青、洪两帮，但又与青、洪帮头子有区别。他从事正当工商业，不开赌场，不贩鸦片，私生活比较洁身自好，以不赚昧心钱、不干丧天害理的非法勾当自律。在20世纪30年代由发迹而腾飞，时来运转，腰缠万贯，先后独资和合股建立的企业近百家，包括房地产、保险、金融、渔业、纺织、机械、制药、运输、搪瓷、煤球、印刷、铸字、酒楼、剧场、舞厅等门类。较著名的有利民银行、元赉钱庄、国泰舞厅、银门剧场、皇后大戏院、鸿运楼酒家、南华燕云楼、冶丰、公大、升昌、源利等鱼行十余家，光华煤球厂、华南煤球厂、义昌棉织厂、大华机器厂等等。孤岛时期他倾注心力最多的有中国渔业公司、中国渔业银行、汉利造醋厂、人福土产公司、宝昌轮船公司等。

黄振世进入黄金荣之门，与各界头面人物义结金兰称兄道弟，又自己成立“振社”，广收门徒千余名，他所组织的“振社”与黄金荣的“忠信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他把兄弟与徒子徒孙散布到各行各业，触角遍伸社会各个部门，自党政军、农工商以至租界捕探头目之中，都有他的“自家人”，因此左右逢源无路不通。顶峰时期，俨然“上海闻人”，鱼行同业、煤球厂公会等25个社会团体聘他挂衔当董事长、执行委员，连孤儿院、四明公所、普善山庄等慈善团体也不例外。宁社举办集团结婚，他担任过60届证婚人。

成长于穷乡僻壤东陶岙的黄振世，发迹后不忘回报故乡。他博施济众，同情劳苦，有求必应。20岁就设想修筑家乡公路和塘坝，在大嵩江建桥设闸。20世纪30年代曾在管江试办织布厂，并办起一家医院。为方便乡亲通信汇兑，他又邀集旅沪同乡，组织大咸乡谊社。进入宁波旅沪同乡会后，颇受同乡信任，同乡会换届选举，他渐渐掌握相当实权。1935年4月，鄞县咸祥人朱绣芳（朱孟荃）等人发起创办《中南日报》，时任上海水鲜行业同业公会总干事、振社负责人的黄振世赞助资金。1940年，家乡荒年，他向贫困人家赈灾大米几十石。1947年9月，黄振世老家东陶岙乡亲张君武遗腹子张子玉被土匪“小雄鸡”绑架，索黄金30两，法币1000万元。张氏族人赴沪向黄振世、朱君襄等先生筹集资金。这时期黄振世先生事业已走下坡路，手头已无多余资金，为救张子玉，黄夫人二话没说摘下手上的宝石戒指以兑换金子。黄振世先生还亲赴宁波警察局刑事警察队长李子瑜处，联系救人事宜。张子玉被绑架一年零一天后终于被救回，至今尚健在的张子玉老人回忆这段往事，仍感激不已。

黄振世混迹黑帮，号称“南市黄金荣”，但对于重大问题，他能坚持正确立场，终身不失志节。民族存亡关头，爱国不后于人。九一八事变发生，毅然辞离日商洋行，积极投入禁销日货运动，追踪到浏河把日本渔轮偷运来的鱼浇上煤油。“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抗战支援前方，在南市参与组织抗日义勇队，抢运难民转移租界安置。上海沦陷后，从南市迁居法租界，发誓不与敌伪合作，拒绝汉奸卢英（原为换帖兄弟）等人诱降。为了对抗敌伪劫持的鱼市场，维持市民鱼货供应，筹组中法合资公司鱼市场，用500艘内河船、300艘外海船，分别与英、美、法、荷等国洋行挂钩从事捕捞。1938年8月1日起恢复停泊十六铺码头，固定在小东门供销鱼货。河鲜业中有人进行汉奸活动，他和金楚相用“血魂锄奸团”名义发传单、贴标语，写信严厉警告。徐笠衫、徐兆麟在沪干地下抗日工作，他给予掩护，最后营救脱险，连同电台、枪弹一并护送登轮离岸。

黄振世曾任渔业善后救济物资江苏省（包括上海市）分配委员会常委兼提领保管委员，负责从复兴岛提领价值巨额美金的联合国渔救物资。原来这批物资积压多年，在解放前才分配给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江苏（上海）各省市。其他各省经办人有盗卖得款潜逃出境的。唯有他把领来的物资全部堆存在外白渡桥东南的天潼路胜利仓库，保护完整，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即移交军管会接收。(www.xing528.com)

