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读书生活：揭示「钱币」与「绳」的奥秘

在谈《幼学琼林》一书时，我们曾说到明代大学者丘浚这个名字。明代读书人中有几位史称“博洽”——知识渊博、学富五车的人物，如杨慎（升庵）、焦竑等，而这位丘浚也是一位号称“博洽”的人。

丘濬（浚）（1420？ -1495年），字仲深，广东琼山（今海口）人。幼年时父亲便去世了，跟从母亲李氏识字念书，天资聪颖加上刻苦用功，书凡过目辄能背诵，有“神童”的美誉。小孩子聪明，免不了要调皮捣蛋，据说他小时候在私塾中读书，有一天老师有事外出，一起读书的有个做官人家的小孩平时读书吊儿郎当，趁机溜回家里，只有丘浚仍坐在屋子里念书。天下起雨来，丘浚的位子正是屋漏之处，丘浚就占据了那个孩子的座位，将自己的位子让给那孩子。那孩子回来以后发现自己位子被丘浚占据了，待老师回来便上告老师。老师很喜欢丘浚，便说谁能对句子，对出来的人就坐那漏不到水的位子。老师出句说：“点雨滴肩头”；丘浚应声回答：“片云生足下”，老师称赞他对得好。那官家子弟张口结舌对不出，回家哭着告诉自己的父亲。那当官的自然怒气冲冲，将丘浚叫来，说：“我也叫你对一个句子，如对得好，就算你有理，对得不好，就要将座位让出来。”丘浚点头答应，那个当官的出句说：“孰谓犬能欺得虎。”丘浚立即回答：“焉知鱼不化为龙。”这位老爷听了以后非常惊诧，感到丘浚聪敏异常，将来必前途无量，只好作罢。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对子实在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智力测验和知识竞赛，明清时许多名人以及现代的学者陈寅恪、鲁迅、郭沫若等都擅长此道。后来丘浚果然“鱼化为龙”。在母亲及塾师的督促下，丘浚依旧向那读书科举的目标进军。家里很穷没有什么书读，他就向人家借，有时为了要读某一种书，他要行走上百里路去借，其境况正像清代袁枚《黄生借书说》里描绘的那样：“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有记……”丘浚的苦学感动了许多人，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终于使他学有所成。在乡试时，他考中了广东第一名举人，成了“解元”，在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成了进士，又进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是明代初年设立的，永乐年间开始定为翰林院庶吉士，主要选择进士中文学优秀书法精美者进去学习，三年后经过考试分别任以官职。假如说考中进士等于大学毕业的话，那么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也就等于成了研究生，这在当时是最高的学历了。

由偏僻的广东地区来到京城而且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对丘浚来说不啻如“海阔凭鱼跃”了。他经过三年艰苦的学习，由于成绩优秀而留在翰林院成为编修，这是一种荣誉极高待遇也好的职位。于是他边工作边继续读书，对明朝的历史、典章制度、人物掌故非常熟悉。他后来做到国子祭酒、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朝野之人都知道有位“博洽”的丘学士，一时间天下的读书人都以结识丘浚为荣，想得到他的提携，丘浚真是名满天下。

