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容：风范千秋-风范千秋

一代奇才　惊世四绝——大明遗民周容及其诗文书画

戴松岳

当我和文化界的一个朋友谈起想写写周容时，他诧异地问：“周容有什么成就？在宁波怎么没一点影响？”我说，这正是我想写他的原因。如果将明末清初的宁波著名文人作为标杆的话，那么在散文艺术上，他犹如全祖望一样在全国享有声誉。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以真情感动人们，周容的《芋老人传》则以哲思启迪学子，两者皆被收录中学教材；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上，在众星闪耀的清初浙东诗坛中，其成就和在全国的影响已超过当时的浙东文坛盟主李邺嗣；在书画艺术上，他可与同时代的“康熙四家”之首的书法大家姜宸英相媲美，其书画理论尤可称道。观其一生，其光明磊落之心、惊世骇俗之行可歌可泣，可敬可佩；观其才华，其诗、其文、其书、其画皆擅一时之选，可谓一代奇才，惊世四绝。

坎坷崎岖的人生

周容（1619-1679），字茂三，又字山。宁波府鄞县人。自幼聪慧，“十岁从家大人作制义，辄能离题而行，见者异之”（《滃洲上沈彤庵先生书》）。学使试其文章，文笔奇丽，文思敏捷，学使大为惊异，认为遇到了国士。少年时，周容已工于诗，他的作品被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予以激赏：“如独鸟呼春，九钟鸣霜，所见诗人，无及之者。”（全祖望《周征君墓幢铭》）正因为周容天生资质过人，使他在青年时便崭露头角，成为明朝诸生（秀才），弱冠之年即浪游三吴间，结识了像钱谦益那样的文坛巨擘。如果在和平的年代，他将在科举道路上循序而进，入仕登朝，成为封建时代典型的文人官员，然而，1644年的那一次社会鼎革，彻底改变了周容的人生轨迹，也使他的秉性、才华、人格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中尽情显露。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被摧毁后，清摄政王多尔衮认为天下大定了，遂于六月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六月初五，在接到清军攻占南京的捷报时，多尔衮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清世祖实录》卷十七）十五日谕礼部道：“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荒诞凶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了特别严酷的考验。这一次的考验之严酷在于没有选择，以往的胜朝遗民，或战或降，或进或退，还有个选择。这一次大不同了，隐也不是仕也不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黄宗羲在《两异人传》中曾揭示清初遗民生存环境的残酷：“秦虽暴，何至人人不能保有其身体发肤？即无桃花源，亦何往而不可避乎？”剃发令在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及生灵涂炭。而在江南，以知识分子为领袖和骨干的反抗斗争尤为突出。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悲壮的据城抗清81天，抗击清军数万人的伟大斗争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许重熙《江阴守城记》）的情况下爆发的。清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占领绍兴、宁波，宁波的遗民们便面临着留头与留发的选择。

27岁的周容在参加浙东抗清斗争、传檄讨敌的短暂生涯后，选择了剃度出家为僧的方式。这是清初遗民表示与新朝不合作却被清廷所默许的一种方式。方外，乃人间政治伦理之外，帝力之外，对此双方是有共识的。对于遗民，逃禅后可避免清廷的催迫应试及出仕，在客观上可抱节而终。于清廷而言，失去政治身份的僧人，即表示身处两种政权统治之外，既非明朝臣民，又非清廷子民。士人既然放弃明朝臣民的资格，即意味着与明室划清界线，这自然是一种屈服的表示。由于遗民与清廷对于忠于明室的标准不一、理解不同，造成两者对逃禅行为的接纳。这使一批心存救国的遗民有了表示志向的可能。就在这种选择中，周容来到青雷山剃度为僧。

青雷山位于东钱湖北岸，相传宋初一高僧云游四方，到青雷山时见其地绝佳，遂发愿要建寺院，数年后终于建成，因山而名为青雷寺，至南宋时，寺旁有了高、钱两姓居民，形成村庄，名高钱村。明代时，青雷寺的香火渐旺，其黑脸财神尤为灵验，湖南一商人如愿发财后，特从外地移来一棵杜英树种在寺边，青雷寺的香火为之更旺。但周容出家并非因为信奉佛教，只是一种不得已之举，为此他将薙发为僧时的头发葬入坟中，并撰《发冢铭》十篇以记其心路，其一云：

山周子值斯世而愿为僧。僧者，谓涤除烦恼而去其累也。身之累亦多矣，而介介于发，发之累人独重欤？人之始生，弥月薙发，自此以至总角，月必一。凡小儿闻薙发，但逃匿奔避。父母以果核饵之，犹号泣不前。岂真有痛苦哉？小儿天性未剥，恋于其同本而悲于其将离也。予幼时不然，见号泣奔匿者辄笑，就母怀索沫就薙，无少异。容能忍身而割恋，有僧道矣。丙戌（1646）七月之上十有四日，于青雷山薙发为僧，谋所以安是发。安之水乎？曰：发分精气，亦能有神。苟其流于海外诸岛，生祸福以受蛮夷之血食，不可。曰：为妖蛟灵鼍所得，借尔气魄以乱风雨，不可。安之火乎？曰：兵火互触，鬼满于烟，苟其驰逐青磷，乘怨毒之气中于草木，以害禽兽，不可。曰：消为尘灰，游漾天地，使回风无知，吹集缨袂，为豪贵者所拂拭，不可。其瘗之！

乃卜于青雷之阳，依山接流，群岗趋会，风不射寒，水不中溃，发其将安。于是不封不树，石而铭之，铭曰：

莫能相留，遂至于此。俗固难言，僧亦可耻。嗟哉为僧，吾则今始。

其九则写于江苏苏州，铭云：

夫发者心之苗也，心之苗在首为发，而在腕则为文章。心有寸血久不鲜，则发应亦似之。癸巳五月，自丹阳过虎丘精舍，见僧众聚沐，先后薙，薙毕，咸手摩顶，迎凉风称快。予欣然薙而瘞诸剑池侧。虎丘者，金气上腾而得名也。明月于夜，当有赤虹上贯三千丈，散为绮霞，人见者助其心气，能文章。铭曰：

山青水碧，荫尔后贤。予既不作，美新君其，常守太玄。

清初遗民薙发为僧者甚多，其著名者有叶绍袁、余绍祉、贺贻孙、方以智、陈子升、金堡、陈于泰、徐继思等，但以发入冢为铭者则少见。周容的《发冢铭》第一首中的结语：“嗟哉为僧，吾则今始。”发冢为铭，亦自此始，并一直延续多年。这是一篇悲愤填膺的文字，于发的处置的选择中流露出不可抑止的愤怒。周容就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他与清王朝的对峙。然而这样的对峙并不能持续多久，他的父亲来了，当满头白发的父亲周训哭诉劝阻时，家大人的亲情使他进退两难，但他不得不承担起为人子养父母的责任，为此离开青雷寺回到鄞东七里垫的故居，过上隐居生活，虽回乡为民，却仍薙发如僧，以示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宿志。

这一时期发生了“索饷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周容特有的性格和人格尽显光辉，成为宁波历史上友谊之歌的绝唱。

周容在年轻时为同乡徐殿臣赏识。当清军占据浙东后，义军纷起抵抗，但成员鱼龙混杂。曾任明山东按察佥事的徐殿臣游览天童时，被士兵捕去，关在平西将军王朝先的军营中，王朝先原为四川土司，崇祯年间被征调到辽东与清兵作战。鲁王监国时，王朝先南下至定海（今镇海区），黄斌卿欲吞其兵，被招至后解除兵权。王朝先无事之下，提出到边海发展，遂到象山港畔，四五月内聚兵数千，但军饷须自筹。王朝先于顺治六年（1649）七月，在健跳拜见鲁王，被封为平西伯。“秋七月壬戌，至健跳……鹿颈屯师王朝先来觐，封平西伯。”（邵廷采《东南纪事》）他们向徐殿臣索要赎金，因拿不到赎款，将徐殿臣囚于水牢中，要其家人持赎金交涉。徐殿臣的弟弟徐邦臣想去交涉，但因赎金无法筹集，其妻子坚决不肯。周容闻讯后扼腕长叹说：“人谁无缓急？令危无以扶也，吾辈他日何以复见御使。”（谢泰宗《周山传》）于是周容假称为徐邦臣前去军营，清军就将徐殿臣放回，让其回家筹款，而将周容作为人质留在军中。无奈徐殿臣的家产在钱肃乐、张苍水起义时已尽输为军饷，如今哪里还拿得出三千两赎金，于是时过半年后还未筹集。王朝先军将领为之大怒，将周容关入水牢之中，又用炮烙烙其双脚，烈焰之中，两脚肉销而骨断。重刑之下，周容毫无惧怯，宁死不屈。这时王朝先的座客方伯吕、万旋吉见状肃然起敬，多方斡旋，王朝先与周容相熟，见再关押也无效果，于是将周容放回。但经此酷刑，周容两脚已躄，然而跛足的周容非常乐观，自笑说我今且为半人，因此别号为“躄翁”（参见光绪《鄞县志》）。等周容出狱后见到徐殿臣时，徐殿臣惭愧至极，但周容却毫无怨言，两人以后终生保持了生死之谊。这种“慷慨就义、千里投荒为知己受毙”的精神使周容在极危难之际做出了常人所无法做到的义举，其高风亮节唯令人发高山仰止之叹。多年后，当周容游历而归时，徐殿臣欣喜万分，赋诗诉情，诗云：

