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美国与苏联在柏林地区的冲突白热化。苏联封锁了所有陆上通道，限制盟军自由进出柏林。美军作出的反应是，使用飞机向柏林进行空运，把美军家属、工作人员及生活必需品通过空中走廊源源不断地运往柏林地区，使苏联迫使盟军退出柏林的企图破灭了。
人们普遍认为，采用空运的办法对付苏联的封锁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成功的一着棋。这一巧妙的手法，不仅挽救了柏林的经济，抵制住苏联人的公开挑战，而且提高了美国的威信，加强了美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西欧的作用。
那么，杜鲁门总统是如何作出的这个决策的呢？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付诸实行的呢？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决定，把希特勒的德国划为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占领区。这些占领区由设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监督，而委员会根据全体一致的原则办事。
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内，也划为相应的4个区，由4个区的指挥官组成的军事管制总部共同管理。
关于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问题则由于当时双方还能和睦相处而处理得比较含糊，当地的指挥官们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盟国人员可以使用一条铁路线、一条公路和两条空中走廊进入柏林，但苏联坚持说他们有权监督这些交通线。
开头的几个月，双方都过得比较顺利，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柏林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的重要性。1945年底，苏联同意设立3条空中走廊，以连接柏林与英美占领区，并达成协议说不需要事先通知便可飞越这些走廊。
随着冷战的加剧，柏林越来越成为日益敏感的地区。1947年，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他的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而关于缔结对德和约的莫斯科会议从3月拖到4月，不但毫无结果，而且双方关系日趋恶化。
1947年年底，苏联人同时对其它3个占领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战。
他们先是发动了一场充满敌意和火药味的宣传战，通过各种新闻传播媒介散布敌对的气氛，并作出肯定的暗示，说西方盟国会最终放弃柏林。
西方三国坚持要搞统一的美英占领区，实行经济一体化，并准备采用统一的通用货币，这当然是苏联人无法接受的，他们拒绝合作，盟国管制委员会陷入瘫痪状态。翌年3月，苏联人宣布该委员会已经不存在。
1948年1月，苏联检查人员登上美国军用列车，声称他们有权检查乘客的证件。驻柏林的美军司令马修斯·克莱将军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他下令在列车上配备武装警卫人员，不准苏联人登车检查。这种鸡毛蒜皮式的小摩擦一直持续到3月份。
3月，盟国方面宣称要使用新的货币以取代旧的德国马克。这激怒了苏联人，他们发布了关于柏林交通运输的新规定，其内容相当严格：
1．凡乘火车或汽车通过苏联占领区的美国人员，必须出示能证明他本人身份和他与美国驻德军政公署的关系的证件。
2．以柏林运往西方占领区的军用货运，必须向苏联检查站办理出境手续。
4月1日，这一新规定正式实行。苏联人进一步宣布：不经过苏联军官的许可，不准任何货运列车驶离柏林，这实际上等于对柏林的贸易进行了全面的管制。
美英两国不愿让俄国人检查他们的军用列车，取消了这项货运业务，转向改用小型飞机进行空运，每天向柏林运送60到100吨的供应品，供那里的盟国人员使用。
这时克莱已经考虑到实行大规模的空运计划，他是从英国的小规模空运中受到启发的。
但克莱的主张却受到陆军部的反对。3月30日，即苏联人实行封锁的前夕，陆军部要克莱参加一次电话会议，提出处理柏林问题的意见：停止驻德军政人员的家属进入德国，并逐步把现在在柏林和美占区的家属搬出来。
克莱坚决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在政治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指出“撤退家属会造成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接着德国人就会涌向共产主义一边去寻求安全”。虽然克莱是个军人，但对柏林这件事，他却更多地是从政治的角度去思考。他提出柏林的局势关系到美国的威信，如果让苏联人的计划得以实现把盟国从柏林赶走的话，所有欧洲人便会失去信心，欧洲便会被绥靖主义、失败主义气氛所笼罩，这既有损于美国的利益，也不利于整个西欧。
3月31日，克莱再次建议华盛顿对苏联人作出必要的反应，宣布美国将拒绝苏联人的限制规定，并提出要派出载有武装警卫人员的军车，通过占领区的边界。
陆军部被克莱的强硬建议吓坏了，部长罗亚尔否定了他的建议，并告诫他说：“我们要是采取强硬立场，那就可能发生将导致战争的武装冲突事件。”