朝中另有一位庶吉士出身的大学士刘健，是河南洛阳人。丘浚与他同朝，关系很好，“雅相敬爱”；但两人出身不同，丘浚是南方人，从小苦出身，而刘健是北方人，父亲是县教谕，读书有家传，年轻时又与同乡阎禹锡交往，阎是明代著名理学家薛瑄的弟子，因此他的读书方法与丘浚不同。明人陆揖《蒹葭堂杂钞》谈到刘在内阁“独秉大权”，平时却“不事博洽”，所以对丘浚以“博洽”为“天下学士所宗”，多少有些不服气。有一次在宴会上，对着许多客人，刘健嘲讽丘浚说：“丘公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贯一绳”。意思是丘浚学问虽渊博，无奈知识虽多却犹如缺少贯穿的绳子，散乱得很。这个批评其实是很尖锐的。丘浚自然是不甘心的。他反唇相讥说：“我确实是这样的，不过刘公虽有绳一条，而无钱可贯，独奈何哉？”说罢两人与在座的人都笑起来。平心而论，两人的互嘲都有些道理，也都有过分的地方。丘浚学问淹博怎么会如散乱的钱币？刘健年轻时读书刻苦，《明史》说他为读书不与人结交，人们还认为他不懂人情世故，他读书至庶吉士，官做到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岂是“无钱可贯”之辈？但朋友间的互相揶揄、巧妙的应对并无伤大雅。在有明一代读书人中，他们两位立朝都有大节，可以作为读书人的典范。互相嘲讽当然有文人相轻的成分在内，但主要是他们读书的方法与兴趣不同，正如朱熹读书喜欢以博以难取胜而陆九渊要从简易入手，朱熹喜欢著述，而陆九渊却不喜欢著述一样。刘健当官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宦官刘瑾擅权的时代，他与另一位大学士谢迁同刘瑾作坚决的斗争，屡次上书要求诛杀刘瑾等人。最后刘健反被迫告退回到故乡，又遭到迫害，直至削籍为民，但他毫不后悔。丘浚也敢于直言，他以翰林院侍讲身分参加《英宗实录》的修撰，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一不小心便得罪皇帝，做得皇上满意，功劳归圣上，做得皇上不满意，会有杀身之祸，还要遵循“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规矩，替皇上（包括已死去的皇上）隐讳。当写到兵部尚书于谦之死这一敏感问题时，有人要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来给于谦定性，丘浚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如果不是于谦守卫北京，大明江山可能不保，这个功绩不可磨灭。说他谋反，其实不是这回事，对他的诬陷不能不予以洗刷。杀于谦是明英宗复辟的需要。英宗刚死不久，朝中参与此事的还有人在，凡是皇帝讲过的圣旨还在起作用。所以丘浚敢于直言，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稍微懂得一点明哲保身者是决不敢这么做的。儒家读书人倡导“立德立言”，所谓“立言者未必有德，立德者必有言”。强调做人的准则，但往往有不少读书人其实并不真正遵行，所以历来有“文人无行”的讥讽，但丘浚与刘健都做到了儒家宣扬的所谓“作君子之儒”，不为“小人”。(www.xing528.com)

像所有的读书科举出身的封建官吏一样，丘浚一辈子保持了读书习惯不变。五十二岁那一年他回到家乡，离开官场，在家乡凿石为屋，筑了一间藏书石室，并且供县邑士人阅览。这个遗迹至今还保留在海南琼山县府城村丘氏故居内。史书上记载他因为阅读刻苦，用目太勤，到了晚年仍然嗜书如命，以致右眼失明，但仍然“未尝一日废卷”。

丘浚不但读书，而且留下不少著作，如《世史正纲》《琼台会稿》《家礼义书》《大学衍义补》，另外还写过小说《钟情丽集》《举鼎记》等传世。关于《钟情丽集》还有一段记载值得一说。明代戏剧家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能品》一书里说：丘浚年轻时曾经写过一本《钟情丽集》，写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当然免不了写一些风流韵事。后来丘浚成为名人，别人就要讽刺他，于是他叫自己的门客撰《五伦全备记》，演绎慈母、孝子、节妇的故事以此来掩盖那些爱情故事。剧成以后，有个叫王恕的责备丘浚：“理学大儒不宜留心词曲。”据说丘浚对此大为不满，报复王恕，致使王只得去职。这件事也许确实是有的，因为史书上在说他好话的同时，批评他“性偏隘，议论好矫激”。但在明代那样的社会里，一位当权重臣被人讥讽喜爱风情小说，被政敌攻击起来是个不小的话柄，为了保护自己，他完全有可能“先下手为强”。不管怎么说，他写小说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他“嗜学”，兴趣广泛，涉猎很多。在今天看起来，即使写了涉及风情的小说戏剧，完全不影响他的人格，当年的晏殊、欧阳修不是也写过许多“艳丽之词”吗？

从丘浚、刘健等人的读书、考试、做官、写作看起来，明代虽然盛行八股，盛行程朱理学，用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读书人的思想，但并没有使天下读书人都变成一群毫无思想的废物，读书人的生活仍然可以是丰富多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