忍忆何年别，欢闻此日归。
不堪重见面，非复旧时衣。
天地寸心在，江湖百念违。
可知焦萃尽，唯有泪痕肥。
无望空山雨，孤云况复归。
相看矜道貌，回想误儒衣。
白发人将老，青天梦屡迟。
何当来话夕，秋半茗初肥。

“天地寸心在，江湖百念违”，写尽了两人之间心心相印、生死可依的友情，而“唯有泪痕肥”则蕴含了多少刻骨思念、生死相寄的情意？

而当徐殿臣去世时，周容以《哭徐心水侍御》表达了他深切的悼念。诗中有“豺虎司鼎镬，蛟龙秉斧钺。两人共一身，生死争丝发”、“知受一言深，报未生平竭。黄泉若有程，安敢辞矻矻”等语，将周容置生死于度外，报知遇以危难的心迹表露无遗。为此，史学大师全祖望在《句余土音·拟薤露词》中专有一首歌颂周容义举之辞。这首名为《陷虎穴·周征士救友》的诗如此写道：

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容。
感怀我友急，敢畏虎穴凶。
果然需于血，踉当称躄翁。
吁嗟世教衰，哪得高谊薄穹窿？
防风有一节，是见百体丰。
长吟老妇诗，敬谢翘车弓。
春风呼独鸟，秋霜鸣九钟。

宁波因有了周容的义举而在这个悲风苦雨的时代里充盈着人性的温馨和友谊的烈焰。

顺治十四年（1657）秋天，周容在城东7里的东乡建起了一所小院，他名之为“春酒堂”。门外是一马平川的鄞东平原，屋后是流水潺潺的塘河，金峨山、太白山及东钱湖畔的群山叠峰隐约可见，参差可数。每当夕阳西沉、暮色四合之时，渔舟便直达屋后门外，渔夫送来鲤鱼、鲈鱼或河虾湖蟹，供以菜肴。院中的书楼上藏有《史记》《庄子》《离骚》等文史书籍千余卷，唐宋石刻百余种，还有历代名人墨迹、山水、花竹画轴数十个。每当有人请周容写碑记、序言、墓志或铭文时，周容就凝思而赋，一挥而就，然后在父亲周训面前，琅琅诵读，每有凝滞不协之处，则加修改，其时，其子宛春也侍立在侧，观看父亲挥笔而书。所著之文必再三推敲，直至声情并茂、文辞优协而止。而当他临池草书时，其父周训携孙在旁观看，评其笔法，论其笔势，婆媳数人则置酒布菜，准备晚餐，此时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享尽人伦之乐。种花时节，邻翁则至其家。此时春酒堂中，置酒设席，高朋满座，笑声欢语，响彻四野。四方文人凡有到周容家的无不为此景象所感动，认为这种人伦之乐无有逾者。为此，周训以《诗经·七月》中的“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意，让周容作《春酒堂记》，命孙周宛春书于堂壁。此时已在1667年4月初。周容就以这种卖文、卖书、卖画的方式度过了他一生中极为平静而舒适的乡间遗民生涯。

但躁动于周容内心的激情是不可抑止的。平静、平庸的生活无法遏止他的家国之恨和故国之思，他必须用充满血泪的文字和异于常态的行为来发泄他的激情，为此在留下一大批充满激情血性诗文的同时，也留下了他放荡不羁、白眼看人的身影。许多清人著述记录了他诡异的行为。

好诙谐，能倾一座。尝在闽中或以千金属一事，挥去弗顾。

——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　　

隐居不为进取计，游于缙绅之间，以笔墨自给。倏而依阿，倏而傲慢，常使酒骂座，又善哭，叫号之声惊动邻里。盖不得志而猖狂自恣者。

——张锡琨《明文授读小传》　　

这般使性骂人，自然得罪了一批文坛上的庸碌之辈，江浙之间，群议纷纷，而杭越之途，更是毁贬齐下。钱谦益在给杭州诗人俞泰的信中这样写道：

今年偶游钱城，有人告我曰：杭越之间，群毁茂三（周容），以为其人可杀，其诗可放也。众怒汹汹将及子，子其戒之。

由次寅（俞泰）观之茂三，所就当益奇，此二子皆腰下有骨，岂怵于群飞利天，迸人以祈自免者耶？

正如诗坛一代宗师所言，腰下有骨的周容岂畏于这些乡愿们的絮躁之声？浙东这块区域对于他而言实在太小了，为此这个自弱冠之年就浪游三吴的诗人，更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心愿北上江淮，西入山右，南下八闽，结交了一批全国一流的人物，如浙江的朱彝尊、查方舟，江苏的汪琬，山西的申涵光、傅山，河北的杨思圣，江西的王于一，福建的许有介，山东的于公治、纪伯紫等等。在与这些至情至性的文人们相交时，周容无日不酒，无酒不醉，在诗酒中尽显才情。朱彝尊的《金缕曲·同周山、陈胤倩饮严太仆斋中醉赋》一词可见周容诗酒生涯的境界。词云：

满月悲秋赋。
怅征途、衣裘尽典，酒钱难数。
赖有城西严太仆，
肯与荆、高为伍。
伴痛饮、忘形尔汝。
客罢长斋如泥惯，
更孟公、投辖多豪举。
觞百罚、气如虎。

天涯几得良宵聚？
忆连年、东西吴越，后先齐鲁。
主便不留宾也宿，
何况留宾不去。
任醉尉、频诃归路。
我困欲眠公莫笑，
听街头、遮莫咚咚鼓。
还坐起，为公舞。

这种放浪形骸、尽情尽兴的醉饮狂歌，人生能有几回？当游遍天下，识尽俊杰之后的周容又怎会为局处一隅的群小之恨而收敛心性？

而散文名家汪琬的信中又透露出周容在朋友心中的地位。

自足下初入京师，即闻韩武库圣秋娓娓口足下，不置已复遇刑部公勇于邸舍，其向仆称道者悉如武库而又加详焉，仆窃揣此两人者，士大夫皆曰贤人焉。其说必不虚，且妄故愿与足下相见。既见之，后饮酒谐笑，事事动人。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仆交游衰少，然于吴门得计子甫草，于京师得梁御史曰缉，今复得足下而三。不可谓孤矣。

唯真性情是真朋友，唯真诗人乃自风流，周容就是这样的率真之士，性情之人。

康熙十七年（1678），同乡史大成招周容入京。史大成是顺治十二年状元，为清代浙江第一个状元，时浙江有谚云，浙江状元“始于史，终于钟”。恰巧以后钟骏声为浙江最后一位状元，此谚遂得应验。史大成性格敦厚，孝顺笃谊。康熙时为礼部左侍郎，康熙十五年主持乡试。他与周容性格迥异，却相知融洽，为此周容也欣然应邀，以花甲之年再上京师。这一年是清科举史上重要的一年。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统一全国后，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一个特别的举措，那就是开博学鸿辞科以招徕汉遗民中的领袖人物和才俊人士。这一招极为灵验，因为历经35年的岁月磨洗，遗民们纷纷改换门庭，将“我大明”改称“我大清”。守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守不住淡泊，更守不住入仕做官之心，于是纷纷重拾旧章，重赴试场，明代的官员也又整装登台，重操旧业。山西大儒傅山在为文友之父作传时，痛心地感慨于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丁丑榜山西，凡十九人，甲申以来，孝义张公元辅举义死城头外，出处之际，为山西养廉耻者，两人而已。”这就说明崇祯十年（1637）的19名山西进士中，最终能拒绝仕清的遗民仅两人而已。

拒不仕清，是遗民们的政治和道德抉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连拒绝者自己也明白了这种拒绝对时局、对统治者都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周容的同门学友张莺于明亡后矢志守节，更名潜，字又陶。自题私印曰：“短衣孤剑客乾坤”，所写诗皆学杜甫。无奈母命难违，于顺治年间即出补诸生，参加秋试，后任神木知县（参见《续甬上耆旧诗》）。由此可知，遗民绝不是一个能轻易坚守的身份。

正在这种局势下，当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于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时，在全国知识界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各地共举荐了180多位“博学鸿儒”，几乎把大江南北的汉人精英一网打尽。当时名满天下的“江南三布衣”姜宸英、朱彝尊、严绳孙都在被荐之列，朱彝尊、严绳孙两人在此试中入仕，而姜宸英因推荐者韩菼担任考官入宫未能践诺而抱憾多年。史学家黄鸿寿记载了那些遗民宿老对此考试趋之如鹜的怪状：“先是十七年诏旨既下，胜国遗老，率皆蝉脱鸿冥，网罗无自，而平时以遗民自居者，争趋辇毂，惟恐不与，于是内外诸臣疏荐一百四十三人送部。其不至者，仅直隶杜越，浙江应谦，江西魏禧、山西范鄗鼎、傅山，陕西李颙六人而已。帝见应举都踊跃奔赴，乃大悦，诏户部月给俸廪，至是亲试之体仁阁。”（《清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鸿博经学诸特科》）在这场趋名逐利的举国大典中，几乎无人能拒其诱惑，但还是有人以死相拒，演绎出大明遗民的节气之歌，其中最著名的有四人。

