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典文论在欧美的传播，始于明清之际，但是影响甚微。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诗经》英译本的出现，中国古典文论才真正为西方世界所知晓。20世纪上半叶，西译的中国文论逐渐多了起来，尚未产生大的影响。西方对中国文论的重视和研究上的活跃是在二战以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此时无论是翻译或研究，欧美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都进入了繁荣阶段。在研究方面，这个时段也有20多部专论和相当一批论文问世，大致可分为总体研究、分段、分类研究和专题研究三种类型。
【关键字】
中国古典文论20世纪欧美
中国古典文论在欧美的传播，比不上诗文、小说和戏曲。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虽翻译儒家诗学言论，但仅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并未当作文学理论对待。直到19世纪中叶，儒家诗学理论《毛诗序》才随着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诗经》英译本为西方世界所知晓。直到20世纪初，翟理斯(Herbert A.Giles)翻译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纽约)中才提到司空图的《诗品》，而且把它错解成道家作品。20世纪上半叶，西译的中国文论逐渐多了起来，如《文赋》的马古礼(George Margoulies)法译本，严羽《沧浪诗话》英译本(译者不详)。不过并未产生多大影响。
西方对中国文论的重视和研究上的活跃是在二战以后。二战后，仅《文赋》就有三个英译本 (1)。《文心雕龙》也首次在西方有了全译本，译者施友忠还撰写了一篇长序，分为“刘勰之前文学批评的发展”，“刘勰及其文学理论”和“后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三个部分，全面介绍《文心雕龙》的写作背景、理论价值和对后人的影响。60年代是西方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走向繁荣的准备阶段。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中国诗的艺术》(1961年，芝加哥)出版是个理论性标志。在这本专著中，作者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中国诗话和文学现象，特别是采用40年代流入美国、50年代达到极盛的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和雅克慎(Roman Jakobson)的结构主义理论，用现代语言理论探讨诗的特质，被美国的汉学家誉为“目前试图总结中国各种文学理论的第一部英文专著”，“对那些寻求蹊径、希图深入研究这一错综复杂、至今尚属冷门从西方学者来说，意义深远”。这部专著为他人研究“设立了学术规范”，“极有裨益”。 (2)德国著名汉学家德博(Gunther Debon)翻译的《沧浪诗话》德译本也堪称力作，书中有一长篇“导论”，详细介绍了中国历代文论的要点和这部诗话的主要价值，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论史简介。尼维森的《章学诚的生平和思想》(斯坦福大学，1966)第一次将这位《文史通论》的作者介绍给西方。另外，当时编的文学史中也有论及文学批评的，如海陶玮《中国文学大纲》(坎布里奇，1953)，就有专论先秦和六朝文学批评的专章。另外这个时段还有一些论文，如收在周策纵编著的《文林》第一辑(麦迪逊，1968)中他本人的论“诗”以及卫德明的论钟嵘《诗品》等论文。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力的提升、国际交流的加强和国际影响的增大，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在此背景下，无论是翻译或研究，欧美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都进入了繁荣阶段。
在翻译方面，不但翻译的数量增多，而且学术含量也增大，出现一批译研结合的学术型译本，如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香港，1977)，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威斯巴登，1982)等。他们不但提供有关论述的全部译文，而且有涉及广泛的资料作为注释和说明，大大提高了学术含量。与此同时，包括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文字的斟酌，也反映出这个时期对中国学术的了解正在加深，在英攻读博士学位的香港学者黄兆杰甚至提出“一代应有一代的翻译”，他编辑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香港，1983)是部译文合集，选录的中国古典文论有《毛诗序》、《离骚经序》、《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文赋并序》、 《文章流别论》、 《翰林论》、 《宋书·谢灵运传论》、 《诗品序》、《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和“序志”篇等，反映出这个时段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研究方面，这个时段也有20多部专论和相当一批论文问世。大致可分为总体研究、分段、分类研究和专题研究三种类型。
总体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1975)、《语言·悖论·诗学》(普林斯顿，1987)，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李又安编的论文集《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缪文杰编的论文集《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普林斯顿，1978)，苏珊·布什和克里斯琴·默克合编的《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1983)，香港中文大学编《英美学人论中国古典文学》(香港，1973)等。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以修正了的阿伯拉姆斯艺术四要素为理论框架，将中国传统文学观点划分为“玄学论”、 “决定论”、 “表现论”、 “技巧论”、“审美论”和“实用论”六种理论，并尽量使用中西的诗学比较。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思想的解读》力图以选介的方式，为中国古典文论勾勒出一个发展轮廓。书中重点介绍了《毛诗》大序、 《文心雕龙》、《诗品》《原诗》等从先秦到晚清的中国古典文论代表之作。书后附有“基本术语汇编”，选五十余种中国古典文论基本词汇加以简释和辨析，对向西方普及中国古典文论知识多有裨益。李又安《中国的文学观:从孔夫子到梁启超》，是1970年在美国维尔京群岛召开的中国古典文论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集中所收的多是一般西方学者较为陌生的中国古典文论家及作品，如黄庭坚的“直觉”说、王夫之的“情景”说、常州词派、 《红楼梦》脂砚斋评语等。缪文杰编的论文集《中国诗歌和诗学研究》(普林斯顿，1978)，收集了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23篇，其中有一部分是古典文论方面的论文，如余宝琳《司空图〈诗品〉:诗写的诗论》，叶嘉莹和简·W·沃尔斯《钟嵘〈诗品〉的评诗理论标准及其实践》等。另外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的《中国文学史》(巴黎，1989)中“文学思想的诞生”、“刘勰的文学思想”等数章亦专论文论，篇幅之多，也是以前的文学史中少见的。倪豪士主编的《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布鲁明顿，1986)和德博的《中国诗歌:历史、结构和理论》(莱顿，1989)亦都比较重视文论方面的介绍，分别设置诗论、文论和批评家条目数十条。(www.xing528.com)
