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三、科学概念与理论成果

毛泽东在1942年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9]

在这段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创造些新的东西。这已经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的理论学说，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两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并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以运用，同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前提下，不断加深对理论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

在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课题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众所周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之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落后与停滞，这样的国情与欧洲的情形有极大差异，那么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进行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必定是特殊的、复杂的，如果我们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句，或者照搬照抄别国经验，那就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南，而不是僵化的教条，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条件，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确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环境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用具体的民族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行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在于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升华为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并不是将其视为西方社会思潮中的一种，简单进行狭小范围内的学术研究，也不是纯粹进行什么理论研究，它必须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这就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基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有中国社会的实践，必然产生社会实践的经验，这些独特经验通过归纳与提炼，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的经验，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加以继承、总结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这些经验加以认真地概括和提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并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科学理论，如果能够在社会上被广大人民普遍理解与接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成为指导思想，那就需要赋予一定的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首先肯定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重复或复制，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对外国经验或外国形式的照搬照抄，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结合起来，摒弃其糟粕，并且用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采取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如此，马克思主义才可以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例如，中国文化重视“躬行”、“格物致知”，马克思主义倡导社会实践;中国文化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中国文化认为“物极必反，相反相成”，马克思主义重视唯物辩证法;中国文化提出了未来的“大同社会”，马克思主义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等等。在许多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完全可以对接和沟通的。这个对接与沟通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之一，也是表现形式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当今理论界颇感兴趣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其实归结到一点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里首先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列宁在《卡尔·马克思》(1914年)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0]，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11]

1950年，斯大林对此加以修改，他说: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12]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也有多种形式的表述，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都是指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世界观与方法论、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

其次，就是所谓“中国实际”。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个概念包括这样的含义:真实的情况就是实际;指人们的行为，也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那么，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上，实际的范围远远大于所谓实践，因为实践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相接触而采取的行动;而实际则是包括人们的实践活动和思想活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应当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实践与思想。

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怎样实现的呢?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了。首先它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方与中国实际一方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上，都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过程中，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就其理论的核心层面而言，即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不到专门针对中国实际所提出的具体结论，甚至也找不到中国实际所需要的具体结论。中国实际的复杂性决定了大多数实践活动无法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所说的话语，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并从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并升华为理论形态，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近百年时间内，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四次历史飞跃，形成了四个理论成果。这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集中了全党同志的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结出了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些经验教训同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遭受了包括十年动乱的重大挫折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系统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沉痛教训，特别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结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理论成果。(www.xing528.com)

以江泽民为主要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理论成果。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关注国家的长远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理论成果。

本书在勾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100年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和系统地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既有历史的纵向勾勒，以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逻辑规律和历史规律;又有理论的横向分析，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发挥的重要社会作用和时代价值。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也已经和正在取得不断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2]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5]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6]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7]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8]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7月28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96—397页。

[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0]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11]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页。

[1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