这四人便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清初大儒傅山、关中铁汉李颙、和大明遗民周容。

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震撼中华大地。在国家破亡之后，他选择了流亡，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二十一年，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是他壮美的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他也与海内大儒山西傅山结成了生死之交，因而在康熙十七年，当“桂冠”不期而至时，两人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以死相拒。顾炎武在得知自己可能被举荐后，再三致信相关官员，断然以死相拒，因他行踪漂泊不定，二十五年未回故乡，因而才得侥幸逃脱。但住在山西阳曲的傅山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傅山，字青主，初名鼎臣，又字仁仲。傅山少负才，博极群书，时人称为学海。他不仅诗文声名卓著，而且书法绘画亦有很高造诣。为明诸生，1644年明亡后，傅山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拜寿阳石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身穿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人，意为如石之坚，表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因为他的这种性情，所以当周容游历山西时，两人便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从而成为生死之交。康熙十七年，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鸿词之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用驴车将傅山送往北京，但傅山在京城外的荒寺中称病不起，拒不赴试，清廷相臣冯溥等人专程从北京赶来劝说，傅山倚靠床头淡然处之，誓死不入京师。宽宏的康熙皇帝不以为忤，容许他不参加考试，而授封“内阁中书”。随行官员强行抬他到北京谢恩，但在大清门下，傅山扑倒在地，誓死不入，清臣只得作罢。当戴梦熊要将“凤阁蒲轮”的匾额悬挂其门时，他又凛然拒绝。这一事件中，傅山以其凛然气节成为明清易代史中的传奇人物而被人久久传颂。李颙，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厔人，明清之际哲学家。在这次博学鸿辞科的考试中，兵部主政房廷祯以“海内真儒”向朝廷推荐李颙，说他“文学与德行并重”。李颙让其子李慎言到衙门哭诉其病重不能赴考，但州县官不许，用竹榻将他抬到盩厔县城，在盩厔南郊的大雁塔下，病重的李颙再也不愿进京了，任凭催促的官吏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开始绝食，整整五天不进粒米，并将身后事一一作了安排，然后对劝阻的朋友说：“人生终有一死，患不得所耳。今日乃吾死所也。”官府见其意志坚决，怕弄出人命难以交代。只好以李颙病重为由向上交差。李颙以这样的决绝实现了他不与清廷合作的信念，被人们尊称为“关中铁汉”。

如今，周容也面临这样的抉择。在宁波，地方官员奉命在他家询问消息，再三催促家人让其赴试。在北京，朝臣争相荐之，总督李之芳力荐其参试，但周容对此不但毫不领情，反而恼怒万分，以死相辞，言“吾虽周容，实商容也”。商容为商朝纣王丞相，因犯颜直谏纣王无果而撞死于龙柱下，此处周容自比商容，便表明以死相辞之志。（张庚《国朝画征录》）鉴于周容性格刚烈、性情偏执，行事犹如徐渭，不徇情面，举荐的朝臣怕弄巧成拙，反而害人害己，只得作罢。誉满京师的周容终于逃过一“劫”。但他的生命之火也在这一抗争中消殒殆尽，次年（1679），年已61岁的周容在北京卒于客舍之中，身旁并无一位亲人相伴，守护其侧的只有仆人介寿。

一个旷世的奇才，一个狂放不羁的诗人，一个特立独行、纵情使性的遗民终于在名利场中全身而退，返璞归真，回归永恒的时间之中。

这一切并不因此而止。当他逝世后，由于他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才能早已名满京华，便有一权贵想用重金贿赂仆人，以谋将其稿据为己有。但仆人介寿跟随周容多年，情同父子，他义不负主，痛哭流涕予以拒绝，终使其手稿能完璧归乡。

周容的著作有《春酒堂诗集》十卷、《春酒堂文集》四卷、《春酒堂诗话》一卷。另有《滃洲志》一卷、《滃洲死事诸公传》一卷、《明季线》，但在全祖望应周容之子周宛春之请写《周征君墓幢铭》时，《滃洲志》《滃洲死事诸公传》已托言焚于火而不见。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中，《春酒堂诗文集》和张苍水的遗作《奇零草》一样被列入禁书目录。尔后才华超众、成就非凡的周容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以至少为人知矣！

周容的诗歌成就

作为清初浙东诗人的翘楚，周容在年轻时就受到诗坛盟主钱谦益的关注，这对于周容的影响是深远的。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人称虞山先生，江苏常熟人。他论诗反对明代的前后七子，对公安派和竟陵派也予以批判，主张抒写性情，求变求新，博采历代诗人之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最终自成一家。创作上身体力行，才气纵横，无所不有，诗风沉雄博丽。在明诗向清诗过渡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领袖人物，故有“四海宗盟五十年”之称。当青年诗人周容将诗作呈献给他时，他叹为“独鸟呼春，九钟鸣霜，近代才子无出其右”。以钱谦益在中国诗坛盟主的地位，给予青年诗人周容这样的评价是少有的，而该评价的影响则是深远和广泛的，他的评价也得到众人的认同。清雍正《宁波府志·文苑传》言：“跌宕感愤之气自此益甚，乃纵横于诗古文辞，借以摅其块垒，视俗蔑如也。”全祖望在《春酒堂文存序》中说：“山先生以诗名甬上，甲于同里一时诸遗民。董户部次公谓其诗一，画二，书三，文四。”数十年后，当杭越文坛众人皆曰周容可杀时，钱谦益仍对周容的诗予以高度评价。他在《叹誉赠俞次寅》中说：“不见次寅久，诗益奇，其得意处有抉舌锥沙、崩崖倒峡之势，由次寅观之，茂三（周容）所就当益奇。此二子皆腰下有骨，岂怵于群飞刺天，迸人以祈自免者耶？苏子瞻有言：‘士如良金美玉，自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余自放于空门，老而无徒，然不能无空谷似人之喜。今得见次寅，犹见茂三也。于此别作叹誉一篇以诒之，并以诒其徒王备五、冯道济其为叹息也。”陈祚明在《慎斋诗存序》中说：“西泠诸子，引商刻羽，语语追慕古人，而彦远、茂三间或自抒胸臆，形成感怀怨叹。”周容在给他的同学张莺的信中也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诗以直抒胸臆、悲愤深沉为特色：“仆诗无它，大约字中见血，字外见声，千古来屈原、少陵后，郑所南有其性而笔墨卤莽于大雅，无当焉。”（《与张又陶书》）诗评家陈田评其诗作“或僧寮野店，忍气吞声，或剩水残山，章晃恸哭，又以诗泄之，振笔一挥，清词丽句，风发泉涌，傲岸突兀，独来独往”（《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纵观周容之诗，以书愤、咏史、山水最具特色。

（一）悲愤深沉的书愤之诗

17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当八旗铁骑扫荡华夏大地，南明王朝灭亡之后，神州陆沉的奇耻大悲，更使生于忧患的文人发出离黍之叹。时代的苦难，造成了一代文人崇高的人格与精神境界，也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一段辉煌瑰异的变奏曲，而这辉煌的乐曲中，浙东遗民的声音尤其响亮，因为在明清易代之际，浙东的遗民人数之众、持节之严、斗志之坚，举凡全国无出其右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黄宗羲为领袖，以周容、李邺嗣、郑梁、万斯备、万斯同、姜宸英等为骨干的浙派诗群。这些诗人的诗以宗宋诗、主性情、重学问为其理论支柱，力图用充满理性的观照和洋溢真情的语言记录沧桑之变时的家园景象，抒发他们的亡国之痛、失家之悲和悼友之恨。作为黄宗羲的弟子周容，自幼就以诗受知于黄宗羲，除了这些共有的特点外，尤以他无以抑制的激情、深刻洞察的史识和遍游天下的见闻，使他的诗更富有激情和感染力。在他的诗集中，以抗清斗争为内容的书愤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这类诗有寄赠，有咏怀，也有悼念，这些以心血泣成的诗句没有一般遗民的深婉隐约，而是直抒胸臆，尽显性情。试以以下的四首诗为例，看看周容诗歌的艺术魅力和特点。

吊黄石斋先生

成败原难证浅深，旌旗暮卷鼓声沉。
文章自是公余业，师旅能令孰愧心。
喜近孝陵臣得主，悲寻卞墓古为今。
闽南王气从兹尽，风雨萧萧入昼阴。

客有自姑苏来者，传维斗先生死节事

又得公为青史荣，传闻安敢试疑情。
鼓声赴市人私语，虹影横空鬼独行。
时不可为惟一死，文能有待得终名。
交游四海谁看墓，知近要离草共生。

哭张子渐处士

深巷乌啼旧草堂，向知多病是寻常。
青缃几架留灯火，白骨何丘伴夕阳。
万事今朝悲哽噎，百年去岁别匆忙。
徘徊竹下传觞处，苔自生春上短墙。

见曹能始先生遗书

开函似见楚三闾，想到停毫拂蠹鱼。
对客话残双烛起，侍朝归晚一茶余。
已完生事无遗事，不负人间尚有书。
最是丹铅如血泪，满庭风雨暗栟榈。

这四首诗虽有悼念、书怀、记事诸体，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抗清而死的志士和守节以终的遗民招魂。如第一首《吊黄石斋先生》即是悼念南明忠臣、抗清英雄黄道周而作，黄道周是明代著名忠臣，在崇祯年间因直谏而连降六级，弘光朝时为礼部尚书，隆武朝时为大学士、兵部尚书，福建漳浦人，号石斋，1646年在抗击清军时兵败被俘，誓不投降，临行时咬破手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在抗清志士中，其与张苍水一样具有震撼人心的从容和意志，他无疑是清政府予以惩办的异类。而周容却以“闽南王气从兹尽，风雨萧萧入昼阴”来寄托他深沉的哀思。又如曹学佺也是福建人，生于侯官（今福州），曾在四川为官，活饥民万数，是明代著名清官，隆武朝时与黄道周同为重臣，隆武二年（1646）九月十七日清兵攻占福州，十八日曹学佺在西峰里的家中自缢殉国，家人得其遗书，内云：“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曹学佺，字能始，他死之日正是宁波遗民面临薙发之时。周容言事触心，感同身受，尤见悲愤，可谓是“字中见血，字外见声”的例证。