陆军部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当时的美国不颁布动员令的话，只能派出一个师的兵力，而在柏林地区只有3000人。苏联仅在柏林东部的占区便有1.8万人的兵力，整个苏占区更是重兵压阵，有30多万兵力。他们无法不担心可能出现的战争的后果。
陆军部并且告诉克莱，国内要求从柏林撤回美国人家属的压力不断增长，而且更多的人认为还让这些家属留在柏林是不可想象的。
国务院的态度也十分暧昧。他们本来并不重视柏林问题，认为柏林是美国的一个包袱，因而主张从柏林退出来。
克莱只有与杜鲁门直接联系了。(www.xing528.com)
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都主张对俄国人采取强硬的态度，而决不撤出柏林。
对于陆军部和国务院的软弱做法，杜鲁门感到愤怒，认为他们干扰了他的正常工作程序，而且等于孤立了总统。他决定绕过这些障碍，直接命令克莱进行空运。
在作出决定之前，杜鲁门也避开了国会，他认为如果把情况告诉了国会的领导人，消息会马上走漏出去，而且这样或许会造成歇斯底里的战争气氛的形成，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
这样，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克莱的态度便坚决起来。
他开始安排小规模的空运。但陆军部还是一再指示克莱要小心审慎，不可作冒险的打算。
与此同时，双方冲突和敌对的步伐在迅速加快。
6月11 日，办联人把柏林与四德之间的所有铁路运输停止了两天。12日，通往柏林的公路也借口“进行修理”而完全封闭。
6月16日，苏联人在同其它三国激烈争吵之后，退出了柏林管制总部。
18日，西方国家宣布在西方占领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人作出完全对立的反应，在东德实行币制改革，在柏林实行一种新的苏制马克。
24日，苏联人全部封锁的柏林的交通运输，并切断了柏林的大部分供电，因为发电厂都在苏占区内。
克莱立即决定进行大规模的空运。美国驻德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向克莱保证说大规模的运送物资在技术上是可行的。6月24日，李梅调动了他所掌握的所有飞机。
6月26日，一架美国C-47运输机在柏林降落，大规模的空运开始了。
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发出命令“把临时的‘空运’改成为大规模、有组织的空运，而且把驻欧洲美军司令部手头掌握的每一架飞机都一定要投入进去。”这像是在肯定克莱的做法，因为没有正式的命令之前，克莱便已经这样干了。
但军方领导人仍然力图阻止克莱的做法。6月27日，各有关部长和三军参谋长在陆军部长罗亚尔的办公室举行紧急会议，他们提出了3种可供采用的方案：即撤出柏林（摆在第一位的用意是明显的）；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卫美国在柏林的地位；保持一种非挑衅性但又坚定的立场。
6月28日，罗亚尔等人去见总统，并向他汇报他们提出的几种可能的做法，但他们发现杜鲁门早已下定决心。因为当他们刚汇报到撤退这个方案时，杜鲁门便粗暴地打断了他们的话说，他认柏林的，俄国人无权用直接或是间接的手段把我们撵出来。总统强有力地打着笨拙的手势，激动地表示“我们要在柏林呆下去，就这样”。
让杜鲁门感到恼火的是，军方竟继续不理睬向欧洲增派运输机的呼吁。尽管克莱手下有组织空运的一流专家，他仍然无法得到他所要求的那么多飞机。他只好再去求助于总统的直接干涉。
7月份，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杜鲁门严厉地点名批评了持反对意见的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伦堡。
最后的干扰终于排除了，空运量迅速增加。到1948年年底，用飞机供应所有柏林居民的需要已经不成问题了。
苏联人的打算落空了，再封锁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1949年5月12日，双方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苏联人最后解除了封锁。
杜鲁门和克莱还巧妙地利用舆论，为他们政策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在苏联人进行封锁的当天，克莱便告诉柏林市长厄恩斯特·路透说，只有得到柏林人的坚决支持，才能保证空运的顺利进行。路透立即表示：“柏林人准备为他们的民主自由而战斗，决不向苏联的要求让步。”
路透及其他的德国领导人通过各种公开的宣传媒介，向全世界证明柏林是民主的象征，值得盟国尽一切力量保证柏林的自由和稳定。
杜鲁门也在所有关于柏林的谈话、讲演中，把柏林与民主事业等同起来，把保卫柏林看作是抵御共产党侵略的象征，把向柏林的空运说成是为了民主的事业而奋斗。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柏林空运这一决策的全过程来看，是由克莱在战场上作出的决定，然后又由杜鲁门加以正式认可的。那些本来应该在这一决策中发挥作用的部门，如陆军部、国务院等不但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反而成了绊脚石。最后，杜鲁门只好迈开大步，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险滩，直接通过克莱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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