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盗版之风很盛，一本书只要畅销，不法书贾就会进行盗版以牟利，这种风气屡禁不止，文化人与出版社屡受其害，大声疾呼也无济于事。其实，这种风气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今后恐怕也不会绝迹。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几位诗人如舒位、赵翼、蒋士铨，十分推崇性灵派诗人袁枚，所以当时袁枚身价百倍。袁枚善于广交诗友，广收门徒，又能与一些权贵有较好的关系，他的著作受欢迎程度一时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据说袁枚的《随园诗话》、《小仓山房尺牍》问世以后，即刻风云海内，书贾们眼见有利可图，便大量盗版。袁枚有位朋友叫刘霞裳的在九江寄诗给袁枚，云：“年来诗价春潮涨，一年价似一年高。”袁枚对此倒很坦然，没有发表什么“反盗版宣言”，只是写了一首诗，题跋写道：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盗版，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
自梓诗文信未真，麻沙翻版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
因为袁枚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他当然不会不知道，在自己的著作被大量盗版的同时，自己的声价也会越来越高。
当然，袁枚的盛名绝对不是靠“炒作”得来的。世上读书人中，有性灵的人往往不肯用苦功，而肯用苦功的人又往往不够聪明，袁枚却是既聪明又肯用功的人，所以能成为大器。袁枚的酷爱读书是史有记载的，他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姑母，这位女子知书达礼，但三十一岁便守寡，袁枚从小在姑母的教导下读书，学到了不少知识。据说他七岁开蒙读《论语》《大学》等书，九岁时偶得《古诗选》，如获至宝，后来又读《离骚》，逐渐爱上诗赋一类作品。再年长一些便开始学习写“制艺”（八股文）。由于家贫无力购书，便经常在书摊上翻阅各种图书，他在一首《对书叹》的诗中写道：“我年十二三，爱书如爱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归。至今所摘记，多半儿时为。”涉猎既广，又肯用功，知识和能力自然大有长进，文章也写得好了起来。十二岁那一年，他居然与自己的私塾老师同时考中秀才，师生成了同年。多年以后，袁枚回忆当时的情景还津津乐道：“门前已送好音来，阶下还骑竹马戏。”确实，一个只知读书的少年真的不知功名是什么东西，读书游玩才是他的天性。
袁枚二十一岁那年大名远播。那一年他去广西探望自己的叔父，叔父是广西巡抚金拱的幕客。金鉷很欣赏这位聪明异常的青年，叫袁枚当场作一篇《铜鼓赋》，正像唐代王勃写《滕王阁序》一样，袁枚不推辞，挥笔立就，文采瑰丽，金鉷十分赏识。适逢清廷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金鉷上疏举荐袁枚，称赞他“贤才通明，羽仪景运，应此称克称”。当时被推荐的有两百余人，袁枚年纪最小，虽然后来未录取，但他的文名却传遍天下。两年以后，他终于考中了进士，那一年是乾隆三年（1738年），他被授为翰林，这是无数读书人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后来他历任溧水、江浦、江宁等地的知县，做官期间，做了不少好事，史称“有政声”，而且喜欢提携后学，帮助他人。袁枚做官后，官俸多用来买书，所以他藏书很多。有位叫黄允修的后生向他借书，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有名的《黄生借书说》，里面谈自己读书的体会：“书非借不能读也……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他不但慷慨地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借给黄允修，而且把自己读书的甘苦告诉黄生，勉励他用心读书。这位黄生是布衣，对袁枚的提携和帮助十分感激。他后来客死秦中，临死前还嘱咐家人：“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埋葬在随园附近。”黄生还写了副自挽联：“生执一经为弟子，死营孤家傍先生。”表示了自己对袁枚的爱戴之情。
袁枚本质上是位诗人，功成名就以后，许多人慕他之名，拜他为师，所以他的弟子很多，流品也杂，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他收了不少女弟子，这一点连他的朋友赵翼也曾经委婉地劝说过他，但他依然故我。也许正因此，他做了十余年官，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始终得不到升迁，而他的兴趣也正在读书和作诗上。他有一首《寒夜》诗这样写的：“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在乾隆十年（1745年）至十三年期间，他任江宁知县，花了三百两俸银，买下了江宁织造曹頫的后任隋赫德的一座旧园——隋园。然后“因山筑基，引流为沼，莳花种竹”，进行改建，并易名为随园。十几年中所购之书有四十余万卷。他专门营造了藏书处：“小仓山房”和“所好轩”。他在《所好轩记》里说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有了这么多的爱好，他更觉得“官苦原同受戒僧”（《署中感兴》），心中渐渐萌生了退隐之意。(www.xing528.com)
