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的“共通性”就是发掘各宗教教义中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以宗教承载社会责任,从而产生社会凝聚力
安伦在其《理性信仰之道》一书中,将人类宗教共同体的基本框架,定位于继承吸收各宗教的精华,摒弃各宗教对立排他的消极因素,求同存异、和合共生。他认为,宗教共同信仰的对象、目标、核心价值和伦理取向,以及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和维护可以作为前提,被用来协调各宗教的思想和行动,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形成与不同的各宗教信众及教派的兼容共存体。在作者看来,人类所有的宗教,无论其形式、教义如何,也无论其信仰人格神还是非人格神,其终极神圣必然是同一的,世界上各主要宗教的基本教义都要求信徒抑恶从善,并具有崇高的道德伦理标准。
在社会急剧变迁中,我们似乎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伦理学省思和评述时代,整个社会不仅对于当代生活的道德伦理日益敏感,同时亦愈来愈愿意提及宗教伦理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联以及对其影响。安伦将各宗教间信徒友爱互助、和睦共处,置于提高人类道德、伦理水平的审视中。笔者认为,这是与宗教学者们关注人的品格(或称美德),寻求宗教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责任相一致的。寻获宗教伦理的支持,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重构,同时也有利于延伸社会、宗教的广阔空间,以更大的勇气、更高的美德、更善美的行为,提升对宗教信仰者和社会人群的品格塑造。
事实上,思考宗教“全球伦理”的可能性,必须以各宗教所具有的“社群生成”的功能为前提,因为从各宗教的共通性的要素中,才有可能达到全球道德伦理的共识。英国伦理学家罗宾森(N.H.G.Robjnson)指出:“如果我没有错,在一切差异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目的,一个最初声明,这将‘应然’的觉知加诸于人身上,并赋予人群人性尊严与社会公义的使命感。”罗氏强调,这种声明本身不是一套特定的、外在的道德律,而是以人类自己的创意回应这个初始声明,在于尝试建构出生活的道德规范。(4)
同样,涂尔干(EmjleDurkhejm)亦主张宗教维系着社会联结性(SocjalSoljdarjty),这是因为它为一个特定族群提供了一种共通的象征,适合解释世界本像。而这种解释,又是以宗教传统形成的特定社会族群作为维系基础的,并以提供族群与个人认同所需的社群道德支持。
毋庸置疑,宗教伦理的“共通性”的内涵在于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以及社群诉求,追求人类的道德趋同。在人类生活中,宗教所扮演的社会性角色及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以一个社群超越性观点(包括各宗教教义)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凝聚(SocjalCohesjon)的信念和行动。普世认同的宗教共通的核心伦理价值是构建与人为善、与人相爱、与人相助、与人和睦共处的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础。
在圣经《以斯帖记》中,记述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心意的内容,将上帝与人修和的目的联于外在的工作。《以斯帖记》绝非强调书中人物要达到的结果,但却给基督徒在解读人类社群活动中提供了思路,将上帝隐藏于该书的背后,从而凸显人物在上帝的引领下行动的事实。当下的世界,国家、社群间都在试图追索社会凝聚,以社群为诉求对象,从而超越社群与社群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能否在各个宗教之间、社会之间以超越性的建构,为人类新的社群提供必要的伦理基础呢?
2006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博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所创设的“格莱珉模式”(Grameen,“乡村”之意),即以小额信贷方式帮助社会弱势人群脱贫致富。尤努斯所倡行的脱贫方式,其表面可视作“经济脱贫”,但其实质则是“精神脱贫”。当这位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人在传统银行拒绝向这些没有经济保障的穷人发放小额贷款时,他的“道德信贷”促使孟加拉国的贫穷女性成为最大受益者,使得该国639万个借款人中58%的借款人及其家属成功地实现脱贫的“革命性胜利”。尤努斯不是神学家,但他知道“脱贫”,不仅使这些贫困的妇女摆脱高利贷者的盘剥,同时以村民告别贫困的事实使得更多陷入困境的人群看到了希望。对于贫困的人群而言,这样的道德能量是巨大的。(www.xing528.com)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恩斯特•图根德哈特(ErnstTugendhat教授)认为:“人为自己生活操心,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把它设想成是一个渐进过程,就像孩子成长那样,会有所帮助,孩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为自己生活操心。与其他种类的物种类似,他的情绪和意欲都是与处境相关的……”(5)他认为,一旦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考虑表现为一个“游戏空间”时,工具性思考不仅是追求个别目的,同时也成为自己的生活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关乎上帝父权范围的重大神学论题,与上帝所创设的人类手足之情关系有关。其中自由派强调,人只在宇宙性中享受手足关系,而保守派则认为,唯在基督里才有灵命培育成长的关系。事实上,二者所强调的,并未与上帝创造的教义悖离,因为世上每个人彼此都存有一种亲戚关系,我们不是全然没有关联,而是同处于宇宙性的手足关系之中,由此,自然会产生对他人的关怀和同情心。
十年前,在联合国千年峰会上各国元首就消除贫穷、环境恶化等提出有时限的目标。这一“千年目标”承诺在2015年之前将全球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20%减少到10%。然而十年过去了,全球的饥饿人口仍然超过9亿,离2015年仅剩五年时间,穷困率仍为16%。基督教关于人类手足之情的教义提示我们:全人类都是我们的亲属,与欢乐的人同欢乐,与哀伤的人同哀伤,即使他们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也不能视他们为敌人,而应视为同伴。这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共通”的认知。在此,理性的验证与修复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如此,才能回归到原本共通的宗教核心伦理价值的真实上。
基督教和佛教都要求戒偷盗、戒仇恨、戒贪恋他人之物,伊斯兰教要求守信、行善、体恤弱小,佛教主张五戒十善,以布施、和平普度众生,这一切涵括了世界每一种宗教共通的指向。透过丰富的世界文化语言,使得各宗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人类生存意义与命运,以超越时代的无限潜力释放人性的善美。在中国文化中,“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与使人和睦的福音相吻合。宗教文化在传播中逐渐以各样的表现方式,从不同角度,带给人类社会精神力量。弘扬各宗教文化中真正的福音,有利于消除人类文明的张力,从而散溢出更大的生命力。
旧约时代,上帝使用希伯来文化以达成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要他们做祭司(参出19:6),使万民知道上帝就是爱。上帝拣选以色列是上帝的恩典。但从人的观点看,也可能是当时以色列地处世界最大陆地——欧、亚、非三洲中心,又位于古代交通的重要枢纽,该地如有任何事情发生,必为列国所知。上帝将恩典降临于以色列人,使他们知晓;时候满足,上帝就差耶稣基督降生(参加4:4)。这“时候满足”的意蕴是,上帝在地中海沿岸预备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高度文明,使得福音在传播上没有言语文化上的隔阂。
全人类都是我们亲属的基督教神学观,彰显了基督徒身上上帝的形象,并为人类社群生活和伦理取向提供了现实依据。对于各个宗教及社群整体而言,共通的伦理价值指向都是人。这就需要我们从现代人文背景及伦理价值中受到启示,从而使得社群(Communjty)和睦、和谐,并冀盼人类能够坚持和睦共处的精神,构建各个宗教共通的和睦观(Nejghborlj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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