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丞相史嵩之的辉煌风范

南宋丞相史嵩之

郑传杰

唯好事功，自主成长

史嵩之，字子由，一作子申，生于淳熙十六年（1189）。

这一年在南宋历史上颇为特殊：孝宗将皇位禅给光宗。光宗即位之初，就诏职事官轮对，郑湜提出：“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于是一时“家法”又盛，由于受到朝廷影响，士大夫也将“家法”用作治理家庭的大法。史氏家族当时是甬上第一望族，便自觉地接受了大宋“家法”，严于教子。史嵩之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时代背景和家族背景下成长的。

史嵩之出生在鄞县东吴。东吴是史氏家族在东钱湖的重要居住地之一。自大观二年（1108）起，史诏迁居东钱湖，下水便成了史氏家族的第一个居住地。当时史诏的五个儿子除史才居城内洗马桥旧宅外，其余四子都随同迁居。后来大儿子史师仲早逝，长孙史浩迁回城内月湖。二儿子史木迁东吴。史诏过世后，史木又将母亲接到东吴，东吴就又成了史氏家族的中心地。由于老祖母住在此，也由于史浩少年时跟从叔父史木学习，与史木特别亲近，因此史浩拜相后仍然常常到东吴去。

东吴因为史浩和史氏而日益繁荣。在史氏家族内的频繁交往中，史浩最亲近的堂兄弟当推史渐（史木的长子）；后来史浩的儿子史弥坚晚年也迁居东吴，他与史渐的儿子史弥忠颇能志趣相投。这样一来，相对而言，史氏家族内部史木的后代和史师仲的后代交往更多、更密切。

史嵩之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史弥忠是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史弥忠为官以贤能著称。他担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事时，组织平定寇乱，立了大功，朝廷给予赏赐，他却不接受。史弥忠官至宝谟阁待制、龙图阁学士，他的堂弟史弥远与他同年中进士，史弥远为相遭人唾骂，史弥忠觉得史弥远在相位之日太久了，就劝史弥远辞去相位，但劝了几次，史弥远都没有听从，史弥忠因此未到致仕年龄就请求致仕，告老还乡。

史家家教一直颇严，一次史弥忠任期满后归来，随身带来的橐装增多了，里人见了都很羡慕。史弥忠的父亲史渐见了便发了怒，就让人把里人都召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让史弥忠将橐装全部打开，里人一看，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史渐这才一声不吭地离开了。

史弥忠秉承了严厉的家教，对儿子史嵩之的教育一丝不苟，可以说史嵩之从小是在父亲近乎严厉的家教下，德智并修的。

但史嵩之并未完全如其父所愿，他虽然在父亲身上接受了陆氏的心学与吕氏的事功学。但事实上，史嵩之只吸收了其父亲身上的能为其所用的部分，史嵩之似乎只喜欢事功学，而不喜欢陆氏的心学，更厌恶的是朱学人士的迂缓这一套。应该说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对史嵩之日后经营人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既为其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又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史嵩之没有继承史弥忠的儒雅，即所谓“贤”的一面。但史嵩之继承了史弥忠的才智，遇事敢为敢断，即所谓“能”的一面。

史嵩之少年时在东钱湖梨花山读书。梨花山地处东钱湖的东北方，在秀峰峥嵘、千姿百态的湖光山色中，梨花山与东南方雄峙的福泉山，西北方横亘的月波山并列。明诗人卢镇有《梨花山》一诗，诗中这样描述道：“湖上佳山水，况逢春日来。梨花飞白雪，凫鸟点苍苔。曲径穿云上，芳樽待月开。徘徊问遗事，惟有读书台。”

所谓读书台就是指史嵩之少年读书处。东钱湖梨花山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每当三月，木秀于林时，一层层一簇簇的白花，以其特有的玲珑剔透、千姿百态笼罩整座山。那亮晶晶的山梨花比山桃花、山杏花、山丁香花、山玫瑰还要美丽。史嵩之和内弟陈埙常常共醉梨花山中。他俩笑着看飞花，随花而行，任情而往。他们心情惬意，满脸陶醉，在人与花、水连山的那种环境里。他们喜爱在东钱湖里泛舟，凭湖风吹来，听浪声响起……

史嵩之从小风流倜傥，加上优越的家族背景，所以特别惹人注目。他在东钱湖梨花山读书，颇能惜时，这一点与陈埙相似。但他的有些行为却是陈埙不能认同的。一次，史嵩之与内弟陈埙在山寺讲学，史嵩之年轻时并不信佛，所以对僧人不太尊重，山寺的僧人因此讨厌他，对此，史嵩之很恼怒，居然当夜就焚烧了僧人的住房。这事让人觉得他骄横不讲理。但表现了史嵩之行事果断，不计后果的个性。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样说。这种性格后来往好处发展，是精明能干；往坏处发展，是主观武断。

