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苦乐,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描述过,大体有:少年之时不觉读书之乐,只觉读书之苦;成年后依靠读书有了功名,读书苦开始转化为乐;然而直到年齿渐长,有了阅历后才真正体会到读书之乐。唐代一批大诗人大多经历过这样一种过程。伟大的诗人杜甫就写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样的千古名句。确实,自从唐太宗承隋制实行科举取仕以后,有唐一代不知多少读书人落入“圈套”:读经书,学诗赋,然后考进士,一举成名天下扬。这个读书过程每位成名大诗人几乎都经历过。这里说说白居易和柳宗元。
白居易在给他的朋友元稹的一封信里曾精彩地描绘过他少年时代读书的情景: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服,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
描写得非常形象生动,其实元稹苦读情况也差不多。白居易原是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其父亲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升迁为徐州别驾兼徐泗观察判官时,白居易于次年随父亲来到那里。他父亲在那里建了一座“东林草堂”,白居易就在那里读书,准备科举。这个地方在今安徽宿县北十公里处古符离东菜园毓村。十六岁那年在当地“睢南古原”,他写就《赋得古原草送别》成名作,正是这首诗得到了当时名人顾况的赏识,顾况向人推荐白居易,一时间白居易名满京师,这可能同他后来考上进士不无关系。唐代应举的人在考试前常把自己所作的诗文写成卷轴,投送给朝中显贵者,以求赏识,称为“行卷”,过了几天再去请见,再投几篇诗文,叫做“温卷”,这其实是一种带开后门性质的陋习,但确实也能发现一些人才。
白居易的苦读使他的学识和诗才突飞猛进,二十多岁赴宣城应乡试,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二十七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成为当时京城中最年轻的进士。这里须交代一下,唐代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有两类:明经和进士,明经考试重帖经墨义,只要熟读经书和注疏就可以考中,题型相当于填充和问答题。而进士考试要考诗赋,因此需要文学才能,难度要高得多,而录取的名额,明经要比进士多,进士录取的占应考人的百分之一二,而明经则占十分之一二。明经每年有一二百人,而进士科有时只有一二人、十余人,最多不过三四十人。所以唐代有句俗语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三十岁考中明经已经很老了,而五十考中进士还是很年轻。唐朝各科考试,最看重的是进士,“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就好像今天当了官,没有博士头衔总觉不美一样。可见白居易二十七岁中进士是何等的荣耀!白居易当然是幸运的,两年以后他又回到少年读书时的“东林草堂”,感慨万千,这一年春节即移家长安,他写过一首《醉后走笔》回忆当年情景:“秋灯夜写联字诗,春雪朝倾暖寒酒。”
白居易走入仕途后,由于志在为国为民办事,常常直言谏陈,为人耿直,“有阙必规,有违必谏”,不但得罪了一批权贵,而且惹得唐宪宗也恼怒不止,宪宗曾在私底下大骂:“白居易小子无礼于朕,朕实难堪。”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政敌们攻击白居易“越位上谏”,又诬蔑说他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而白居易居然作《赏花》《新井》诗,有伤名教,将他赶出长安,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两年后,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建造了另一座草堂,位于庐山北麓东林寺附近,这所“三门两柱,二室四牖”的草堂落成,白居易迁入后写下了《庐山草堂记》这一名篇,他在里面安心地读书,“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平生之志”。所谓平生之志便是过读书隐居像陶渊明一样的生活,可以说这时候的白居易才享受到读书而无压力的乐趣。可惜,白居易不久又被调任他处。但他每到一处总要建一读书处。读书作诗是他一辈子的乐趣。(www.xing528.com)
相比白居易,柳宗元年轻时似乎更幸运一些,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柳镇官至中侍御史。尤其他有位好母亲,柳宗元的母亲聪明而贤慧,她对子女实施的早期教育影响了柳宗元的一生。柳宗元十三岁随父到江西九江、长沙一带开阔眼界。同时他刻苦学习,自然学业大有长进。《旧唐书》本传称他“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他在科举场起步更早,十七岁起参加科举,连续三次落榜,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意志,贞元九年,他终于考上进士,那一年他才二十一岁,这个年龄考中进士更是了不起,二十六岁那年他又考中博学鸿辞科,进入政府机构,先后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京兆尹蓝田尉、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然而,他与白居易一样,一生为官屡遭贬斥,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当然他主要是参加了王叔文集团的“永贞革新”而遭贬,在永州过了十年拘囚似的生活。
在漫长的被贬时期,柳宗元把自己的忧愤不满“一寓诸文”。柳宗元在他成名后如何读书,读过哪些书,历史上记载不多。但他学识渊博,教学上很有一套,无论在京城集贤殿任职期间还是被贬到永州、柳州时,总有不少人上门求教。《旧唐书》本传里说:“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可见他虽然不像韩愈那样“抗颜为师”,但实际上还是热心地尽到了老师的责任。一要写出好文章,二要教别人,柳宗元自己当然会读更多的书。他有一首《读书》诗,传出这方面的消息:
幽沈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瘴痾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倦极便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萧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
从诗中可见柳宗元遭遇不顺心或写作不顺时,便要读书、睡觉。别人以为我“愚”我“拙”,我颇有“自愉”“自得”之乐,手把书史,与古人为友,不亦乐乎?这种闲适之情岂是世俗间名利可比得上的?封建士大夫都有出世用世之志,只有当他们在实际生活里碰壁时,才会真正到诗书里寻求乐趣。白居易、柳宗元如此,后来苏、黄乃至明清文人无不如此。早年的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究竟为了什么?据说北宋某年元宵节宋郊在书房内读《周易》,听说他弟弟宋祁在与客人饮酒作乐通宵达旦,派人劝讽说:“不知还记得某年上元节,我俩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酱菜煮饭时的情景?”宋祁回话说:“我也要问,不知当年同在某处吃酱菜煮饭时究竟为的是什么?”唐代士大夫早年刻苦,功成名就,晚年虽经宦海风波,能安逸地坐拥书城,悠闲地读史书,实在也是不坏的结局。如果能“得句喜撚花叶写,读书倦当枕头眠”,那更是人间的乐事,一生遭贬又算得了什么?从白居易、柳宗元,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生活轨迹:苦读书一求功名一做官生涯一退隐读书。从读书苦到读书乐,乐而忘忧,乐而忘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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