周容不仅为死节的忠臣烈士大唱赞歌，而且不惮清廷淫威，对江阴、扬州的军民抗清斗争和悲惨遭遇予以凭吊挽念。江阴为江苏的临江小城，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江南，在典史阎应元、陈明遇领导下，江阴民众起兵抗清，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万余人。城破后，清兵屠城三日，尸满街巷池井，是清初清兵屠城暴行的典型事例。扬州在清军进攻时，在史可法的领导下，抗击清军，7日后清军攻占扬州，史可法以死殉国，清军屠城十日，扬州军民几无遗类，是清军入关后影响最大的屠城惨案。这些血凝的悲剧刻在汉族人民的心中，也成为清廷统治者的禁忌，但周容依然用充满血泪的文字控诉这人类史上罕见的暴行，写下了《江阴诗》和《扬州诗》：

厉鬼祠中碧血凝，丽谯夜夜闪神灯。
孤城只合南雷力，百战原余李郭能。
抔土菽浆悲父老，闲亭风雨话山僧。
清流不入区区尉，万古何尝掩秣陵。

昔日阴云压女墙，空濠残甓至今黄。
画桥明月芦笳里，仙观琼花苜蓿旁。
隔岸围棋方赌墅，上游穗帐已分香。
可怜十万苍生骨，不得相传是战场。

“厉鬼祠中碧血凝，丽谯夜夜闪神灯。”这里凝聚的是千万人民的悲愤！凝聚的是保存中华文脉的精神！凝聚的也是永不屈服的意志，而“可怜十万苍生骨，不得相传是战场”则深刻揭露了清统治者妄图掩盖事实，消灭罪证的险恶用心。这样鞭辟入里的揭露、这样毫无顾忌的控诉、这样爱憎分明的诗句在遗民诗中并不多见，只有像周容那样既有天纵之才，又有无畏之心者才敢于如此诗由情发，情由心出！才会有这样以血泪文字激励人心的血泪之作。

（二）寄意深刻的咏史之作

咏史诗是中国诗史中富有特色的一种诗歌，诗人以吊古伤今、援史写心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这需要作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出色的文学才能和独特的历史眼光。晚唐的杜牧、李商隐都有许多出色的咏史诗，如杜牧的《乌江》《赤壁》《华清池》等，李商隐的《筹笔驿》《马嵬驿》《咏史》《隋宫》等。在咏史诗中，作者常借前朝之事抒发对今朝之事的感叹，寄托其深远的寓意和深刻的哲思。周容作为一个富有历史意识的诗人，自然会用咏史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感情、感慨和感叹，从而留下一批寄意深刻、见解独特的咏史佳作。《春酒堂诗话》记载了一段周容与其父亲论咏史诗的对话，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诗话说：

杜牧之咏《赤壁》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今古传诵，容少时，家大人尝指示曰：“此牧之设词也，死案活翻。”及容稍知作诗，复指示曰：“如此诗必不可学，恐入轻薄耳！何苦以先贤闺阁，簸弄笔墨？”又云：“李建勋《宫词》‘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此之谓不识廉耻。于遴选诗甚严，而取此，何也？慎之。”

父亲的教诲对周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日后遍游大江南北时，周容特别关注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发生地的风情，并从久远的历史中寻觅有益于现实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他的咏史之作既多，又各具特色，有古风，有歌行，也有五律、七律和绝句。其中的佳作如《夷门》《曹娥庙》《嵇侍中墓》《贺秘监祠》《读史》《岳忠武王墓》《经淮水有怀韩侯》《拜漂母祠》《石将军庙》《易水歌》《回车巷》《过于忠肃公墓》《朱太守庙》《汉光武庙中作》《文丞相祠》《钱武肃王庙》《蔡中郎故里》《过汤阴谒岳忠武王庙》《故宫》《社集分赋得项王庙拈歌字》等。今以《文丞相祠》《易水歌》和《过汤阴谒岳忠武王庙》为例，来看周容咏史诗的意蕴。

碧血留当日，丹青冕服新。
不知柴市改，应与泮宫邻。
牧骑闲探，祠宫例荐萍。
最怜相问者，丞相昔何神？

文天祥是抗元的民族英雄，此与以拒清为己任的周容自是有着更深的情感联系，而其柴市就义所铸就的道德丰碑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永恒的内核。然而山河变迁，世事沧桑，这样的民族英雄却已被世人混同于地方上的俗神：“最怜相问者，丞相昔何神？”这一问问到了民族精神传递的关节，那就是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民可奴而心不可役。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诗以文天祥的遭遇惊醒世人，切不可忘记那些为民族自由而献身的英雄，而这正是读书人的责任！是遗民们必须担当的职责。

惆怅无一事，来听易水歌。
易水秋风千百载，依然呜咽悲声多。
市上有酒沽百石，把杯唤醒当时客。
督亢图藏匕首青，衣冠色映长虹白。

为予倾此石，与君设奇策。
力士能寻沧海君，鲍鱼腥风动顷刻。
函内髑髅亦起舞，秦廷笑立眉间尺。
嗟嗟只见日西沉，易水为谁流至今。
自从壮士去不返，寒却千秋万古心。

荆轲刺秦王，易水风萧萧。这一历史的悲剧不仅仅是燕太子丹的死亡和燕国的灭亡，而且是暴政的全面胜利和暴秦的始作俑者。“易水秋风千百载，依然呜咽悲声多。”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充斥着阴谋、屠杀、争斗，流不尽英雄的热血、流不尽百姓的血泪，也流不尽暴君的罪恶！尽管正义在胸，但正义往往战不胜邪恶；尽管仁义在身，但仁义常常败于阴谋。“自从壮士去不返，寒却千秋万古心。”易水一曲寒水谣，牵动多少诗人心？周容为此设奇策、想胜景，无奈历史无法改写，只能凭栏怅望，怅望渐行渐远的悲剧而警惊今日的人民。

少时湖上谒王墓，振袖题诗为王怒！
况此萧萧短鬓末，过王故里风尘路。
汤阴城市何荒凉，一见祠宇生辉光。
祠前铁人亦半折，天上绣旗仍夜张。
两地神游墓与里，应知在兹不在彼。
千秋未了朱仙心，中原难涤西湖水。
寄声来往马莫嘶，拔剑立者将军施。

这首咏岳飞的史诗以悲愤之情抒发了诗人的千古之恨。面对清军铁蹄下一片荒凉的汤阴城，岳王庙兀现在诗人面前，庙宇虽已破败，但“还我河山”的绣旗依然高扬，作者由此曲折地表达了他反清复明的决心。“千秋未了朱仙心”，这一历史心结自岳飞的黄龙之憾中经文天祥的柴市之死终于传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壮士遗民身上。为此结语一联尤为引人深思：“寄声来往马莫嘶，拔剑立者将军施。”将军施乃是施全，在岳飞屈死风波亭后试图刺杀奸相秦桧者，他代表着民心，代表着历史的正义，此句深有意味。以此结语，说明人心不死，正义常在，天下虽为清朝所得，但反抗的火种仍在，大汉民族的文化仍在！地火在地下运行，终有一天会喷薄而出，从而道出了清廷虽借明末农民起义推翻朱明王朝而轻取天下，却不能久治长安的预言。历史也证实了这种预言，清廷虽征服了汉族，却未能征服人心。立朝缺乏民心是清朝最大的隐患。1876年，曾国藩在消灭太平天国军后与其幕僚赵烈文论及清朝能否如晋、宋那样维持半壁江山时，赵烈文明确肯定，清廷必在50年内灭亡，而且绝不会如北宋灭亡后南宋仍能维持那样，因为清廷“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44年后，清廷果然烟消灰灭于辛亥革命之中。

从上述的三首咏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容咏史诗的特点，那就是有着丰富的历史意象、历史典故和历史知识，又有着独特的历史观照、历史见识和历史哲思，是典型的重学问的作品，这也是浙派诗的特点。因此，周容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浙派前期诗人。遗憾的是犹如他的书画那样，他的诗也被人们所忽视和遗忘了。