史嵩之与陈埙从小一起长大，一同读书，相处和谐，但他们彼此很少受到对方的影响，所以后来他们的志向和处世态度都全然不相同。

史嵩之20岁时，史弥远登上相位，这对史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对史嵩之来说无疑是福音，“借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史嵩之那时似乎已懂得了“凭借”的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史嵩之不同于陈埙，陈埙不喜“凭借”，全然靠自己；也不像其父亲史弥忠，不依附史弥远，却酷似其从叔史弥远，从小就知道“凭借”史浩名声。但史嵩之并非是一个庸人，一旦有了“凭借”，就会丧失自身的努力，史嵩之也懂得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的重要性，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嘉定十三年（1220），史嵩之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他中了进士，取得了入仕的资格。

史嵩之中进士后，调任光化军司户参军。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对其从叔史弥远为相看不顺眼，相反，对从叔史弥远十分钦佩，所以得到了史弥远更多的关心和培养。一次，身为从叔的史弥远就十分关切地问史嵩之说：“如果给你换一个新的职位，你想去哪里？”史嵩之马上领悟了史弥远的意思，他十分坦率，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希望能到襄（阳）汉（水）一带去做官。”史弥远虽然贵为丞相，但在家族中却常常有人不领他的情，现在史嵩之有这样的态度，便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用心襄阳，一举成功

占襄阳，是史嵩之为经营人生迈出的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史嵩之用心经营襄阳。“为官襄汉”，充分显示了史嵩之的深谋远虑和才干。史嵩之用了10年时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终于遇到“联蒙灭金”的机会，一举成功，便为其相业铺就了道路。

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在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呼应。由襄阳，向北出中原，向西入关中，还可以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是南方扼守长江的屏障，在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绵延三四千里中，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处。所以历史上，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襄阳都是必争之地。

因此襄阳虽然是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但实际上具有全局性的意义。所以古人这样评价说：“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在当时南宋与金对峙的局势下，这一个地方的重要性，完全可以用咽喉来形容。从军事角度看，襄阳的意义甚至还超过了两淮。金人自东北方向而来，其战争策源地远在辽东。自关陇、荆襄至东南这条西北-东南向的斜线与金兵打击方向即东北-西南向的斜线相垂直，再加上山河之险，可确保南宋王朝暂时规避在金人打击的锋锐之外。这条斜线延绵数千里，联系纽带是长江和汉水，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襄居其中；汉水自汉口上溯，远达甘肃东南边缘，是为关陇与东南联系的捷径，襄阳处在这条联系线的衔接部位。这样，襄阳在南宋国防线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如果说自关陇至东南这条国防线犹如一条巨大弓弦的话，那么，自襄阳出兵北进便属如箭在弦。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荆襄在与金人抗衡上无疑可以作为屏障。

同时就南宋内部而言，荆襄也经常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可以给下游的建康、临安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北朝时期，据荆襄上游称兵反叛的比比皆是。

荆襄具有双重特性：即对上游的屏障作用和对下游的消极意义。南宋如果想向北方进取或抵御北方的进逼，势必要重视襄阳的经营。经营好襄阳，足以协调整个战线。岳飞、吴拱等都曾借襄阳而有所作为。

史弥远虽然在相位之日很久，但他却并不十分透彻地知道襄汉的表里。而年轻的史嵩之却似乎已经对荆襄地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十分清楚这一地方对南宋的重要性，而且早有到此为地方官的念头。所以当史弥远问起时，他便能马上作出去襄汉的回答。

凭这一点，就足以见史嵩之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人。南宋立足东南，的确不能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王朝丢失了荆襄还能保住东南的。相比而言，当时南宋如果没有四川还可以立国，但如果一旦没有了湖北襄阳，那就根本无法立国了。应当说史嵩之已精明地意识到了这些。

就凭这一点也足以见史嵩之是一个有雄心的人。荆襄相对于京城，环境条件显然要差，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在临安找一个官位是不成问题的，而他却不希望留在京城，不贪图安逸，只希望在一线锻炼，从基层立身。他选择从这一重要的地方做起，希望能有功于国，充分表明了他所具有的做一番事业的雄心。

于是史弥远即调史嵩之为襄阳户曹，遂了史嵩之的心愿。

史嵩之深知襄阳经营的得当与否，足以决定南宋在战略上是主动还是被动。

所以从此史嵩之一直都呆在襄阳一带。嘉定十六年（1223），史嵩之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准备差遣。十七年，升干办公事。宝庆三年（1227），主管机宜文字，通判襄阳府。绍定元年（1228），权知枣阳军。二年，迁军器监丞兼权知枣阳军，不久兼制置司参议官。三年，除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

史嵩之在襄阳积极作为，沉得住，沉得深，扎扎实实地开展备战备荒。他在襄阳经营屯田，措施得当，成效显著。当绍定元年，竟积谷达68万石。绍定三年，史嵩之在枣阳实行屯田，由于经营有方，再次获得了成功，可见史嵩之的确能用心，有才能。为此朝廷给史嵩之升官二级，后又因明堂赐恩，史嵩之又被封为鄞县男，理宗还赐以食邑。如果说当初史嵩之去襄汉任职还有一些史弥远特别关照因素的话，那么这一次提升则完全是靠史嵩之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