论文有:刘若愚《中西文学理论综合初探》(《中国哲学杂志》4卷1期，1977)，康维达《文选》英译本(普林斯顿，1982) “导言”等。
分段、分类研究代表性的专著有:斯蒂芬·欧文《初唐诗》、 《盛唐诗》(哈佛，1981)，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论集》、 《清代文学批评》，林顺夫和宇文所安编的论文集《抒情言辞的活力:汉末至唐代诗歌》(普林斯顿，1986)，叶嘉莹《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杜克义《三至六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布达佩斯，1971)，余宝琳《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读法》(普林斯顿，1987)，胡若诗(Flouce Hu Steik) 《唐诗中的镜与知》(巴黎，1986)等。
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收集了作者积年所发表的探讨古典历史散文叙事方法的九篇论文。为了建构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叙事学理论，作者将西方一些叙事学观念和方法应用于中国早期叙事文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论文还探讨了历史叙述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微妙关系，提出“图画式”和“音乐式”两种阅读叙事文的方法。并将西方的文艺赏析方法来解决中国传统研究方法——考证上的难题。胡若诗(Flouce Hu Steik) 《唐诗中的镜与知》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主要是论析唐代咏镜诗的七大特点，然后运用保尔·德米耶维尔关于镜像与文学关系的观点，将唐人咏镜诗分为三大类型:知己或同一性之镜;知人或相异性之镜;知心或心灵之镜。胡若诗最后还对镜子在东西方文学中的不同形象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杜义克《三至六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以马列主义方法论来解读《文心雕龙》，重点剖析“通变”和“序志”两章，对于社会背景、文化环境的辨说颇为细密，其中不乏独到之见解，如他认为“通变”是刘勰文学文类理论关键的一章，他崇尚古典，但绝无保守态度，“通变”章处理的即是传统与创新、整体与个别的矛盾。林顺夫和宇文所安编的《抒情言辞的活力:汉末至唐代诗歌》收有西方学者关于汉唐时段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相关论文，如程纪贤《关于中国诗歌语言及其与中国宇宙论关系的几点看法》，杜维明《玄学，个人知识与诗歌想象力》等。另外，陈幼石《中国古代散文里的意象和思想》(斯坦福大学，1988)也用相当篇幅讲析韩柳欧苏的古文理论。
代表性的论文有:叶维廉《道家美学:无言独化》(《亚洲学术集刊》创刊号，香港，1978)，侯思孟《公元三世纪初叶中国的文学批评》(《亚州研究》28卷2期，1974)，孙康宜《六朝的抒情批评》(苏珊·布什和克里斯琴·默克合编的《中国的艺术理论》，普林斯顿，1983)等。
专题研究代表性的专著有:王靖宇的《金圣叹》(纽约，1972)，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那美惬(Jeanne Knoerle)修女的《红楼梦评介》 (3)，陆大伟(David Rolston)《如何读中国小说》(普林斯顿，1990)，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Princeton:Princeton Univ，1976)，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an)《暗示的价值——中国传统诗歌阐释的原始类别》(巴黎，1985)，周质平《袁宏道与公安派》(剑桥大学，1988)等。
王靖宇的《金圣叹》部头不大，内容却十分丰富，除介绍王国维的生平、思想外，还着重评介他在杜甫诗歌、 《西厢记》、 《水浒传》的观点及其时代价值。那美惬(Jeanne Knoerle)修女的《红楼梦评介》是她在印第安纳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在这部论著中，她一方面用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红楼梦，由于过于注重结构，她认为小说中很多情节是可以删掉的。另一方面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要素来解释小说中的时空观念。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在分析《红楼梦》时，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其英文专著《〈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中，他以相当长的篇幅探讨了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认为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用“二元补衬”来解释“阴阳”，又以“多项周旋”来说明“五行”，并根据“二元补衬”原理将《红楼梦》的120回重新组合，以说明《红楼梦》在结构上的二元特色。 (4)周质平《袁宏道与公安派》亦设专章论析三袁尤其是袁宏道的文学观。
代表性的论文有:王靖宇《M.H.阿伯拉姆的艺术四要素和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东西方文学》16卷3期，1972)，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香港，1983) “导言”，叶嘉莹和简·W·沃尔斯《钟嵘〈诗品〉的评诗理论标准及其实践》(出处见上)等。其中叶嘉莹和简·W·沃尔斯的文章探讨了意象化品评方式的利与弊:“一方面，比喻意象可在读者身上引起直接的情感反映。由于情感是诗歌的主要内质，因此意象化阐述方式通过直接的情感反映的引发，可在批评过程中较多保存或重现原来作品的本质，从而较多的保存所评诗歌的生命和精神”;“它的缺点是，它可能既无理性基础，亦无客观标准，用来批评诗人的意象完全建筑在批评家对作品的直接的主观反映之上。意象式比较有时会得不到准确的运用，因此读者会受到不恰当的风格阐述的误导而步入歧途”。
【注释】
(1) 三个英译本分别是休斯(E.R.Hightower)英译本，方志彤英译本和陈世襄英译本。
(2) 霍克思(David Hawkes)《评留刘易斯〈中国文学理论〉》，载《亚非学院院刊》26卷3期，1963。
(3) Jeanne Knoerle，Sp，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A Critical Study(Bloomington and Lond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2).
(4) 浦安迪:《〈红楼梦〉的原型和寓意》，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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