（三）壮阔深远的山水之诗

全祖望在《周征君墓幢铭》中说周容“国难后弃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文长），非其伦也”，又说：“先生踪迹遍天下，所至皆有诗。”这所至皆有诗中大多属咏史和山水之诗。这山水诗中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饱受战火肆虐和清军践踏后的北方山水，这类山水诗中因其北方雄浑的山川和残落的景象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使诗人易生悲愤之感，其诗风往往呈现凄凉悲壮、豪放劲健的特点，选择的体裁也多律诗和歌行。如五言古诗中的《登报恩寺塔》《德州道中》《卢沟城》《井径》《太行二首》《沁州》《燕寓》《登铜雀台》《栾城道中》《再登报恩寺塔》等，七言古诗《三月并州雪》《息长平驿》《渡滹沱》《宿州道中》《过狄梁公望云处》《次寿州望八公山》等，律诗则有《天津舟次》《太原感兴》《安肃道中》《过微山湖望留侯墓》《渡淮》《邢台道中见老妪坐树下，前列梨枣，妇子环绕哺儿怅然有作》《过督亢坡》《太原立秋》《泗上》《内邱道中》等。在这些山水诗中周容就特别关注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历代志士的高风亮节。

太行二首

盘陀就登顿，车马破山入。
山情似衣衽，层叠俱右袭。
古道昨日开，流溪亦艰涩。
行迹失常理，西行反常折。
丰崖偶泄烟，知是居民蛰。
儿童探穴望，不知何路接。
崩决春夏流，随势成阶级。
马蹄得半力，侥幸争呼吸。
忽忆于陵子，抱瓮足自给。

势尊不受束，万山趋拱辑。
风力如秋潮，马忽作人立。
茅茨依短嶂，不适何樵汲。
道傍见小儿，帽檐饰蚬蛤。
物用罕为贵，千里莫相及。
黄河一线微，勿复见呼吸。
处位自有余，猂勇亦戢。
意将招嵩少，驱令眼袴褶。
恒岳名久虚，玉帛宜此辑。

太原感兴二首

乳燕不巢梁，惊沙漫野黄。
秋常分作岁，雪易旱于霜。
兵气余衰草，雄图剩夕阳。
登临惆怅极，何处古陶唐。

西塞中原尽，高风每作尘。
星低平似雁，月落近从人。
薄暮难为客，青阳莫用春。
庭槐容易坠，才得绿荫匀。

上述四首诗，两首是写太行高山，自是山高水恶，民穷财薄，以致儿童用蚬蛤作饰物，山民蛰居穴中。如此两句已写尽太行山民生活之艰难，故以少少行胜多多也。《太原感兴》则写都市，但为三晋的首府太原也是“乳燕不巢梁，惊沙漫野黄”。而这一切自是因为“兵气余衰草”的一个景象，清兵入主所致的破坏自在言外了。而在这种背景下，周容更宜发思古之幽情，缅怀在此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豪杰之士，追忆官民相和、其乐融融的虞舜之世。故他的北国山水诗中，多有此种感叹。如：“至今云复为淮白，犹见当年驻马情。”（《过狄梁公望云处》）“君不见宁武将军有姓名，甲申拒贼无接兵，矢尽尚呼声霹雳，首殊犹立身峥嵘。”（《白面将军祠》）“百年听寿天，千古慕行藏。”（《过微山湖望留侯墓》）周容的这些山水诗中所表现出的雄浑深厚、悲劲苍凉的风格成为他在北国山水诗中共同的特征。(www.xing528.com)

相比于周容的北方山水诗，他在吴中和南方的山水诗就显得风格多样，异彩纷呈，使其狂傲不羁的心能寄情于南方的美丽山水之间而稍获宁静。这些诗也就显得寄意高远，韵格浩荡。

重上大观楼

十日萧斋雨闭门，重来依旧欲黄昏。
邻墙落尽辛夷瓣，溪涨侵过榉柳根。
异地春光虚岁月，满楼心事狭乾坤。
归鸦已去谁相语，隔岸渔舟妇子喧。

上紫阳山

独坐遣愁愁未央，忽随群石上高冈。
壮年无事踏秋叶，故国不归看夕阳。
僧去影随深径小，雁来声引大江长。
天涯正尔风尘满，仙蜕应宜卧石床。

大观楼在昆明滇池边上，为西南名胜，诗人虽满腹心事，但登楼远望，有渔舟片片，归鸦点点，夕阳斜照，妇儿语喧。这种平和的景象让诗人感到山川之美的内在魅力，使之适性所之，任情而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士心境豁然而出。紫阳山在杭州东南，高不足百米，但山岩嶙峋，山道蜿蜒。在这种环境中，满腹忧愁的诗人把对故国的深情融入于感悟天地之悠远，山水之清丽，自然之造化，从而达到精神寻觅追寻的至高化境，达到精神超越人格独立的境界。而《句容道中最高阁》的意境又是一番景象。

只为凭高意爽然，无端愁思夕阳前。
钟山古木云何处，甬水秋风雁一天。
事阅干戈身世窄，地当形势古今悬。
同来年少催人下，但指旗亭好醉眠。

尽管战争已经远去，同来的年少忙着催促下阁饮酒。但凭高望远，无端愁思仍不由自主地涌出，已经看淡人生遭际的各种苦难和不平的周容仍眷念千里之外的故乡。但此刻周容将这种沧桑之变引起的剧痛深藏于内心而庄严肃穆，宁静超远。这类的诗还有《京口》《登润城西楼》《南涧》《登清冈楼》《上筹海楼四首》《西湖杂咏》《入敬亭山》《洞霄游》等。在这些诗中，周容对山当歌，临水咏怀，把山水物象引为知己，与之谈古论今，遣怀赋兴，展现了诗人以自然之景抒人生之感的遗民心境。

第三类是咏怀故乡宁波的山水诗，这些诗大多篇幅较小，风格明快，让人读之有亲切之感。有《招宝山观海》《游小白岭南诸山作十首》《育王岭上作》《入韩岭》《由韩岭过东钱湖》《登天童玲珑岩二首》《过南山旧读书处》《兰市诗》《东庄杂咏十八首》等。在这些诗中，诗人用满怀深情赞美了家乡的秀美景色和淳朴风俗。“天寒野色静，篱阴雀如雨。”“花竹渐入眼，邱园觉暱人。”（《东庄杂咏》）“半湖断雨过桥白，几树残曛接庙红。市散酒家人说虎，钓收渔艇客看鸿。”（《由韩岭过东钱湖》）“小艇载壶榼，野桥压帽过。怀抱忽以舒，骤见春水大。桃花出墙短，黄鸟穿篱破。兹行得晴和，庶几穷所慕。”（《游小白岭南诸山作十首之一》）“水遥觉山近，山翠渐近绿。入桥沙愈明，经树烟似沐。溯洄富春渚，游衍□画曲。今昔何殊观，心闲兴自足。”（《游小白岭南诸山作十首之二》）“秋菊循篱密，寒梅侵径斜。为嫌春色闹，不种牡丹花。”（《村居杂咏》）“春雨达春暮，入山天忽晴。因知造物力，靡不随人情。”（《育王岭上作》）“危桥听鸿来，短策看云驻。峰会暝色疑，天阴落日误。”（《夜入天童》）“入山遗短策，随意借前村。因共樵夫语，殊忘午日喧。澄潭悬树影，危石护云根。口问予何事，寻花叩竹门。”（《入韩岭》）比秀美景色更慰人心的是淳朴的人情和淳厚的风俗。“鸣禽奏管弦，抒杯一岸情。谁道村家贫，篱花遍黄白。”（《村居杂咏》）“烟火多高楼，家在溪声里。百家同一姓，耕读无迁徙。”（《游小白岭南诸山作十首之四》）“呼童问鸡栅，相与安晦冥。”（《东庄杂咏十八首之九》）“昨逢春风散，半识东西邻。”（《东庄杂咏十八首之十八》）“斜阳平树腰，叩户是渔子。芦叶缚四螯，柳条贯双鲤。”（《村居杂咏二十一首之六》）在周容的笔下，家乡的风景不仅是美丽的、清秀的，更是温馨的、宜人的。然而就是这一片温柔之乡却在异族入侵中骤然变色，夹杂着被奴役、被蹂躏的呻吟：“种秫备重阳，休教白衣至。恐惊邻舍翁，疑是催租吏。”（《村居杂咏二十一首之十》）“君去不知几度兵，我家别院好朱藤。栈马夜啮庭柱细，猎犬晨踏园墙崩。剩有破楼葺芦荻，春燕不来泥垒坼。凭栏日日数城乌，对岸人家同瓦砾。不见槐花渡口雀，狐衔鬼火学琵琶，郑交曾辞江皋佩，苏小常停油壁车。勾栏十二笙箫乱，明月不知更漏断。依稀犹记系雕鞍，绿柳青桐垂井干。屈指繁华瞬息心，秋风留得数声砧。”（《值旧邻叟》）“昨日传军帖，需茶足百籝。久阴春气懒，何以应官程？”（《育王岭上作》）“单村风易顺，夜夜闻巫祝。乱世鬼欺民，鸡豚作祸福。不见北郊外，荒榛陷神屋。纸胄踏啼乌，石炉饮过犊。箫鼓十年前，盛衰似转辘。寄语乘时者，天监民生蹙。”（《东庄杂咏十八首之四》）“家有军吏宿，长男昨奔窜。季男胆稍粗，结束同赴县。卖牛旦夕间，聊此笞缱绻。予闻空咨叹，独立看归雁。”（《东庄杂咏十八首之十五》）“樽前虾菜杂，灯下儿童竞。官胥忽打门，错认东邻姓。”（《村居杂咏二十一首之十八》）在这里，诗人在经历了故国沦丧的哀痛后，又目睹异族入侵后的种种暴行。作者以平静的口吻叙述十年间的人世沧桑，今昔之变。体味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他对民生的关注和哀怜，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和期盼。即使在田园生活的描述中，仍带着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家园之恋！从中揭示出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特别像清贵族入主中原那种夹带着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社会鼎革政权易姓之时承受最大灾难的仍是普通百姓，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种对历史的反思，也提升了周容山水诗的意蕴和境界，而具有了认识当时当地天翻地覆时民生维艰的重要价值。