绍定四年史嵩之以直秘阁、京西转运判官兼提举常平兼安抚制置司参议官。绍定五年，加大理卿兼权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赐便宜指挥，成了名副其实的襄阳军政一把手。

史称：史嵩之常常秘密将襄阳地理和撤戍增防的机要情况报告给史弥远，于是不到10年就成了襄阳的主帅。

如果说当初选择襄阳说明了史嵩之的智慧，那么成功经营襄阳则显示了他非凡的才能。

史嵩之是有抱负的人，同时又是精干的人，为巩固襄阳的防守，他备足了粮草和兵马，然后，他耐心地在等待着机会。

机会不负有心人，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遣使臣王楫南下来到京、湖，与身为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商议协同攻金的事，并许下诺言，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区归宋廷所有。史嵩之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便奏报朝廷，请求予以批准。朝廷经过商议，都以为机不可失。从当时的形势分析，蒙古灭金已是早晚的事，即使宋暗中助金也不会逆转，而金是宋不共戴天的仇敌，靖康之耻不能不报。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更是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良机。这样理宗就命令史嵩之给蒙古使者回复，应了蒙古的请求。

在联蒙灭金的过程中，史嵩之成了前线最高的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下孟珙指挥宋军，经蔡州一战，灭了金朝，雪了靖康之耻。这其中与史嵩之善用将士和全面协调战事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因此这一战，理所当然地给史嵩之带来了无尚的声誉，同时也使理宗进一步看到了史嵩之的非凡才能。

至此，占襄阳，史嵩之经营人生第一阶段，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反对入洛，转败为胜

史嵩之经营人生第二阶段是反对入洛。史嵩之几经曲折，以襄阳为营，最终反败为胜，登上了相位。在反对入洛这个过程中，史嵩之能根据当时的形势，结合自身的利益作出判断，反应了他的确谋略过人，但其不择手段、见死不救的弱点也开始暴露。

金亡之后，理宗虽然献俘太庙，告慰了列祖列宗，但由于蒙古不践前约，不归还河南地区，旧京未能收复。而且根据当时形势的判断，宋蒙早晚必有一战，于是两淮守将赵葵等因此提出了据关守河，与蒙长期抗衡的策略。

金比南宋强，却被蒙古灭亡，现在蒙古拥有金国之地，它的力量少说是南宋的两倍。以蒙古人的野心，他们想灭南宋是迟早的事。如果总结一下金蒙战争的经验，那么金所以能与蒙对峙几十年，据关守河便是据以对峙的资本。如果南宋也能够据关守河，就等于与金力量联合。所以当“据关守河，为坚守计”的策略提出后，丞相郑清之表示支持。

但如果入洛，夏季是最佳时间，因此迫使宋廷尽快作出决断，理宗最终决定发兵入洛。那么入洛计划的具体实施关键又在什么地方呢？

很显然，京湖制置使的史嵩之就成了一个最关键性的人物，朝廷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史嵩之，当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非策；在两淮军出动之后，理宗又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吸引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了！

史嵩之在襄阳经营了10多年，而且颇用心，颇有成效，因此他在军队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根深蒂固。一方面京湖离三京最近，进兵最方便，后勤补给也容易解决；另一方面京湖如果不稳定，对兵进三京的阻碍也最大。所以现在用、撤史嵩之成了难题。如果撤了史嵩之京湖制置使一职，新任一时必然难以控制京湖局面。不要说对发兵入洛，就是让襄阳如常运作恐怕都会成问题。这一点史嵩之也很清楚，理宗、郑清之也清楚。因此理宗、郑清之左思右想，觉得史嵩之还不至于到了置大宋生死于不顾的地步！于是理宗、郑清之把入洛督粮草这一至关重要的大任交给了史嵩之。但这一次郑清之又错了，他不了解史嵩之的性格。

当朝廷诏令史嵩之筹划粮饷时，史嵩之又上奏说：“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惟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审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

史嵩之所说有实情，但主要是以此为借口。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去年冬天还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30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吗？丞相郑清之反复思忖，觉得既然朝廷已经决定，就必须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于是就亲笔写信给史嵩之，叫他“勿为异同”。史嵩之还是力求辞去此职，但最终才算勉强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据关守河的策略按计划实施了。端平元年六月全子才帅前部进入汴京，接着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领淮东军主力也赶到汴京。赵葵一见面就责问全子才说：“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以抵汴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全子才以实情相告：粮饷未集，无法进兵。按照宋军原来的战略部署，部队确实应该直扑洛阳、潼关，完成对蒙古军的战略防线。但是现实情况是根本无法出兵！饿着肚子的军队就算到了潼关又能怎么样呢？能顶得住蒙古人的突击吗？但是，这时赵葵却根本没有办法考虑这些。他将远道而来的好几支队伍硬行编成两个队，分别由徐敏子、杨义指挥，由于粮草不足，赵葵强令各军只带五日粮出发，即使这样，粮食仍然不敷分配，只好让各军陆续起发。

