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实现了什么-“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全面小康”意味着什么

曹胜斌

建设“小康社会”，是80年代初我国改革发展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划了三步走的奋斗历程。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二步，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这一发展思路确实令人欢欣鼓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我国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战略目标的确立，显示了我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决心和魄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顺天时、合民意，奋发有为而又潜力巨大的目标定位，充分体现了我党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推动中华民族尽快实现伟大复兴的崇高历史使命感。笔者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小康”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上仍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性目标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总体上仍然只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健全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步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全面小康”的深刻内涵。这里讲的“全面小康”，是相对于“总体小康”而言的，它是在已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和更全面的小康水平。这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标准”的全面性，一是体现在不单指经济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要达到3000～4000美元的标准，而且要在经济更加发展的同时，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六个更加”得以全面实现。二是体现在不仅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总的必须达到某一水平，而且要求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差距较小，以尽量实现大体均衡与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这种“全面小康”必须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可见，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的“六个更加”，科学而又高度概括地表达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各个领域和谐协调发展的全面性。

二、“总体小康”只是“全面小康”的起点

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目标，又是我党正面临着的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全面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国强民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2001年我国GDP已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我们又应清楚地看到，现在我们已进入的这种小康，还只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指人均GDP水平还比较低，仅仅站在了小康社会的门槛上；所谓不全面，就是目前我们的小康还处于满足生存性消费阶段，而享受性、发展性消费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所谓发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还不小，全国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全国农村还有几千万人口仍处于较低的不巩固的温饱水平，城镇也还有部分人口生活在最低社会保障线以下。

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经济建设上，十六大提出使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按此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GDP（按2000年价格计算）将达到40万亿元左右。也即在未来18年里，我国经济必须保持7．2%左右的增速。到那时，我国将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发展，缩小地区、城乡和各阶层差距，体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基本实现工业化，使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目前的50%下降到30%以内，我国与美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相对差距由三倍缩小到两倍以内，综合国力的排名进一步前移，成为全球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之一。可见，今天已达到的“总体小康”，只是今后我们全面建设更高水平之小康的一个新的起点。

三、“全面小康”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必须正确处理四对关系

“全面小康”的表意是全面求富，外延是使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富足殷实；它的深意和内涵是总体求强，使整个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社会和谐协调和全面发展。须知，“富”和“强”的内在含义并不完全等同。一个国家的强盛必须以富足为前提，但富足不一定就强盛。根据古今中外的经验，虽然物质财富可以转化为力量，但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如盛产石油的很富有的中东，却难以成为世界上强盛、有力量、有影响的一极；我国历史上较为繁荣富裕的宋朝，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疲弱的朝代之一。可见，单纯的“求富”和“求强”都是不够全面的。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求富”和“求强”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单纯“求富”而不注重内在实力的强大，可能使社会资源过于倾向财富的敛聚而导致社会公正的缺失，造成社会凝聚力的分散和瓦解，当然更难以使财富转化为民族力量的整合。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过于世俗和拜金的社会，是难以形成民族凝聚力和号召力的。

“全面小康”的内涵和外延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必须正确处理四对关系。一是必须正确处理传统工业与新型工业的关系，走“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其内涵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根据我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国情，在迈步“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十分注意既弥补不足，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又扬长避短，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www.xing528.com)

二是必须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并不就是泡沫经济，它对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进步有极好的促进作用。但它确实又是一把“双刃剑”，若失去规范、使用不当，就将给整个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是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只有在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大中小城市全面协调发展的同时，又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实现真正的和全面的小康。为此，要尽快实现从“吃饭”农业向市场农业的根本性转变。我国人多地少，土地承载压力过大，农业比较效益低。纵观发达各国的农业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市的大量转移。美国经济起飞时期的农业人口下降了72%，日本二战后的农业人口也下降了65%。我国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更应切实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以促进部分农民迅速向“市民”转化。

四是必须正确处理东部与中西部的关系。中西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一个人力、物力资源供应的广阔基地和极具潜力的“内需市场”。在西部大开发中，东部地区完全可以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中部地区更应努力创造条件，发挥优势，把握契机，激起直追。同时，要大力加强东、中、西部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从而真正实现东中西部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四、“全面小康”：社会发展指标的实现难于经济增长指标

我们已达到的“总体小康”，还只是一种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今后的近20年时间，我们所建设的“全面小康”是以走向“富强、民主、文明”为标准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各个领域和谐协调发展的小康。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整个社会的消费结构正在和将要发生明显的变化。过去的消费主要在“物”的方面，现在人们已开始追求提高整体生活质量，必然要求我们通过及时的和正确有效的消费引导，帮助和鼓励人们加大对“知识消费”的投入，以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众所周知，人的社会需要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的，呈现出日益丰富的上升趋势。从内容上看，人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从层次上看，人的需要又可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享受需要是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旨在提高生活质量、优化生存条件的需要；发展需要则是为了完善自我、增强个性和自由而产生的需要。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尤其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心注意，不断充实人民群众需要的内涵、提升其层次，着眼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使我们的精神产品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全社会尤其要关注“知识消费”结构的合理性。在人民群众高层次消费需求成倍增长的时候，关键是我们必须防止消费观念的片面性及其造成的“营养失调”问题。人文、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两大系列”之一，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方向盘”和“制衡器”的作用。因而我们在组织和引导“知识消费”的过程中，必须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类知识的合理搭配，防止畸重畸轻，并消除“知识消费”上的急功近利现象。有专家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社会发展指标的实现可能要难于经济增长指标。这应该是有依据的。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仅有经济的富裕，没有精神财富和社会人文品位的跟进，实现“全面小康”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不是小康社会；同样，思想贫乏、精神空虚也断然不是我们所向往的“全面小康”的社会。

五、结束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这一发展思路确实令人欢欣鼓舞。它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历史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要求我们在为之奋斗中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促进我国社会和经济全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打下殷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