周容的散文成就

全祖望在《春酒堂诗文集》的序中说：“山先生以诗名甬上，甲于同里一时诸遗民。董户部次公谓其诗一、画二、书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为晨窗灯夕所成之，小篇也。”与时论不同的是周容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自有深切的感受。他在给汪琬的信中自述其写作文章的历程：“仆自幼好读大家之文，稍长应制科，意欲以幼之所好移诸时艺，然名心互怵，未快也。及天下乱，弃时艺不复事，似可并心于大家之文矣，而初则奔走于患难，继则奔走于饥寒，间偶有述皆激楚愤懑之余，且护爰而逞恃，慕亢而讳因，以故气满于词，意尽于腕，其忸怩愧悔更甚于足下所云。”而在《春酒堂文存自序》中他又说：“忆少时见古人集中有馆阁代言诸文及奏疏封事将相大臣碑碣之类，辄欣然动色。中年以后每一见之，怆然以悲，感古人之厚，幸而能见，笔墨之胜事也。身既困约，又不免出游，借笔墨为赁舂，忍气颜，习为急就，以承俗誉，少作焚弃，不自顾惜。闲于灯夕晨窗，自摅兴会，积有诸篇，大抵皆小篇耳……然蛩鸣秋，蚓鸣春，各因其时，莫能自止。是以虽愧小篇，奚忍并弃！后之君子，阅诸篇悲我志焉。”如今，我们已无法看到周容的所有作品，但仅从收录《春酒堂文存》中的那些短小篇什来看，周容就足以跻身于清初的散文大家之列，也同样能跻身于中国的散文名家之列了。纵观他的散文，其成就最大的是三类文章。

（一）感时愤世的世情悲吟

天崩地解的沧桑之变给了周容以极大的刺激。“且二十年内，耳目所及，如古人之忠孝节义者，则又非容之所得而编录也。酒后谈次，涕泗而已。”（《立志篇序》）因而周容的散文深刻地反映明亡清兴后江南知识分子的心路，犹如全祖望在（《春酒堂文集》）序中所评论的那样：“今观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书记》《白尚书古卣记》《浮光杯记》《巾子冈记》《已亥乱后忆记》以及《发冢铭》十篇，几于每饭不忘故国“黍离”、“麦秀”之音，读之令人魂断。他如《谢氏宋椠〈汉书〉记》《石将军庙碑》《睢阳庙碑》《柳敬亭传》，触目皆桑田之感。陆机、陆云、郑虔诸论，悲愤尤深。其《上沈彤庵阁学书》《江瑶柱赋》，可谓不负知己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谓节义刑于妻子者矣。”

这种桑田之感、悲愤之情在周容的散文中屡屡可见。如《发冢铭》之一篇云：“于青雷山薙发为僧，谋所以安是发。安之水乎？曰：发分精气，安能有神。苟其流于海外诸岛，生祸福以受蛮夷之血食，不可。曰：为妖蛟灵鼍所得，借尔气魄以乱风雨，不可。安之火乎？曰：兵火至触，鬼满于烟，苟其驰逐青磷，乘怨毒之气中于草木，以害禽兽，不可。曰：消为尘灰，游漾天地，便回风无知，吹集缨袂，为豪贵者所拂拭，不可。其之！”发尚如此，何堪人乎？其悲愤之情于这连用的三个“不可”中喷薄而出，直撼人心，于百年之后仍让人读之悸心。

柳敬亭是明末清初一个传奇式人物。他本姓曹，名永昌，15岁时因犯法逃亡于苏北盱眙等地，改姓柳，名逢春，号敬亭，人称“柳麻子”。崇祯二年定居南京，与东林、复社名士多有交往，以说书闻名于南京、苏杭。明亡后，清廷厉行剃发令，柳敬亭以说书艺人表演古人需要，一直留发不剃，不改明代衣冠，以寄伤怀故国之思。晚年寓居南京，生活贫困，凄凉无助，死后葬于苏州。他的奇特经历和特殊身份，使明末遗民纷纷为之作传，以寄故国之思，以抒胸中块垒。如沈龙翔、吴伟业、黄宗羲等皆有《柳敬亭传》，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有《柳敬亭说书》一文。这些大家传记各具特色，极富文采。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中写柳敬亭说书艺术时这样写道：“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乌悲暮骸。亡国之恨，檀板之声无绝，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与这些大家相比，周容的《柳敬亭传》同样声情并茂，别见深意，今以张岱之文与周容之文对读，即可见周容文章的特色。

张岱在《柳敬亭说书》云：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肥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齿舌死也。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虽仅300余字，但柳麻子神情毕肖、呼之欲出，其浑然天成的叙述不愧为大家手笔。

而周容笔下的柳敬亭，另有一种人格的魅力。

敬亭，曹氏，泰兴人，少飘鸷不法，亡命如皋，追捕已及，隐柳林获免，遂指为姓。后以滑稽说古人事，往来缙绅间五十年，无不爱柳敬亭者。儿童见柳髯至，皆喜。其技艺传至华亭莫生，生之言曰：口技虽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坐有贵要，忘身在今日，并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所恨楚庄未见叔敖，不能证优孟；然史庄、班固下逮贯中、实甫，笔墨为证，如己见之。予每叹近世人材哀飒，私疑往史多诬，未必有如某某其人。癸巳值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鼓起伏，髑骸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

赞曰：当敬亭说闾阁儿女，脂粉香泽，或米盐诟谇，罔不颐解。然不予不及也。敬亭于崇祯间客左帅幕下，左昵之。每以微言乞人死。故至今及左，辄泫然白其心迹。特以左帅拥数十万师，称孤三楚，傅韝厨下皆青紫，费牛羊豕畜骨可享观。似此物力且专，予不知当日听敬亭说及壮缪、鄂蕲二王时，中心有动否也。敬亭则可谓无负左帅云。

明清之际，写柳敬亭的人很多，各家各有侧重，而周容之文则在叙述敬亭为人豪侠的一面。在常人眼中，敬亭不过是艺人之能者，而在周容笔下，敬亭则俨然为艺界之豪侠。其豪侠之气，不仅在于说书中常以关羽、李靖、郭子仪、岳飞、韩世忠为主人公，使人听之几欲下拜，更在于他对左良玉的情谊，在左良玉死后多年，犹念念不忘“辄泫然白其心迹”。此情此谊，以寥寥七字道出，周容文笔之老辣精到，由此可见。

（二）见解卓异的史论人评

在周容的文存中，有着许多史论和碑记。这些涉及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中，周容常发人之未发之论。其视角的独特、分析的深刻、论点的新异常使人看后深受启迪。如在《伍子胥论》中，一开篇便直言伍子胥悲剧的原因在于其进谏方式的不妥：

子胥以谏死为千古悲。独余不得不为子胥惜焉！惜其谏失于词以坚王不听之心也。夫差有至性者，有勇而负气者也，好名者也。谏可激以怒，不可怵以威；可触以先仇，不可戒以后患。而乃以少康视越，以过浇视王儗，人不伦矣。人有言曰：成越不失为夫差也。夫差苟能厉精如初，越奈之何？虽然越不可不诛也，诛之不为不仁，成之足为不孝。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韪之。以胥之天性沉挚，负切身之痛者而为王言不及此，此所以为失也夫。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从周容的分析中使人能从已定的史实中得到多种的启示，也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悲剧的酿成，其中固然是因为利益分歧和道德差异，但很多情况下，往往直接由主人公的性格所致，这种性格中的缺陷不仅会危及个人安危，而且还能导致国家的衰亡。同样，一项政策、一种方法，由于时势、地域和范围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这在《王荆公庙碑》中有令人信服的表述：

予同客过焉。父老曰：此吾鄞旧令名王荆公者。客惊曰：“然弥？”予曰：“然”。客曰：“是固变新法误宋至亡而庙诸此？”予曰：“古来误天下者必奸邪，未有非奸邪而误天下者。有之，则公一人。公不可谓非误天下，而卒不可谓之奸邪。盖公初为鄞令，民便其政。后以鄞治所行行诸天下，乃一治而一乱者，岂前后之势有不同，抑鄞邑之民独醇良而天下诸邑之民俱凋敝欤？吾以为公之误天下，非公误天下而天下误公，又非天下误公而鄞邑误公，亦鄞邑误天下也。公身为邑令，行其法于所治，固势近而易周矣。而廉不侵民以私，明不与吏以奸法。于是见其利而罔弊，以为天下之邑俱可若鄞，天下之邑之令俱可若已。事经身验尚有不可恃者，原必无之理也。遂排众议、任怨、决计行之无所疑。竟不知天下之邑之令之不已若也。贪君之利复借民以徇君，贪民之名，或诿君以徇，法纷更互掣法愈穷焉。是神宗以天下误公，公以鄞邑自误。吕蔡辈以险阻阴贼之才误公，而元祐诸君子复以矫折锲切之论激公以误公。遂使公学问经术只见效一邑而不能见效天下。嗟乎！使公止为鄞令，岂不令后世想望之，以不得进用为恨；由鄞令进学士而止，又岂不令后世想望之，以不得大用为恨；又使进为丞相初定法，以众议纷纭罢，后世亦想望之，谓其法必当有效，且引鄞治为证而咨嗟叹恨于当时庶僚之难与谋始也；即进为丞相，定法而从容，使元祐诸君子为鄞令与观公之成绩，当必叹息其法信可行而有效，不以矫折锲切之论激公，更调剂通变选贤别才，公心就平，即吕蔡岂能借公自固？天下之邑之令，将俱得人，俾民咸被利，视鄞则天下之民应共其尸祝。