徐敏子整军开入洛阳的第二天，军需官报告军中携带的5日军粮已经在过去的8天里吃完了，部队就开始了“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而当天夜里，杨义指挥的庐州强勇15000余人行军至龙门，突然遭到蒙古军骁将刘亨安部的伏击，全军覆没了。这对徐敏子和宋军的将士来说，不啻是一声晴空霹雳，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宋朝将得不到增援和补给，而且还说明蒙古军主力已经形成了对洛阳宋军的合围态势。

于是宋蒙龙门一战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上，一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步兵在撤退，而无数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后面不停地追杀！蒙古军追奔数百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宋将樊显、张迪等人战死，徐敏子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战马又被射死，只得步行从小路突围。他一路上收集溃散兵将300余人，吃了两日桑叶，七日梨蕨才得以生还。

蒙古军取得龙门之战的胜利后，乘势派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扎营。在一般的情况下，宋军会毫无疑问地固守待援，用13000精兵守御洛阳坚城，凭着宋军善守，蒙古人想拿下洛阳还真要费些功夫。但此刻却不同，宋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没有救兵倒也罢了，没有粮草如何坚守？徐敏子召集诸将，议来议去，最终也只有回师一词。

原来朝廷屡令史嵩之发粮，可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无奈之下，只得从两淮转运粮食。中原地区缺粮是一把双刃剑，蒙古军击破入洛宋军之后就因为缺粮而不得不暂时退回河北。因此，当时只要宋军能在三京多少积存一点军粮，坚守几天，蒙古军就会自退。可惜宋军士卒乏粮，不能空腹从戎，也只好弃洛退归。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端平入洛以宋军入洛的近30000精锐之师全军覆没，三京再次丢弃而告终。

接下来是理宗下诏追究责任：“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准令免职。”但一切为时已晚。

后来，在许多问题上史嵩之与郑清之也总是有矛盾。郑清之惩治了贪污、弃城的郑损，嘉熙四年（1240），史嵩之为相即上奏，希望恢复郑损的官位，表现出两人观点的截然不同。后因直舍人院程公许上奏说：“损撤关外五州重屯，移之内郡，则丁西蜀祸，损实为之。使损官可复，不知千亿万之赤子死者可复生乎！”前汉川路运判吴申上奏谈川蜀地区的事，理宗感慨而痛心地说：“蜀从前亦委寄非人。”吴申说：“弃边郡不守，郑损也；忌忠勇而不救，赵彦呐也。”理宗乃下诏收回成命。

入洛失败后，人们当然以成败论英雄，郑清之不但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且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南宋的窘境和灭亡不在于是否据关守河，而在于据关守河未能成功，“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www.xing528.com)

此时，史嵩之又下了一着妙棋，他“乞祠，归养田里”。

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据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战区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蒙古军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

端平三年三月，宋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郑清之因此去位，朝廷召不来崔与之，于是在乔行简同盟的推动下，理宗就以乔行简为相。

这时的理宗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便授史嵩之为刑部尚书，出知平江府，进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嘉熙元年（1237）进华文阁学士，兼知鄂州，兼湖广总领兼淮西安抚使。

史嵩之力主和议，把督府设在远离战场的鄂州，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因此遭到大臣李宗勉的批评，李宗勉说：“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职在督战，如收复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当为。若所主在和，则凡有机会可乘，不无退缩之意，必至虚捐岁月，坐失事功。”“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交，嵩之当置司淮西，则脉络相连，可以应援，邈在鄂渚，岂无鞭不及腹之虑。若云防江为急，欲借嵩之于鄂渚经理，然齐安正与武昌对，如就彼措置防扼，则藩篱壮而江面安矣。所谓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当别择鄂守，径令嵩之移司齐安。”又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

起居舍人袁甫也说：“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未曾了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说主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诫他不要轻易说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说主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监察御史王遂则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嘉熙二年，蒙古东路军的一支自光州（河南潢川）下复州（湖北沔阳），又转而攻打黄州、蕲州、安庆府，当地的守臣都弃城逃走了。这时，孟珙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刚刚回来，就遇到蒙古派将军忒木觫进攻江陵，当时史嵩之在黄州，史嵩之便下檄文让孟珙从江陵前来增援。孟珙乃驰赴江陵，他命令部队不断变换旌旗的服色，循环往来，夜里则沿江点燃火炬，以此来显示宋军声势浩大。然后，率领军队出战，连破了蒙古军二十四阵，夺还了被俘的20000人，破解了江陵之围。这里也有史嵩之的功劳。

