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县起义与耀县游击队

三　耀县起义与耀县游击队

耀县起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进而又向华北进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但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对内则调集大军“围剿”苏区和红军，残暴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疯狂地镇压抗日群众运动。1933年春，国民党反动派部署重兵“围剿”陕甘边苏区，调动了十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二十六军和攻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发出了“粉碎敌人十团兵力围剿”的指示信。这时，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担任团长的王泰吉，被任命为“剿匪”总指挥，率领骑兵团驻防耀县。

王泰吉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一期学习，参加和领导过麟游起义和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出狱后，栖身于杨虎城部，1930年任杨部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后调任“新兵训练处”处长。1931年秋，“新兵训练处”改编为“第十七路军骑兵第一团”，王泰吉任团长兼西安城防司令。王泰吉不愿打红军，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于是率骑兵团跟在红军后面虚张声势，空绕了一圈，应付了这次“围剿”。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区域、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民众等条件下，愿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同年5月，冯玉祥与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合作，在日寇攻打热河、长城各口相继告急的情况下，响应号召，和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建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积极对日作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早年与王泰吉熟悉的谢子长、许权中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奔赴察绥抗日前线，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守土保国，这对王泰吉有很大启发。他想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效力。但蒋介石集团不顾民族危亡，不许抗战，反而“围剿”苏区和红军，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加紧镇压。

在内外形势的交相促进下，王泰吉毅然决定率部起义，举起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取得党对起义的领导，王泰吉约请早年曾是共产党员的何寓础作为他的代表，寻找中共陕西省委。一面又亲自找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周芝轩，汇报起义计划。省委于6月中旬派余海丰和何寓础一同由西安来耀县与王泰吉密谈，拟定起义计划。余、何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后，省委先后派杜衡、杨声到耀县，具体领导骑兵团起义，三原中心县委也派周芝轩、孙烈到耀县协助起义工作。6月下旬，王泰吉赴西安面见杨虎城，领到一笔军饷和一批装备，并买回大量雨具。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王泰吉和省委代表杨声再次召开连排长和进步士兵秘密会议，安排了起义的具体事宜。

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全体官兵一千多人在耀县宣布起义。起义部队迅速收缴了耀县城内所有反动武装的枪支（胡景铨民团、雷天一保安团和公安局、县政府），并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张贴布告，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骑兵团改编为“第三路”。王泰吉任义勇军总司令兼第三路总指挥，省委代表杨声任政治部主任。接着布告安民，宣传抗日，开仓放粮，放出全部在押“犯人”，配合耀县游击队逮捕了当地一批土豪劣绅，并在西大操场召开军民大会，公开处决了耀县南区反动区长张恒义。义勇军还协同中共耀县县委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拨给了游击队一批枪支，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

义勇军在耀县城里活动七天后为了争取国民党其他部队的起义，义勇军改变了原定北上白水、澄城的计划，南下向三原进发，到武字苏区陵前时，受到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大大鼓舞了抗日部队的士气和渭北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部队到三原心字区辘辘把村时，突然与杨虎城部孙友仁特务团遭遇，战斗失利，部队退至耀县小丘镇，再遭追敌袭击，再次失利。王泰吉率余部一百多人携带部分辎重进入照金苏区。

建立耀县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耀县起义之前，耀县县委在领导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中，斗争的方式是逐步形成的。开始，农民群众由于对国民党当局沉重的苛捐杂税不满，怨声载道，纷纷起来反抗压迫和剥削，进行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抗租的斗争。接着，县委又引导和组织农民群众和饥民，为度春荒而进行分粮斗争，饥饿的农民分到了一部分粮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王益特支两名委员和两名党员被石柱保安分团惨杀于武王山下，耀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张仲良由于领导“交农”斗争而被国民党耀县保安团捕押。血的事实和教训说明没有人民的武装，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共产党的地位和革命的胜利，必须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www.xing528.com)

1933年6月，耀县县委在县城北街曹雯家里召开秘密会议，县委书记张邦英主持会议。省委代表杜衡通报了王泰吉骑兵团要在耀县举行起义，省委要求耀县县委全面配合，并提出县委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耀县游击队。

7月21日，在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当晚，中共耀县县委在曹雯家里召开第二次会议，省委代表杜衡、杨声和张仲良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就配合骑兵团起义具体工作进行研究，决定立即组建耀县游击队。第二天，在中共耀县县委的领导下，耀县游击队即在党的力量较强的阿姑社村组成。义勇军通过县委给游击队拨来十多支枪。县委又利用社会关系，收缴了北区民团的全部枪支，把民团中倾向革命思想的分子吸收为游击队员，并利用雷天一民团内部人员的关系，弄到一部分枪支、弹药，加强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

县委在配合骑兵团起义时，积极组织市民代表成立了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协同起义部队逮捕了一部分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组织和发动农民、市民参加在西大操场召开的军民大会；没收并分配了城内雷、段两家大地主的财物和国民党县政府囤积的粮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耀县游击队一成立，即积极配合起义部队在乡村开展革命斗争。捉拿并处死了民愤极大的北区恶霸地主左善楚兄弟三人，并把没收左家的粮食、财物分配给劳苦群众。在阿姑社村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烧毁了左家的土地契约和债权契约。接着游击队由孙家塬党支部书记蔡奉凯带路到东区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张廉明。游击队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不少青壮年自愿参加了游击队，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八九十人，六七十支枪。

当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向三原进发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县委带领游击队转移到白家庄，继续发动群众，打击豪绅地主，分了周家地主的粮食。同时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陈学鼎任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张仲良任副队长。随后向西北方向前进，经过墓坳、高山槐，转移到照金，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分途进入陕甘边根据地后，受到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秦舞山、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的热烈欢迎。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形成了红军主力部队。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从此，我党领导的西北红军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耀县起义是红二十六军二团在杜衡的“左”倾路线指引下，南下渭华在蓝田失败、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举行的，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起义之一。虽然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主观上领导缺乏经验，在起义部队中没有形成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以及对国民党某部的起义估计失当，在行动决策上犯了错误，军事指挥也有失误，而遭到失败，但是这次起义意义重大。耀县起义使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气焰，有力地鼓舞了西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粮食，在渭北地区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支部队进入照金苏区后，壮大了苏区的武装力量，缓解了苏区的危机局面，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信心，为保卫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