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创办的中国古代诂经精舍

在清朝的一些达官贵人中，有一些文化素养极高而且又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人，这些人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留下了名字。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阮元便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是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进士起，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西、河南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是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但是阮元为后人记得的却是他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例如，如今我们常见的《十三经注疏》便是他与他的手下学生们一起校勘刊刻的；再如阅读经籍的工具书《经籍纂诂》便是他主持并组织手下人编纂的；此外，他还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最有名的便是创办书院“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两件事。

清代在雍正十一年以后，书院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具有半官方色彩的教育机构得到了官方的扶植。当时的书院大体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例如清初大儒李颙讲学的关中书院；第二类是以学习八股文为主的书院，一切为了考试做官，这与当时的官学已没有什么区别；第三类以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为主，如颜元主持的漳南书院；第四类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便属于第四类。阮元为什么要创办这样的书院呢？

阮元从小就是读“时艺”（八股文）出身，他深知这种东西不是什么真正的学问，不过是通往官场的敲门砖。所以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对读书人“徒钻时艺”而不关心国计民生、不钻研学问的现象十分不满。而当时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或者半官方的书院都以教授学习“时艺”为主要目的，整个社会学风不正。阮元在和扬州学派的一些学者汪中、焦循以及大学者戴震的弟子王念孙等交往中，悉心钻研经学，并广泛涉猎了自然科学知识，接触到了西方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大开了眼界，所以他决心在自己权力范围内进行教育改革。嘉庆初年，在任浙江学政期间，他选了一部分有志于实学、精通天文历算的好学之士参加《经籍纂诂》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部训诂学著作，纂集了唐代以前经籍正文和注解中文字训诂的材料。在嘉庆五年（1800年），三十七岁的阮元出任浙江巡抚，他就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之麓，在当年编纂《经籍纂诂》的旧址上，建立了一所新型的书院，名叫“诂经精舍”。在解释这个名字的含义时，阮元说：“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诂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揅经室二集》卷七）精舍是旧时书斋、学舍，集生徒讲学之所，后来一些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之所也称精舍。

阮元创办诂经精舍的指导思想是“以励品学，非以弋功名”，明确表示他办的书院要与科举八股文绝缘，他曾经对人说过：我生平最怕八股，听到别人苦读八股文的声音，就看不起他们，因此不能再用八股文教他们。所以在诂经精舍里，他们不放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的牌位，而把汉代两位著名的经学家许慎和郑玄牌位迎进书院奉祀，在书院里树起尊经崇汉的旗帜。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挑选优秀的教师，除了自己亲自讲课外，他请当时的著名学者王昶、孙星衍作为主讲，同时邀请精于经学、数学的著名学者焦循参与“诂经精舍”的创建，他还邀请当时极负盛名的学者段玉裁、臧庸、顾千里等到精舍里来讲学。其次，为保证书院的教学质量，阮元亲自挑选学生，重点培养，为保证学生安心学习，阮元还给学生以经济补贴——“捐设膏火以赡之”，使学生月有“饩廪”，相当于今日的助学金。学生中有不少是阮元任督学时看中的，不少人是以前他编《经籍纂诂》时的杰出人才。而阮元看中的往往是一些具有某方面杰出才能又不善或不太愿去花工夫写八股文的人，例如《经籍纂诂》的总校叫徐鲲，原本是个穷秀才，阮元对他说：即使你连考数百场，“万无获售之理”。徐鲲后来进了精舍，人尽其才。第三，调整学习内容，他在诂经精舍中，教授“经史疑义及小学（文字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知识，但不习时艺、帖括，后来他创办学海堂时，同样不事举业课试之文，而是由学生在《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等书中自己选择一样进修，这与当时读书人埋首科举时文的风气完全不一样。阮元提倡“实学”，不但排除了科举之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把那种“空谈性命，讳言食色”、“凿空逃虚”、“凭臆空谈”的理学也拒之门外了，最可贵的当然是引入自然科学（包括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内容。(www.xing528.com)

诂经精舍中最值得提倡的是它的教学方法——采取教师讲学指导和学生自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学生自学研究为主，老师讲学指导为辅，始终把学术研究作为教学的重点。教师可以针对某个疑义发表看法，重点在于启发学生“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决不满堂灌，而学生则可以带着问题和作业“执经问学”、“执卷请业”，甚至还可以同自己的老师进行论辩。这同阮元自己教学上的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他提倡：“讲学是非须实事，读书愚知在虚心。”阮元有时就将自己所作的和学生所作的同题诗文结合起来进行讲评，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差距。这种做法比起宋代朱熹、陆九渊与学生“商量”“论辩”又大大进了一步，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师道尊严的国家里开了师生平等的先河。

据有关书籍记载，诂经精舍的师生们还常常到附近的第一楼去“燕（宴）集”，吟诗作赋，喝酒聊天，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学生们平时以自学研究为主，不重苦读背诵，因为他们在蒙学期间早已过了这一关。著名的书画大家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二十三里说：他每次游西湖，“必至盘桓一两日，听诸君议论风生，有不相能者，辄沙攘面赤。”

正是在这样的主持人、这样的办学方针和求实作风指导下，诂经精舍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教育史家公认：早期的诂经精舍在学术上多有成就，著作宏富。这在当时超过了任何一个书院。后来在道光元年（1821年），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又在广州城北粤秀山上开办了学海堂，把诂经精舍办学经验用到了学海堂里，并且把乾嘉汉学风气带到了广东一带。

作为一名清朝的封疆大吏，阮元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但他热心教育，提倡实学，他本人以及提倡的读书做学问正确态度，值得今人学习。林语堂先生有一篇《话牛津》的文章，他在文中引了一位叫李格的学者的话：“我悟了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数的学生，向他们冒烟（指在沙龙里边讨论问题边吸烟），凡人这样有系统的被人冒烟，四年以后，自然成为学者。”林氏不满意我国现代大学里教授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永远出不了真学者。可惜这样的状况，不仅存在于我们的中小学，而且在如今的大学里还很普遍，以致到了大学竟然还要教授给予课外阅读指导，这实在是令人悲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