孟珙智勇善战，连胜两仗，使南宋在江汉地区的不利形势得到扭转，一时朝野振奋。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这与史嵩之观点相同。史嵩之支持孟珙招纳降人，扩编军队，派兵分驻在樊城、新野、唐、邓之间。朝廷就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命令他恢复郢州、荆门，以便巩固江陵的北面屏障。嘉熙三年三月，孟珙出兵和蒙古军作战，连续三战三捷，相继收复了信阳、樊城、光化和襄阳。这些仗虽然是孟珙率军打的，但史嵩之是总指挥，功劳自然少不了他的一份。因此史嵩之被理宗擢为参知政事、督视京湖、江西军马，成为大宋全线的最高统帅。

不过史嵩之主张和议的初衷没有改变，战是为了“和”。这年九月，蒙古军又攻下寿州和泗州等地，在真州被宋军击退。不久，又动用了80万大军围攻庐州，想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安抚使兼知庐州杜杲派舟师及精锐部队扼守淮水要害。淮东西民兵也参加了保卫庐州的战斗。蒙古兵无法进犯，改攻滁州。出身于赵葵部下的知招信军余玠亲提精兵救滁州。蒙古军又转攻招信，被余玠回军打败，死伤无数。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攻劫蒙军营寨，捉到投拜的汉奸，并夺得许多马匹。侵掠江淮的蒙古军不断遭受官军和民兵的攻击，只好北还。作为最高统帅的史嵩之又一次得到了理宗的奖誉。

蒙古兵退，派遣使臣来宋，诱说南宋投降。理宗又想以对金议和的办法对蒙求和。史嵩之本主议和，自然更能吃透理宗的意图，于是竭力附和议和。因此右司谏曹豳指责史嵩之“以和误国”，但理宗却与史嵩之观点一致，所以就派遣通好使，去与蒙古军谈和。

这些年襄阳一直是南宋朝廷最关注的地方，史嵩之的大小作为，不但在众大臣的视野中，也在理宗的视野中，一方面是史嵩之在襄阳有稳固地位，另一方面反对史嵩之的大臣们连续不断地上奏，把史嵩之炒得火热，这些都在为史嵩之进相位奠定了基础。其实自从郑清之罢免后史嵩之就有意于相位了，他平时很少做诗，却有《中秋对月》这样写道：“一片瑶光万里开，停杯追忆谪仙才。寻常明月不易见，如此中秋能几来。零落故人非白社，登临何地不瑶台。欲招黄鹤临风去，为问霓裳安在哉。”史嵩之希望史氏能重新得到重用，更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一个人能将生命和国家自觉地联系在一起，能将经营人生和经营事业统一在一起，这应该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了。

“反对据关守河，与蒙作战”的重大决策，最终以史嵩之拜相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使史嵩之经营人生第二阶段又取得完全的成功。史嵩之“将才”之称也因此被确认。

得帝拜相，独断遭恶

得帝心，史嵩之拜相，进入他经营人生的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史嵩之在相位，颇有作为，但其任事专断，为众人所恶；联系到史弥远，更为众人所惧。在众人所怒之下，又为父丧“孝”理所不容，史嵩之不能不屈。

嘉熙四年三月，史嵩之被皇上召回临安，拜右丞相，由此挂衔宰相，封公赏爵，实现了他多年来振兴史氏的愿望。他《宴琼林苑》诗中说：“鸣跸高登秋暮天，西郊辇路直如弦。梨园花覆千官醉，愈觉君恩湛湛然。”应当说史嵩之拜相，并没有史弥远的直接关系，是史嵩之自身努力的结果。

史嵩之大权在握，就筹划前线江防，这说明史嵩之是重视边防的。但他不顾一切，迫令征集渔舟，不体谅百姓的疾苦，这就不能不令众人怒了。当时大臣康植出来反对说：“令征渔舟，渔民无以为生，万万不可。”史嵩之为实现认定的目标不惜手段，竟然劾奏将康植贬为江陵酒官。

嘉熙行政，最终形成了乔行简、李宗勉、史嵩之三驾马车的格局。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

淳祐元年，蒙古汗窝阔台病死，蒙古对宋的和议停顿，战争也暂时告一段落。史嵩之进《玉斧箴》，不久乔行简辞朝，史嵩之独自柄国。

大臣高斯得上奏，请求择才与史嵩之并相，这本是合理化的建议，可史嵩之见了很恼怒，他竟指使他的党羽说高斯得叔父兄子不可以同为朝官，于是将高斯得通判绍兴，免得他在朝堂上多嘴。

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一书写成，史嵩之企图改掉高斯得所写的《宁宗卷》中对于济王的评论，高斯得竭力辩护，然而书已被更改了，李心传只好将高斯得所写的史稿藏起来，并写上：前史官高某撰。史嵩之就将更改了的《四朝帝纪》进献，同时还进献了《孝宗经武要略》《宁宗实录》《日历》《会要》《玉牒》等。因此史嵩之又得以晋升金紫光禄大夫，封永国公。

当时史嵩之志满意得，《雪后》诗中这样写道：“同云收万里，斜日已三竿。有鸟皆潜迹，无风尚送寒。晴檐如下雨，枯涧忽鸣渊。渐觉山河复，方知世界宽。”其所写雪融之景，描摹细微，视野开阔。

