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火炬开发区扶贫办 马丽(1)
一、引言
扶贫工作是是广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幸福广东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资金投入，项目帮扶，技能培训、劳务输出等等，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
2010年，广东省开展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A区对口帮扶某市S镇贫困村。根据省、市要求，A区从资金、项目、人员等方面大力帮扶，通过村容村貌建设、民生工程建设等方面改变贫困村面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他们脱贫致富，然而，外来力量的介入帮扶，是否能帮他们彻底摘掉“贫困村”帽子？脱贫了还会返贫吗？
案例一
S镇，是一个人多地广的纯农业大镇，历来是粮食、蔬菜、水果、家禽、肉食、淡水鱼和海洋渔业的生产基地，但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该镇至今没有一个商业交易的综合市场，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A区帮扶工作组过来后，根据实地调研，提出了建设S镇农副产品交易市场项目。该项目不仅能带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提高农产品市场流通效率，还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由A区投入700多万元新建，建成运营后年收入超50万元，部分利润给出土地建设的村，其余分给贫困村，为他们提供可持续经济来源。
项目原选址于b村，该村村民认为市场建成后会阻挡后面山坟，破坏他们的风水，所以不同意。后择址于c村，这是一片丢荒地，经村民代表讨论，同意建在此处，原以为可以顺利动工，谁知，他们提出了交地条件：一是要多加4层的地基（规划是3层），以后在上面建宿舍。二是青苗补偿要10万元（青苗按实际数量补偿是几千元）。三是要建5米高围墙，方便以后宿舍管理。同时，由于项目是按正规程序招投标而不是给S镇领导指定的人来做，因此，面对村民的无理要求，镇领导不但不做工作，反而火上浇油。项目报建、土地测量等工作也是一波三折，本是分内工作，当地有关部门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了就索钱索物，要请他们吃饭送钱送礼才肯办。当地干部这样说：“扶贫是你们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通知村干部开会、举办技术、技能培训班要“误工费”，没有补贴不来；推广新型农作物，村民不相信也不愿意种；发放的牛种直接拿去卖了。
案例二
S镇d村是贫困村，在A区过来帮扶前省里已经有2支扶贫队伍来过，可状况依旧。村里有2个大姓，两个宗派之间长期斗争，宗法伦理中浓烈的血缘关系溶化了冷冰冰的法律规则，溶化了人类普遍的、抽象的公平、正义、理性。选村干部要出动几百号人维持秩序，还经常选不出来，勉强选上了书记和主任又不和，窝里斗，只为自己的和宗族的利益，该村村委会没有办公场所，可村干部家建有高楼大厦，装修得富丽堂皇。扶贫工作组返租村100亩土地帮d村建一个农业基地，助贫困户脱贫。交地时却只有70亩。工作组人员到地里去跟农户一起种树苗时，发现村民为了偷懒，故意将树苗种稀，叫村民补种，村民说要补种，每亩得给100元钱。“自己的地，种下收获也是自己的，还要补他们钱，人都给气死。”基地建好刚种下树苗就被偷了三分之一；少数村民阻碍进基地道路、多次偷取基地的供电线，甚至殴打帮扶的工作人员。
案例三
S镇，自然风光本来很优美，山清水秀。可如今却是荒山野岭（每年清明扫墓，山被烧荒）、垃圾随处可见、恶臭难闻，苍蝇满天飞。即使是新建的垃圾池就在眼前，他们也不会将垃圾扔进去。该镇64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至少有二间庙宇、多则六、七间，祠堂少的有五、六个，多的有二十多个，每户都有神龛和香炉，每天要烧香祭拜；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妈祖、土地、财神、仙姑等等他们全都顶礼膜拜。村每年都会在特殊的节日举办各种庆祝仪式，大家都要到庙里、祠堂烧香、拜神、大会餐、求子、求财、求平安，再穷的家庭，这样的活动也不会吝啬。全国早已实行火葬的今天，可当地最多的就是山坟了，婚丧嫁娶依旧是以前的风俗，没有任何改变。走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送葬队伍，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一路撒上鞭炮纸钱，敲锣打鼓，还有的请学生鼓号队来助兴，好不热闹。埋葬的地方也很讲究，一定要风水好，有的山坟占地七、八亩，装饰的很精致，而活着的三代人却挤在不足20平米的房屋下。现在都实行火葬了，为什么还有这些仪式？村民说：“这个不能变，变了就对不起祖宗”。
当地人认为：多子才能多福。因此，不管多穷，至今仍保持高产。每户至少有两个孩子，三、四个很正常，七、八个也常见，因孩子多而致贫的家庭约占一半，当地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三十多岁的妇女中有大部分都是文盲（重男轻女，男性稍好一点），只能说当地方言，无法与外面的世界沟通，更不识字；80、90后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大多是做一些普通工种；留守在家的主要是两头人口（老、幼、妇），限制了种养业的发展，他们每天的业余生活就是拜神、喝茶、聊天，了解信息的途径主要是电视、邻里间的议论、街坊口头传递，仍然“坚守”着村落共同体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扶贫工作开展的进程中，外来的人力、物力、信息等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对他们生活、生产方式的冲击；由于文化知识的贫乏，导致他们在冲击面前更多地是无所作为、手足无措，只能是等、要、靠，或者是反抗、阻扰。
二、致贫的根本原因
致贫的根本原因——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滞后。
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习惯习俗等是新制度经济学中非正式制度范畴。美国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则是指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和博弈中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习惯习俗、伦理道德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是与政策法规、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非正式制度并不是理性安排的， 而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它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且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中国，非正式制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更是一直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和影响。
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其实质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即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是制度主体通过创建新的制度安排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引起制度变迁的原因，则因具体的制度而有不同：或者因经济繁荣或衰退而发生，或者因技术、知识或文化的变化而发生。
从案例中我们看到，当地人贫穷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也不是其他特殊因素，而是在于人。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的改变而改变；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也许能感觉到广东乃至世界的发展变化，但他们自身没有任何改变，社会的发展使其更加贫困。