王安石是对宁波文人影响最深的外来人物。他27岁任鄞县知县，进行一系列变革，后又作为丞相进行变法。他的高远的政治志向、清劲的道德情操、“三不足畏”的气度胸襟和学集九流之粹的学术造诣成为宁波文人心中的一个标杆，成为宁波文化传统中一个特殊的元素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在以后从政的宁波文人身上，或深或浅都可看到王安石的印痕。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下，身为鄞州人的周容，从历史和地域的亲身感受中深切地体悟到王安石变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然而这种合理性和可行性却在众多变数中变异为误国误民误天下的恶政。其情真意长、条分缕析的层层展开使人不得不对一千年前关于中国命运的大变法的失败而长叹，又以此鉴为今后的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这种富有哲理、卓然独立的史论还有《郅都记》《晏婴论》《李陵论》《三国人物论》《范增论》等。在这些史论中，常有异于时论定论的新见，让人耳目一新。如《晏婴论》云：

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德之贼也。”余每于春秋战国间求貌其人而不可得，以晏婴始未观之，殆其人欤？

婴仕齐，齐趋之矣，无能有所匡救，依违崔庆，俯仰姜田，乃反得显名，何为者哉？生平大节在枕股一哭耳。其言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斯言也，聚过于君以平弑者之罪也，散党于君以减人臣之责也。崔杼闻之，有不醉于心乎？又何其一哭？此即婴借以自匿自售者也……婴不能用三士，能用石父乎？梁父吟曰：“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武侯意不尽言，判之曰：“误婴罪昭然，则三士非不用者明甚，奈何于公室衰危之日，付三士于二桃，三士犹可悦也，曷沮尼溪……孔子曰：“藏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可以例晏婴，婴盗名，跖盗利。

晏婴一向以贤相之名传世，虽有人非议，但无周容如此严苛之斥责。周容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又以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据以史实的比拟作为论据，犹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中的史论那样，让人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有更深层次的考量，有另一种方式的解读。因而可以说周容尽管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史识却卓异于人，自成一家。

（三）深刻形象的哲理小品

周容的哲理小品富有思辨色彩，他善于以寓言形式嘲讽世态，月旦人物，以表达深刻的哲理。其小品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讽喻性寓言小品，这类小品继承了孟子、陶渊明、柳宗元、韩愈、宋濂、刘基、屠本畯等人的传统，通过人物对话讽喻世态人情。这些寓言小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取材宁波当地当时的人事，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亲近感。如《裁衣者说》用宁波慈溪的裁缝在京师的经历来揭示明末官场中人的微妙心理。用初入官场时的昂首挺胸、不可一世与久居官位，隐藏不露的变化来讥讽官场潜规则对人性的扭曲。文末总结说：“思二人言则知当日京师右职，求端其躬、正其体，使裁衣者守其剪尺而无所短长其间者，不一二见也，世事安得不有今日哉！”《鹅笼夫人传》写明末误国误民的奸相周延儒的夫人。周延儒，宜兴人，其当政时期，正是明王朝内外交困、濒于灭亡之际，他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鹅笼夫人传》以周延儒夫人的贞静贤惠反衬周延儒的贪婪浮躁，以周夫人的远见卓识反衬周延儒的苟且误国，以夫人死之安然反衬周延儒死无葬身之地，并以这些史实来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文末说：“鹅笼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时所言固己窥其微也。呜呼，夫夫之得罪于国也，固先得罪于妇矣！”此文以其精短精辟被选入《续古文观止》。

《芋老人传》是周容的代表作品，凡重要的散文鉴赏辞典等散文选集都收录此文。如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辞典》和上海辞出版书社的《古文鉴赏辞典》都有赏析文章。此文还被收录人教版的中学语文教材，是和全望祖《梅花岭记》齐名的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鄞州文人的散文名篇。这篇小品也是借作者家乡邻县的慈溪县祝家渡种芋老人的话来表达他对世态的看法。故事从由落魄书生到贵为宰相的高官两次吃芋的不同感受谈起。种芋老人的借芋说理是全文的重心。今引之如下：

老人前曰：犹是芋也，而向之香而甘者，非调和之有异，时、位之移人也。相公昔自郡城走数十里，困于雨，不择食矣；今者堂有炼珍，朝分尚食，张筵列鼎，尚何芋是甘乎？老人犹喜相公之止于芋也。老人老矣，所闻实多；村南有夫妇守贫者，织纺井臼，佐读勤苦，幸获名成，遂宠妾媵，弃其妇，致郁郁死。是芋视乃妇也。城东有甲乙同学者，一砚、一灯、一窗、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先得举，登仕路，闻甲落魄，笑不顾，交以绝。是芋视乃友也。更闻谁氏子，读书时，愿他日得志，廉干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为吏，以污贿不饬罢，是芋视乃学也。是犹可言也。老人邻有西塾，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有将、相，有卿、伊，有刺史、守、令，或绾黄纡紫，或揽辔褰帷，一旦事变中起，衅孽外乘，辙屈膝叩首迎款，唯恐或后，竟以宗庙、社稷、身名君宠，无不同于芋焉。然则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者，岂独一箸间哉！

“时位移人”是个普遍真理。地位、处境的变化会影响人的思想意识，性情作风，任何人都难脱这个法则。老人以芋作比，先言“芋视乃妇”， 再言“芋视乃友”“芋视乃学”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所谓“芋视乃妇”即厌弃糟糠之妻，“芋视乃友”即忘记贫贱之交，“芋视乃学”即渎职犯法。由家庭、朋友到个人与社会之间，其所为虽不可取，但仍“犹可言也”，因为这些事涉及面和危害范围还较小。由此推出最不可容忍的第四种丑恶，即明清易代之时，那些弃亲背友、丧志失节的内外官员。其强烈的警世、醒世、惩创人心的力量也于字里行间凸显出来，在文禁最严酷的时刻，作者就如此借乡野父老之口，公然对仕清的前朝群臣投以轻蔑的一瞥。整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转接自然，前后呼应，体现出内在的和谐一致。在章法、修辞上显示出非凡的智慧，故近代文论家王文濡在《清文评注读本》中予以一语破的的评价：“就一芋上，发出绝大议论。时位移人，一语破的，芋老人其作者自谓乎！”

第二类小品是以简单的情节或写意化人物形象寄托感慨，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哲理体悟，如《杂忆七传》通过七个人物的特殊经历或性格描述，来表达作者的人生感悟；《许龙文》叙述许龙文的铸壶体会：“等土之轻重厚薄为二，一方一圆，而视其所受，圆之水必多于方，岂非以善容物者能刷其廉，露棱隅者乃隘于中欤？”《过伯龄》通过对锡山过伯龄的棋品、棋术叙述，发出了“古来贤士大夫与世不忘竞心者，皆其所处未极位也。云霞在庭，与人争座，日月同天，乃见晦食。魏与秦近，用兵故多。眉与踵遥，责动不及。故封惠泉过岭者罂粟满则安，稍浅则激而有声”的感悟。这岂是对棋人的品评，实在是对世事人心的洞明之论。《净慈醉僧》中作者由蚊子不敢叮咬醉后在草丛中熟睡的僧人悟出：“欲近而卒不敢者，醉之气大故也。夫昔时所命贤豪，间者咸能充大其气，处群小中，人为之孤危，彼且静若无事，不闻搏击驱除而呼引朋类者，无能嗜智为毒，因别有所谓酒者在也。”而在这类小品中，最具有哲理和特色的是《小港渡者》。

小港在宁波府镇海城南面，今属北仑区，这是以作者亲身经历之事而成，因而更为亲切可读。文曰：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镇海）城，命小奚以木简束书从。时西日沉山，晚烟萦树，望城二里许，因问渡者可得南门开否。渡者熟视小奚，应曰：“徐行之，尚开也；速进，则阖！”予愠为戏。趋行及半，小奚仆，束断书崩。啼未即起，理书就束，而前门已牡下矣。

余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急自败，穷暮而无所归宿者，其犹是也夫！其犹是也夫！

“躁急自败”这一人生常识通过这个故事就鲜明地烙在读者的脑中。这和“时位移人”一样是警世恒言、喻世明言。周容的小品就以这样小的角度切入，从而诠释了人生的大道理。他也以这样的小品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成为清代的散文名家。