史嵩之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发现有人对自己的事业构成阻力，就会果断行事，不惜一切加以除去。淮西制置使杜杲虽然在解庐州之围时为史嵩之争了荣誉，但由于杜杲上奏表示和谈只是蒙古的诡计，曾令史嵩之十分难堪，因此杜杲成了史嵩之的打击对象，他指使台谏弹劾杜杲，杜杲遂被夺去兵权，终老田园。

史嵩之在相位时，曾召师雍（史弥远的弟子，但不与史弥远合作）审察，并秘密示意主动与他改善关系，然而师雍却不领情；史嵩之调师雍到粮料院任职，并说：“粮料院与相府相系密切……”但师雍还是不领情。后来博士刘应起上奏论史嵩之的过失，理宗被他说动了，想驱逐史嵩之。因为师雍与刘应起友好，所以史嵩之怀疑这是师雍在中间作梗，就指使御史梅杞攻击师雍，朝廷就差师雍知兴化军，不久又改知邵武军。

富阳人道士孙守荣，号富春子。曾遇到异人，异人授他一支铁笛，他常常吹着笛在市中行走。孙守荣修道有成，能预测遥视。一次他去拜谒丞相史嵩之，门卫谎称史嵩之在午休，不让他进去。孙守荣当即指出史嵩之正在园池钓鱼，怎么说是在午休呢。门卫非常吃惊，便入报史嵩之，史嵩之因而会见了孙守荣。史嵩之颇喜欢孙守荣的言谈举止和仙道风雅；孙守荣则坦陈己见，发生在史嵩之身上的许多事都被他一一说中了，史嵩之听了不舒服，最终将孙守荣贬死在远郡。

史嵩之统治专横，因而招来广泛的不满，而且在很多大臣眼里史嵩之独相期间也并无什么实绩，却自恃边功，骄狂日盛。于是许多老臣都来劝谏，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虞复上表《爱养根本之说》，极力反对史嵩之的独断专行，结果也被降职任都郎官。李昴英就写了一篇《论史丞相疏》上奏皇帝，揭露史嵩之。一开始，皇帝没有理会，李昴英表示“一身祸福所不暇计”，屡屡痛批史嵩之之罪过。其实史弥远、史嵩之当权后，朝廷人事纠纷不断，朝中对立情势日益尖锐，也使四明士族卷入其中。导致人际关系复杂，彼此裂痕扩大。袁燮、陈埙、袁甫、史弥忠、史弥坚等人都与史弥远、史嵩之意见不和。尤其是袁甫，他与史弥远的堂兄史弥忠是旧识，可是对史弥忠的儿子史嵩之力主和议颇有意见，曾经三度上疏奏论。

迫于舆论的压力，理宗最终罢免了史嵩之，此事的导火线则是史弥忠的去世。

三谋复起，壮心不已

淳祐四年九月，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病故，但史嵩之却贪恋权位，不肯辞职守孝。“马光祖未卒哭，起为淮东总领，许堪未终丧制，起为镇江守臣。”史嵩之企图援引战时特例，为自我的起复寻找根据。

从当时宋元关系看，似有些理由。但结果却引来了一片反对声。

在四明，当时就流传着这样十七字：“光祖做总领，许堪为守臣，丞相要复起援例。”在京都临安，太学生黄恺伯等144人、武学生翁日善等67人、京学生刘时举等94人、宗学生与寰等34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等人分别上书论史嵩之，指责他席宠怙势，殄灭天良，“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不当起复。

当时史嵩之已取得了理宗之信任，所以在众人“愤愤不平”讨伐史嵩之时，理宗却在排除万难，努力起用史嵩之。他与徐元杰有一段私下对白：上问：“史嵩之起复如何？”奏云：“陛下以为如何？”上曰：“从权尔。”奏云：“此命出于陛下之心乎？出于大臣之心乎？”上曰：“出于朕意，朕以国家多事，用祖宗典故起之。三学生上书，卿曾见否？”奏云：“闻有此书，尚未之见。”上曰：“人言太甚。”上曰：“朕自当优容之，但边事亦罕有熟者，史嵩之久在边间，是以起复。”这段对白说明了真相，理宗需要史嵩之，边防需要史嵩之。

其实，太学生的活动是朝廷内部反对意见的折射，最终朝中大臣纷纷都走到了反对史嵩之起复的第一线。当时的环境太不利于史嵩之了，史嵩之太缺乏人缘了，最终连侄子史璟卿都站出来指责他了。

看来史嵩之当国，的确深深地得罪了公论，史嵩之专权，的确也有其实，从嘉熙四年至淳祐四年，史嵩之为相期间，与他共政的先后有10名执政，但他们大都无权力，即使是始终与史嵩之共政的范钟也如此。但归根结底是因为史氏已有史弥远一个在位26年，人们不愿意再让史氏长期任相了。