三、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当地的非正式制度变迁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非正式制度能减少正式制度的实施成本，因为非正式制度的确立可以唤起经济主体的理性信念，通过内心法则形成“自觉意识”，它的实施可以提高人们遵守正式规则的自觉性，提高正式制度实施的绩效。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又可以阻碍制度变迁与创新，因为非正式制度的变迁缓慢，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会形成制度变迁的时滞，强化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使正式制度锁定在无效状态。
1. 历史的积淀
两千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耕时代、计划经济、土地承包等历程。农耕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封闭性与自给性，农民不需要与外界接触，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根据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建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流动自由，尤其是村民没有权利跨出农村的边界，更没有资格跨进城市社会的高门槛；因而，村民只能存在于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封闭的、自足的并与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城市社会有着清晰边界的农村社会。1978年以后，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种什么吃什么的权利，可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式的流动自由，这更加强化了原本就很封闭的农村社会。所以，封闭性和自给性为主要特征的农耕经济是非正式制度生存的客观社会基础，由此而形成的家族观念、保守与求稳心态、人情观念等都是农耕时代的人们在价值信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具体表现。在封闭的熟人社会里，舆论发挥了社会控制的功能，凡违反传统的人被认为是行为不合群的人，对这个村子的人们来说感觉是危险的，必然要受到舆论的谴责(2)。也就是说，农民的行动逻辑主要由非正式制度所主导，村民的日常行动基本上是在传统特色较强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家族制度等框架内展开的。换言之，惯例使舆论有了可操作的前提，反过来，舆论又维系了惯例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传承和延续。
2. 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
S镇上有个较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与深圳、香港隔海相望，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他们找到了商机。据了解，早些年，由于监管不到位，当地人通过港口走私挣钱，后由于制毒贩毒、走私猖獗，国家加大打击力度，他们一夜之间贫穷了；这些年，省委高度重视，对贫穷地区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帮扶，这无疑是好事，可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他们等、要、靠的思想。
由于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中国农村社会独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成为了拖曳当地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封闭、保守、传统、投机取巧成为了S镇人们的思想价值观，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具有内存性和历史积淀，其慢性或“惰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持续性，因循的趋势也会持续下去，从而导致路径依赖现象的产生。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继续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陷入恶性循环。”(3)正如诺斯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缺乏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康芒斯认为任何重大的制度变迁，任何民族兴盛发展，其背后必然隐藏着一种巨大的心理驱动力，即精神力量。
1. 教育的缺失
就制度的变迁过程来说，首先是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和理解，然后是对环境内在认知的外部构建即制度安排，当人们的认知发生变化，则会相应改变制度结构。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受他们学习方式和知识存量的影响，学习与心智图式密切相关，人们通过不断的学习改变他们的心智图式，从而会导致制度变迁。贫穷的地区，往往教育也很落后。一是由于家庭人口多，孩子没有机会上学，6、7岁就要在家带弟弟妹妹承担家务；而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思维越活跃，就越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实现观念创新。二是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唯升学率的考核指标使得人的培养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人的品德教育、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和知识的教化严重缺失，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整体人文素质提升缓慢，人的心智图式难以改变，从而也就缺乏了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
2. 传统行政文化的傲慢与偏见(www.xing528.com)
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并且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期的人治传统使政府官员的观念存在着重管理轻服务、将服务与被服务对象倒置等问题；人们对层级节制的官僚体制推崇备至、宠爱有加，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为民做主”、“官本位”、“以政府为中心”等思想占据了上风；而由此形成的行政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人们依然习惯于用过去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来思考、处理问题。政府管理法制化程度不高，有法不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行为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监督机制薄弱；官场潜规则、人情行政大行其道等等；行政人素质普遍不高。
四、扶贫先扶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扶贫一定要先扶志。志，意也。志气，意愿，心之所向。只有贫穷地区的人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领域有质的变化，他们心之所向：想脱贫、要脱贫，真正参与到合作、创新和竞争中去，才能真正彻底摘掉贫穷的帽子。扶志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地方政府主导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能力。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推动作用。