促使袁枚退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已积够资本可以过退隐生活了，二是他的性情使然。袁枚为人一直比较随便，作诗文也往往喜欢直抒胸臆，有时候不顾小节。当年廷试时便看出这方面的端倪。那一次试帖诗的题目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为了表达题目中“想”字的意思，他写下了“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几位考官觉得袁枚的诗句“语涉不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位考生思想意识有问题。”这可是不小的毛病，他们想把他黜落，幸亏另一位主考大人尹继善据理力争：“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只是他不懂廷试之诗的规矩，这正是庶吉士所需要教育的原因。倘若皇上问下来，我当独奏。”多亏这一句话才使袁枚考上进士。其实袁枚不拘小节可以从另一件事看出，他是钱塘人，曾刻一私章，用唐诗“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有一次呈诗给某尚书，诗册上盖的正是此章，这位尚书大人便对袁枚大加指责，袁枚开始还表示听从，见尚书反复唠叨，就不买账了，他反唇相讥：“公认为此印盖在诗册上不合适吗？从现在看起来，当然您是一品高官，苏小是很卑贱的，只恐百年以后，人们只知有苏小，不知有您大人了。”满座之人皆哑然，也许正是这种“不庄”的诗句或不拘小节的处事之道影响了他的仕途，他终究没有机会升迁。不管怎么说，封建社会士大夫总想有一番作为的，仕途蹭蹬总会使人灰心丧气。而作为袁枚的座主、那位尹继善大人却一直想方设法提拔袁枚，他想推荐袁枚出任高邮知州，谁知上报吏部总是不批准，这当然使袁枚很失望。有一次他在游随园时发出了感叹：“如果我总是当那七品小官，忙于公务，一个月只能游一次园，如果我长住小仓山房，则天天可以游园，两者既然不可兼得，还不如舍官取园吧。”乾隆十四年，他三十四岁时决定辞官，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母亲生病，要回去照顾。被批准后他便正式辞官。三十七岁那一年，迫于家境和有些老上司、朋友等的敦促，他曾重新出来做官，出任陕西某知县，不久父丧回南京后又一次辞官，而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的性情与当时的上司——陕西总督黄文襄不合有关。顶头上司不喜欢你，当这种官便没有意思了。
这一次辞官以后，他再也没有出山。从此以后，他幽栖随园，读书作文。“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读诗书又恋花”这一联语正是他后半生的写照。他自退隐到八十三岁去世，近半个世纪在随园里过着读书写诗的生活。从此，官场少了一位官僚，文坛却多了一位专业作家。
袁枚的读书生活比起当年陶渊明来舒适得多。要说隐，陶渊明才是真正的“隐”，正像鲁迅在《病后杂谈》里所说的：“要雅，也还是要地位。”袁枚确实有雅的“地位”，他在“满园都有山，满山都有书”的随园，不愁吃穿，不必与农事打交道，“仰视天地间，飞鸟亦徐徐”，真是闲适得很。更主要的是：尽管袁枚僻居随园，他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上自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谁不知“袁子才”“袁随园”的大名？附庸风雅之辈都愿结交这位大诗人。而袁枚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有翰林的声望，又有杰出的诗文才华，加上性格随和，为人潇洒不羁，乐于助人，所以他广交各界名流，小仓山上的随园成了文人雅集之处，可谓到了“日日宾客盈门”的地步。著名桐城派文人姚鼐在为袁枚作的《墓志铭》里说：“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无虚日”，“百余年来，极山水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而袁枚成为诗坛的盟主，其诗名盖过了同时代许多人。当然，名既盛矣，毁亦随之。在袁枚生前，名声显赫时，他的诗坛盟主地位从未动摇过；但他死后不久，他的诗歌便大为贬值。尤其令人齿寒的是不少门生故旧改换门庭，说起他的坏话来。有个门生为借助袁枚的声望，曾刻了一枚“随园门下士”私印，后来因见老师声望一落千丈，他便又刻一章云：“悔作随园门下士”，这真是一个文人无行的绝妙例子。其实，毁誉是不能改变袁枚的地位的。在乾隆年间，读书人惧于朝廷淫威，大多钻入古书堆做考据、训诂，有一位提倡性灵的读书人，正可为文坛增色不少。这里不妨用韩愈《调张籍》里的话：“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 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当然，由于时代关系，袁枚之诗与李、杜相比，其地位还是有所不及。
不管怎么样，袁枚作为读书人的一生，在清代那样的社会里真是够幸运的，有清二百多年间，很少有他如此潇洒的人。所以，他在晚年总结自己一生读书治学时颇为自得地说：“七龄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除却神仙与富贵，此生原不算蹉。”（《全集编成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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