其实大臣们一直都在极力阻挠史嵩之的每一次升迁，继之又极力驱逐嵩之出朝，再继之又屡次瓦解理宗起复嵩之的努力。为阻止史嵩之进用，他们想尽办法消解史嵩之的功勋与声誉，史嵩之除刑部尚书时，洪咨夔就不起草诏而去。吴昌裔则上奏说：史嵩之原本就不学无术，凭借其叔父弥远之声势，升上来的。吴泳也见皇上就论奏史嵩之，他说：只有陛下与二三大臣说他有才能，能办事，而天下之人都说他轻嚣寡谋，希望陛下特赐睿断，罢免史嵩之刑部尚书一职。

不过嵩之的相业，的确不能一概加以否定。史嵩之广揽人才，为朝廷所用。“荐士三十有二人，其后董槐、吴潜皆贤相。”这一点还可从别人对他的攻击中反映出来：今（淳祐初）任用混殽，薰莸同器，遂使贤者耻与同群。其（史嵩之）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矣。可见在史嵩之领导下，君臣有团结一心之势，这显然有利于克服内外交困的局面。从嘉熙四年至景定五年，25年中，百姓颇为安顿。他还采用专卖政策，增收财富，拨赴边州。他任职期间边防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特别是余玠在四川实行的山城防御计划以及孟珙对襄樊的建设，这些都对南宋后期的抗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史》论曰：“弥远之罪既著，故当时不乐嵩之继也，因丧起复，群起攻之，然固将才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是因否定史弥远而完全否定史嵩之的，而这种否定是先验的，不管史嵩之怎么努力，都不能熔化这些人心中的顽石。在大臣们的坚决反对下，理宗最终放弃了复用史嵩之。

侍御史刘汉弼秘密上奏说：“自古未有一日无宰相之朝，今虚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断乎？愿奋发英断，拔去阴邪，庶可转危而安；否则是非不可两立，邪正不并进，陛下虽欲收召善类，不可得矣。臣闻富弼之起复，止于五请，蒋芾之起复，止于三请，今嵩之既六请矣，愿听其终丧，亟选贤臣，早定相位。”理宗采纳了刘汉弼的意见，便作出决定：命范钟、杜范并相。

淳祐四年，范钟进拜左丞相，杜范入拜右丞相，朝廷发布了一系列措施，临安士民竟欢呼载道，对更新后的人事表示出了高度支持。

不久杜范又擢徐元杰为工部侍郎，一切政事都与他商议。徐元杰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有裨益。百姓都喁喁望治，谁料天不假年，老成凋谢，杜范竟暴病而亡，他在相位共计不过80日。还没过一个月，一天徐元杰谒见了左丞相范钟，范钟留他在阁中吃罢午饭，下午归去，徐元杰忽然感觉腹内不舒服，到了黄昏，寒热交作，浑身不适，等到四鼓，竟然指爪爆裂，大叫几声而死。三学诸生听说此事，都说徐元杰是被人谋害而死的，为他抱不平，于是伏阙上书，说“历期以来，小人之倾陷君子，不过使之远谪，触冒烟瘴而死。今蛮烟瘴雨，不在岭南，转在朝廷，臣等实不胜惊骇”！理宗见了此书，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但此事毫无佐证，哪里还有实供。哪里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

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因为得到乔行简的提拔，晋升为同知枢密院事，但他不屑与史嵩之共事，辞职回乡。理宗让太监追回，并命令临安各城门的官员不得让杜范出城。太学生们也纷纷上书挽留杜范，还直接把矛头指向史嵩之。不过，理宗对史嵩之也十分倚重，大凡军国大事都一应交给宰相史嵩之处置。史嵩之久擅国柄，为了平息舆论，他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于是六次请求辞相，理宗果然不批准。但这却被杜范一派的大臣抓住机会，并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驱逐了史嵩之。但不过几日，理宗发觉自己真的还离不了史嵩之。他又回心转意，准备重新起用史嵩之。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朝廷哗然。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徐元杰认为理宗的做法是游戏国事、出尔反尔，于是“攻之甚力”。徐元杰轮对说：“臣前日侍经筵，亲承圣问以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陛下出命太轻，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尽陛下之礼，大臣自尽大臣之礼，玉音赐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观学校之书，使人感叹。且大臣读圣贤之书，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变，哀戚终事，礼制有常。臣窃料其何至于忽送死之大事，轻出以犯清议哉！前日昕庭出命之易，士论所以凛凛者，实以陛下为四海纲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纲常者也。自闻大臣有起复之命，虽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声涕零，是果何为而然？人心天理，谁实无之，兴言及此，非可使闻于邻国也。陛下乌得而不悔悟，大臣乌得而不坚忍？臣恳恳纳忠，何敢诋讦，特为陛下爱惜民彝，为大臣爱惜名节而已。”这一轮对，马上在朝野传诵开了，理宗也深知徐元杰是一个忠良之士，常能从容论天下事。与此同时太学生们又纷纷上书坚决反对重新起用史嵩之。理宗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史嵩之晾在了一边。