周容的书画艺术成就

周容是清初宁波最重要的书画家之一。同时代的宁波学者董守谕称其“画胜于文，诗胜于画，书胜于诗”。在诗及书画创作上，他与徐渭（文长）很相似，张锡琨《明文授读小传》称他：“游与缙绅之间，以笔黑自给，倏而依阿，倏而傲慢，常使酒骂座，又善哭，叫号之声惊动邻里，盖不得志而猖狂自姿者。”（《春酒堂外记》）他的书画艺术才能和个性特征都与徐渭相似，时人也将他视为徐渭一流的人物。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这样描述徐文长的人生轨迹和个性特征：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崩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胜，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

此番议论，与周容的经历、性情、所为何其相似乃尔！而在清初的书画界中，周容也确是一个被屡屡注目的名家。在《清画家诗史》《国朝画征录》《桐阴论画》《师经堂集》《昭代尺牍小传》等著作中都载有他的事迹。秦祖永《桐阴论画》置周容之画为“逸品”，其评曰：“曾见扇头一页，淡远空灵，山石陂陀，随意勾勒，发虽简略而神气极浑厚，似有一种天趣飞翔，其灵气在笔墨之外也。画到此境界，便不为蹊径所拘，空褚依傍。”张庚的《国朝画征录》评周容的画云：“疏木枯石，自率胸臆，萧然远俗，不拘拘于宗法也。”全祖望《跋周山先生墨迹》则称赞周容的书法说：“山先生之书博观诸家，略迹取神，藏锋芒于浑朴之中，论者以为先生之画胜于文，诗胜于画，书胜于诗。盖确评也。予谓如先生之书，方可当雅健之目。”民国《鄞县通志》在周容的传中对其书画成就及在宁波的影响作了评述：“容少即工诗，兼善画，疏木枯石，自率胸臆，萧然远俗，不拘拘于宗法也，尤工书法，敛锋芒与浑朴中，不屑妩媚以取妍于人。得其书者皆藏弆之若拱璧。”从这些关于周容诗、书、画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周容的书画创作既深于法度，又不为法度所拘，能够自抒性情。他的诗、书、画的艺术造诣极为精深，是宁波历史上继明中叶金湜之后以“诗、书、画”三绝称誉于时的书画大家，再加以其名满全国的散文成就，故称之为“惊世四绝”，窃以为不为过也。

17世纪中叶的中国，正上演着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也是这个时刻，中国的读书人在宣纸上完成了一次审美鼎革，完成了从帖学传统向碑学传统的深刻转向。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书的导言中说：“在十七世纪，随着一些书法家取法古拙质朴的古代无名氏金石铭文，书法品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过去三百年中，碑学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书法史的重要性，相当于印象派绘画在西方艺术史上的地位。”这种在政权交替中的书法嬗变是意味深长的，它在时间的流逝中愈来愈显得深远而又悠长。作为傅山的同道和好友，周容在书法理论和实践上有着与之相同的追求。他在《答黄子润论子学书》中说：“夫字学有时，字学有位。”又说：“仆少承家大人指授，又时未丧乱，故藏晋唐石本。长而出游，于金沙于治、江右王于一、三山林巽卿、许介有诸君互相讲发，稍悟用笔。”为此，他希望“得借一年间，晏退就林圃目远尘滓，静对古人，然后收合魂魄，洗涤笔墨，勒急于缓，酌轻于重，庶不负家大人指授耳。但此日胡可得乎？行就老矣”！在这封晚年对书学后辈的复信中，周容仍念念不忘他在父亲相伴下的书画生涯，而这种和谐的书画生活在宁波的书画家中也是不多见的。《春酒堂记》记录了这样一段难忘的场景：

楼东西贮经史庄骚以下千余卷，唐宋石刻百余种，墨迹山水花竹数十轴。容每应人所乞碑序志铭，草就呈家君且琅琅读，或字句稍疑滞，其推敲必得乃已。及临池作行草书，家君更喜携容儿阿长语波磔势，家慈乃呼两妇出脯醢益酒，为欢笑庭内外。

在这样的书画创作环境中，周容的儿子阿长（宛春）也大有长进，当丁未年（1667）周容遵父命写成《春酒堂记》时，就由阿长书写，挂于堂壁。周家可谓书法世家了。

但这样一位杰出的书画大家，由于长年奔波于大江南北，在宁波的时间并不多，因而大量作品散处各地。清乾隆年间，又因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反清倾向和民族意识，《春酒堂文集》等著作被列为禁书，以致长期以来，籍籍无名，几无影响。其身世之坎坷、才情之高杰、境遇之悲凉让人扼腕长叹。其留存于世的书画作品主要有《范太君寿序》、行书《五言诗》、行书《七言诗轴》、行书《七言联句》等。今能知道他的画作有《惜花春起早诗意图》《楚辞九歌九章图》《天女散花图》等。

《范太君寿序》为行楷，爽健雅可谓百不存一。法度严正，字字独立，笔画匀泽，行距相等。通篇文字虽字字独立，却能气息贯通。这书法无论是同篇的章法，还是单字的结体，都强调儒雅严谨，这固然与《范太君寿序》的文体要求相符，但却与周容的负才使气的性格形成了矛盾。故而我们从中亦可看出他个性压抑、才气不得张扬的无奈，却无法欣赏他被时人比之于徐渭的艺术才华了。

七言诗轴是周容为舅父所写，同样是为长辈所作，但风格却不相同。在行云流水般的笔势中已显周容放荡不羁、恣情使性的性格，让人从中感悟其独特的遒劲功力，寓锋芒于浑朴中、现灵气与笔墨外的书法艺术。

作为一个诗书画皆绝的艺术家，周容在书画艺术方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与书画密切相关的题画诗。题画诗多为五绝、七绝。这些诗或咏画意，或叙本事，或咏史事，与画珠联璧合，在这些画作已不得而见的今天，我们只能从题画诗中想望当年的盛况。题画诗由于题材所限，其形式和内容均较单纯。但即使从题画诗的本身艺术来看，周容的这些题画诗仍不失为佳作。诚以下列诸诗为例，即可见其画作意境和寄寓。

出没万松声，浮沉众山色。
一亭何太高，白云藏不得。

—— 《题画》

溪声起作云，日色下为水。
有客何苦吟，苔寒坐未起。

—— 《题画》

松风扶一杖，白云浮一塔。
撑住在山中，莫使天地阖。

—— 《为阎古古题画》

野屋树荫下，过桥只一湾。
主人亦似客，睡起正心闲。

—— 《题画二首》之二

闻道前村芍药开，呼童携杖更携醅。
不知溪涨冲桥断，恰值渔舟顺水来。

—— 《题画》

苕溪尽处霅溪连，最是江南画里天。
草阁出林人独坐，木桥客渡酒旗边。

—— 《题画》

此为咏画意。

酒旗风袅雪初收，坡转驴鸣见戌楼。
记得此身曾入画，汴梁归路过滁州。

—— 《题画》

偶然数老松杠斜，不听秋藤再点花。
仿佛去年溪上见，一时错路乞僧茶。

—— 《题画松》

君游不得意，暂过贫家宿。
索写竹千竿，中间著茅屋。

—— 《题画二首》之一

此为咏本事。

楼阁参差鸿雁低，云璈响共玉箫齐。
此中漫道似迷路，何处人间不自迷？

—— 《题迷楼图》

雪里高冠是问谁，牧羊何用此威仪。
丁零帐暖斟酥酪，一曲琵琶醉卧时。

—— 《题牧羊图七首》选二

从此争端起，须知局本平。
仪秦何事业，同是一纵横。

—— 《看友人画棋局》

此为咏史事。

周容的这些题画诗，不仅格调清雅，内容丰富，而且通过他行云流水般的行草使其诗书画融为一体，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他也因此成为宁波历史上继金湜之后被誉为“诗书画三绝”的书画家。

当周容用他淋漓尽致的书法将这些富有哲理或情致的诗句题在或清丽、或疏阔的画面上时，会有什么样的艺术效果？这正如他在《春酒堂诗话》中所推崇的艺术境界：“眼前景致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词”。这种集诗、书、画三绝于一体的艺术珍品怎会不为人所珍藏？不被视作拱璧？可惜，这些艺术珍品如今已难觅踪影，然而这些留存的题画诗仍使我们忆起并坚信，这个蕴天地之正气、藉才人之禀赋的旷代奇才曾在宁波的诗坛、文坛、书坛和画坛掀起过巨大的波澜。而这样一个堪为旷代奇才的大明遗民却被人们所长期遗忘。为此我们怎能不抱愧于他以及像他那样在明清之际以生命和艺术殉道的人们？

宁波人在北京有名望是从明代开始的，这是北京“宁波帮”的兴起时期。经过移民、经商、做官等途径，北京的“宁波帮”不断壮大。而至清代，则是“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清代立国之初就深知治国还得依靠汉族官员和地主阶层，于是大开科举之门，大量录用汉人当官。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宁波共有进士298名，其中鼎甲及会元共10名。除各级地方官员外，在朝为官政绩卓著的有3名，陈紫苓，鄞县人，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任大理寺卿，善断狱；沈淮，鄞县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充军机章京；张家骧，鄞县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二甲第12名。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督山西、山东学政，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五年入毓庆宫，教诸皇子读书；后迁至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后为工部右侍郎，又调吏部右侍郎。可见张家骧是清代晚期宁波知识分子在北京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