（一）提高地方政府主导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能力
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中国，行政人的理念、行政文化等对社会意识形态起着主导作用，政府角色的定位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地方政府本身的改革对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转变思想观念，促进文化创新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认为:“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政府官员必须转变观念，实现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真正树立“为民服务”、“民本位”、“以人为本”的意识，通过意识的唤醒促进政府文化创新。政府文化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认识、情感、价值、理想及政治品质的综合体现；是人们长期进行政府工作实践的凝聚和积淀，它已渗透凝聚在行政人的精神内里和思想深处，制约和影响着政府人员的行为与选择，从而深刻的影响着政府的运作。它的创新与进步，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健康地进行；而它的滞后，则必将成为阻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桎梏。
2. 加快职能改革，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假设指出在政治领域内活动的人，其目的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也会出现“政府失灵”。如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政府规模扩张，权力寻租等。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对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为此，必须加快职能改革：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绩评价体系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强化政府的自律机制，加强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制定有关监督政府行为的法律、法规。在意识形态的引导方面，政府要坚决的承担起责任，杜绝各种落后、腐朽的意识形态的发生和传播，切实改善自身作风，在非正式制度构建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以榜样的力量促进新的非正式制度形成。
村民自治，村委会是一个村庄的核心。大量的、具体的服务内容、项目的开展，都由村委会去承担和组织实施。只有群众信得过、能力强的“村两委”班子，村民才有主心骨，才能团结一心，从而形成一些良好的民风民俗，反过来这些习俗或惯例又能促进村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某市一位扶贫干部在贫困村走村串户，实地调研，建设农业种植基地，与村民同吃同住赢得了民心，不到两年，被帮扶的贫困村已经脱贫71%，村集体收入也逐年增加，村民把他当成了主心骨，遇事都找他商量。用他自己的话说：“用农民的方式办农民的事。吃住在村里，不抱私心帮他们做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知道你为他们好，自然就同心了”。
3. 以正式制度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正式制度是由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具有强大的正面的引导功能。通过发挥正式制度的强制性推动作用，来改进和提升非正式制度。一是通过一定形式和内容的正式制度安排，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如通过对人才的激励制度提高人们对知识、人才的重视；对镇、村“能人”的扶持和表彰增强农民创业的信心、树立创业意识、培养他们的个人成就感等等。通过这些制度建设不断转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如拉美国家为缩小贫富差距，提出“有条件的现金资助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以金钱换行动”。即政府每月向贫困家庭直接发放现金，条件是必须送子女入学或定期到诊所体检或改善孩子的饮食。它变减贫工作中政府单一责任为政府和受惠家庭的共同责任，将减贫同培养减贫能力联系在一起，同时潜在地培养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二是通过对非正式制度的培养、挖掘、改造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使之继续发扬光大；同时将消极成分转化、改造和创新。在弘扬和转化的过程中，激励必不可少，因为它是激发人类行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最基本动力。国家和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是扬善抑恶的，必须是是非分明的，对好的、积极的非正式制度要正激励，对消极的要负激励；否则，大众将会迷失方向。
4. 营造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环境和氛围
通过政府引导，营造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环境和氛围。一是要完善硬件设施，比如图书室、文化娱乐室、活动广场等。二是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宣传作用。广播、电视、电脑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无不受其影响和引导。因此，要充分利用传媒系统，通过新闻报导、舆论宣传、知识教育、生活娱乐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农民思想转变，尤其是要通过积极宣传各方面的典型，倡导和弘扬勤劳节俭的创业精神、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和抑恶扬善的社会风尚。三是要以具体的、生动的实践活动为载体，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情操，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调适人们的社会行为，强化人们的现代人格心理。
（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推动作用
社会力量主要包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
1. 社会资本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群体当中的规范要比法律制度等更有监督力，因为破坏规范的投机行为会受到所有成员的监督和反对。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企业、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教会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中。教会通过传播教义而使教徒们接受某种行为准则；行业协会（包括商会）制定和传播职业道德；企业、社团通过组织文化以无形的“软约束”力量构成组织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这些社会团体和中间组织反映和代表了该组织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合乎时代要求的道德品质及其追求发展的文化素质。它们既是规则的传播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将犯规者逐出组织的方式惩戒犯规行为。为此，要大力发展和培育地方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如：以种养为主的农业合作社、以地方文化为主的各种文艺社团、以青年学习、工作为内容的青年联盟会、以妇女活动为主的联合会等等，让人们在团体和组织中形成新的人际交往圈，找到新的价值观。