理宗任命杜范、范钟并相后，史嵩之发觉自己的事是被刘汉弼、徐元杰搅乱的，因此对刘汉弼、徐元杰有了一股恨心是必然的。

于是当杜范、徐元杰、刘汉弼暴死后，太学生蔡德润等173人，又叩阍上书，为之讼冤。众议愈加沸腾，竟有人说：“故相杜范，也因为人的嫉妒，中毒而亡。”种种议论，在朝诸臣无不人人危惧！甚至到了阁堂会食，无人再敢下筷的地步。究竟是什么人下此毒手？就在这时史璟卿也暴病而亡，史璟卿是史嵩之之弟史时之的儿子，他自小颖悟能文，当时才18岁，不久前曾写信劝谏史嵩之辞去相位。有了这样一件事，大家都怀疑史嵩之。怀疑不能作为事实，但当时史嵩之为公论所不容，确是事实。

然后理宗御笔，史嵩之除职予祠，又令刘克庄行词。刘克庄曾弹劾过史嵩之的误国罪行，认为史嵩之从嘉熙四年为相以来，上蒙蔽君主，下抑群臣，奸权误国，实为大恶。所以拒绝为史嵩之草制诰词。他又在疏中说：“嵩之有无父之罪四，无君之罪七，旧相致仕合有诰词，今逆行嵩之之词，未知为褒为贬？”尽管理宗再三规劝，但刘克庄始终不为史嵩之作制。

就这样史嵩之在万般无奈之下，很不得意地回到了东钱湖的东吴老家。

他在东吴安葬了父亲，墓在五乡镇横省村，理宗赠史弥忠为少师郑国公，谥文靖。

在东吴史嵩之又建造了府第——少帅府，并在附近建云树壁、钓鱼台、三溪桥，一直闲居在此。

淳祐六年，史嵩之服丧期满，企图复出，但由于舆论的一致反对，理宗任命他的老师郑清之为相。

淳祐十年，郑清之将不久于人世，经过几年的修整，“夤缘复用”的史嵩之再次图谋复出，企图再次得到相位。他攀附高层、投靠权贵，用金钱收买朝中重臣为自己打通关节，并毛遂自荐“上书荐己”。当时朝廷内外“众心汹汹”。史嵩之入相的舆论呼声很高，社会上传言任命他的诏书已经用黄白麻纸起草好了。万事俱备，只等宣旨。但就在任命的前一天晚上，“初欲相嵩之”的理宗又想起史家两代人为相的情景。史家给他带来的尴尬和不快使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宋代人记述说：帝“中夜忽悟，召学士改相”。故“及听宣旨，谢方叔（吴）潜焉”。谢方叔在几乎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旨任职，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宰相兼枢密使。

史嵩之深知谋求相位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在宝祐四年，史嵩之又表示晚岁愿意去守蜀，却又遭遇强烈的反对而流产，史嵩之的最终努力全部失败，于是“闲废十三年”，终不得复出。

淳祐间，史嵩之回乡后，开始信佛。在史氏三位丞相中，史浩、史弥远都有佛缘，相比之下史嵩之与佛的关系就少了一些，铁崖禅师志先恐怕是史嵩之唯一的佛界朋友了。史嵩之与铁崖禅师志先往来密切，在他的支持下，淳祐八年，铁崖禅师志先的报慈庵设有“法堂、僧堂、方丈、僧房、橱库及宾客之馆，凡七十楹”，规模迅速扩大。景定请与朝，赐名永乐寺（据宋罗适撰《永乐院碑》记载，永乐寺旧址一带原名为蒋山，是三国蜀之大将军蒋琬后裔避居地）。

宝祐四年春，授观文殿大学士，八月史嵩之去世，朝廷赠少师、进封鲁国公，谥忠简，因为家讳改谥庄肃。德祐初，因为右正言徐直方进言，被夺谥。

史嵩之非常有野心，但也非常有韬略，是个能臣，尽管他有些专权。当时如果史嵩之真的能够被起用，宋朝或许也还真的能多延续几年！但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仇恨史嵩之，为了阻止史嵩之复出，朝中大臣发起了一场攻讦运动，其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都是宋代历史上罕见的。这从侧面可以看出当时朝臣对史弥远的憎恨程度，他们把这种憎恨全部都算在了史嵩之身上。

史嵩之是不幸的，造成他的不幸有史弥远的因素，但主要还应该是他自己个人的因素，如果他能听从父命“事功，心学”兼得，能包容人，与人和谐共政，则必是其一生的大幸，也将是南宋的大幸。

史嵩之死后，墓就建在世忠教寺一侧（又传其墓在余姚车厩）。常有人去瞻仰。明人柴孝东有《三溪桥吊史相》诗说：“雨洗东山一振衣，过桥草树正霏霏。茅庵小坐成清绝，竹径双开对翠徽。石壁尚存云栈迹，溪浪故绕钓鱼矶。可怜丞相家何在？水自涓涓鸟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