1949年12月3日江亚轮失事，第二天，宁波旅沪同乡会鉴于死难旅客中绝大多数为宁波六邑同乡，便立即组织成立“江亚惨案善后委员会”，以蒉延芳为主任，俞佐庭、黄振世为副主任，有委员32人，处理罹难者的打捞、认领、安葬、赔偿等各项事务。会下设立打捞、治丧、保管、总务、法律、检查、纠察各组。由蒉延芳、方椒伯、黄振世等发起，请求宁波同乡出钱出力，雇佣潜水员把两千多具尸体捞上岸，买两千多副棺木、两千多套寿衣。具体事务负责人黄振世、应斐章。会议议决认领尸体和遗物的手续以及其他各种办法。选定上海桃源路四明公所的空场地为摊放尸体处，以便于遇难家属认领。同月中旬宁波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展开相应的善后工作。

遇难家属连日聚集沪甬两地船埠和招商局门前，一时电信局电报业务猛增，超过平日十倍以上。街头人群焦急之状，号哭之声，不忍睹闻。12月5日下午5时，由招商局铁驳船二艘运到首批尸体200余具，在新开河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岸，转装卡车运至桃源路，由全副武装人员押送、监视。尸体运到尸场后，搜寻尸身遗物，经过登记，依次摊放候领。6日早晨开始，桃源路上人潮汹涌，认尸和看热闹的人把街上挤得水泄不通，路上但闻一片号啕声。在领尸过程中由于有具保手续，延长时间，引起亲属不满，责难善后会。后由黄振世出面负责排难解纷，简化手续，使尸场秩序好转。

1949年9月20日宁波遭蒋介石军队飞机大轰炸以后，宁波市人民政府动员宁波商会和各慈善机构，成立宁波市遭受匪机轰炸善后救济委员会。善后救济委员会成立后，即推派当时宁波商会的负责人金臻庠到上海开展募捐救济活动，黄振世等人也积极参加。这一劝募活动原定时间为一个月，后来由于各地宁波同乡和不少国际友人对捐助出乎预料的踊跃，活动时间持续2个月以上。其间，捐款者共7万余人，计人民币21.9288亿万元（折合当时市价可购大米75万公斤或黄金1000两左右），实物3万余件，包括粮食、衣被、帽袜、药品、金银首饰、黄金、美钞等等，并有银元6899元。1949年12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惨遭轰炸，救济委员会委派黄振世等人赴香港筹集救济款，通过奔走活动，大力呼吁，得到旅港宁波同乡的大力支持，劝募所得的款项也及时寄汇到上海。

新中国成立初期，黄振世先生曾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以“抗拒反动党团登记”罪被捕，判刑8年，1957年获释。后得旧友资助，办起小厂生产耳机。次年，“大跃进”运动高潮中被合并于宁波电讯器材厂，1959年被清除出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再次被逮捕，判处徒刑10年，无辜含冤重入囹圄，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狱中6年多，1975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集中清理原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的县级以上人员，仍在押者，一律宽大释放，并予安置。黄振世以曾任上海市参议员名分，比照同等县团级待遇，提前4年释放，回宁波。1980年经上海虹口区法院再审裁定，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晚年，黄振世先生被宁波市政协特邀为文史委员会委员，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文史资料，披露了诸如《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等鲜为人知的史实，真诚回顾了自己的一生。1983年1月25日，宁波市政治协商会议文史工作座谈会上，他就“爱国不分先后”之题发言，因情绪激动，心肌梗塞，不治逝世，终年八十有三。

黄振世先生只读过三个月私塾，在李家当童仆时，用主人儿女读过的课本学文化知识，到上海后不断刻苦自学。不但能写日常应用文，还能吟诗撰对联。晚年曾撰写回忆录《依然草堂笔记》，凡7卷，约50万字，并叫吴伟农、孙肇订正、标点。此回忆录记述亲身经历，上溯清末民初，中经军阀混战、八年抗日，风风雨雨以迄新中国成立前后，时间跨度极大。

黄振世先生事母至孝，时疫流行时，伸臂割肉救母命；待妻情深，妻病屎尿失禁，亲自洗换，侍候十个月。先生有三子三女，长子已故，余均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