2. 人力资源
所谓人力资源是指蕴涵于人自身中的能够被激发出来创造价值的源泉。它既包括人的智能和体能状况，也包括价值观、伦理观等意识形态，其中后者更为重要。
（1）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
人是知识和意识的载体，优秀的人才一般都具备最新的思想意识和敢于挑战的胆识与魄力，他们引领着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的先进文化潮流，往往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这些显然都很有利于积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和环境的形成。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社会整体性知识和能力的缺乏，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总体上还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而政府主导的变迁中，政治精英（包括地方政府、镇、村和非政府组织的干部）的培养尤为重要。政治精英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既是制度、决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同时又具有榜样的力量。为此，在国家实行“地方自治”、“村民自治”的伟大实践中，培养一支具有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秀干部队伍迫在眉睫，但长期以来，干部培养并未受到国家的重视。笔者认为，对政治精英培养的制度化，是走向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其次，还要发挥知识分子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他们是市场经济文化的研究者与传播者，代表着文化的先进潮流，推动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2）人力资源的开发主要靠教育来实现。
人力资源的开发主要靠教育来实现，通过教育培养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高素质的公民，从而改变社会整体的技术、知识和文化。教育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它对人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和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其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只有大力加强公民教育，提高人们的整体文化素质，增加观念创新的“知识存量”，才能形成推动非正式制度有效变迁的强大内部动力。英格尔斯的调查研究证实：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无疑呈现出强大的力量。的确，以一个人因多上一年学而在综合现代量表中的得分来衡量，教育的力量一般要比其他单项输入大二或三倍”。可见，教育是现代社会中“生产”现代人的重要基地。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曾说过：“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
家庭教育：教育史上32例“狼孩子”的遭遇证明，尽管这些孩子具有天赋素质，但由于缺乏养育环境，致使没有一个能回到正常人的行列中来，可见幼年所处的环境多么重要。家庭是每个人受影响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传播非正式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优点是父母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将规则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子女，因此也是规则最有效的传播途径。但是，家庭也有其弱点：家庭教育是一门培养人的科学，这门科学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不是自然就会的。不同的家庭教育方法会有不同的效果：例如，父母常用体罚“教育”孩子不去打架，结果无意间使孩子们的打架变本加厉。家庭教育的成败取决于家长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家教意识，由于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家庭都传播好的规则，也就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接受了好的规则。
学校教育：社会伦理学表明，学校作为人的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对人的意识形态、信仰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是其他部门和途径所无法替代的。爱因斯坦说：“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比智力和博学更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曾对公元1450～1850年这四百年间所出现的301位伟人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不但智力高，而且青年时代都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自信、坚强、乐观、富有进取心、百折不挠等。教育除了知识的教化，传授实际技能以外，还要培养学生的品德，促进人的价值观和个性的形成。笔者认为：学校教育应该把德育放在首位，当今的时代应是更加重视人的时代，现在应比任何时候都重视对人的心灵的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序列启示我们：学校教育的编排首先要解决一个人的修身养性问题，其次才能解决一个人的理想与政治方向问题。学校应发挥其优势，加强家校联系，通过家长学校，指导家庭教育，帮助家长加强自身品德修养，给孩子树立以身作则的榜样。只有把教育纳入到社会的系统活动中，使之成为一个长期的大的教育系统，才能形成教育合力，从而提升整体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促进非正式制度有效变迁。
扶贫要先扶志。因为人的能动性表现在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之中；人不仅有能力能动地改造、构建外部世界，人，唯有人，才有能力能动地改造构建自己内部的精神世界，并控制、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人发展了，社会发展就有了源泉与力量。现代人类发展理念是以“人”为中心，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注释】
(1)马丽(1976.09-)，女，回族，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扶贫办政工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新制度经济学。
(2)李怀：《非正式制度探析，乡村社会的视角》，《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第127页。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越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13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