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认识大学
一 大学的由来
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两河流域的马里城就出现了人类最早培养文士的学校。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埃及就陆续有了宫廷学校、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法老的宫廷学校人才荟萃,有图书馆,有档案室,不仅是育人的场所,而且是统治者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时期,印度的高等学校也逐步发展起来,其中的塔克撒西拉大学,从公元前600年起历数百年之久,最为显赫,吸引了全印度的有志学士,名震天下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还曾到该校学习印度哲学。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外的一座花园里创办了一所学园,学园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天文以及声学,其目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使人们从现实世界转向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大学主要是希腊修辞学校和拉丁修辞学校,此外,还有一部分培养专门人才的法律、医学、建筑学校。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于12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设立了大学教授职称。325年,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其后,古代大学教育日益具有宗教性。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摧毁,欧洲进入中世纪。这是一段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早期中世纪的欧洲,教育由教会掌握,学校由教会举办,教师由教会委派,教育家也大多是神职人员。768年查理曼大帝即位后,法兰克王国出现了所谓“学术中兴”。当时的高等学校大多为隐修院学校,盛行基督教的修道主义,教学内容主要是繁琐的“经院哲学”“教父哲学”,教育目的是培植学生具有服从、贞洁、清贫三种品质。随着世俗封建势力的增长,西欧还出现了在骑士生活和社交活动中进行的所谓“骑士教育”,训练骑士的标准是剽悍勇猛、虔敬上帝、忠君爱国。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方的拜占庭帝国继续存在了一千多年。由于较好地保存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拜占庭成为欧洲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市民社会初现端倪,10至11世纪,西欧出现了与古代大学不同的新型大学。中世纪的大学起初为行会性质,其全名为“教师与学生的组合”,原指一般职业性或专业性团体的行会。中世纪大学最早建立于12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中世纪大学中最具代表性且影响较大者,有意大利的波隆那大学、萨莱诺大学及法国的巴黎大学。与欧陆相望的,则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近代欧美大学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脱胎而来的。13世纪至14世纪,大学遍布欧洲各地,至1400年,先后有几十所大学在欧洲各国建立起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特别是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世纪大学固有的局限性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学教育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进行了长时间的大学教育改革,中世纪大学逐步为近代大学所取代。
在18~19世纪,德国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成立于1826年的柏林大学成为这时期世界各国大学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的努力下,英国和德国大学的传统在美国得到了系统的阐扬,为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起源于欧洲的大学在美国开始得以快速发展,此后的美国大学在数量和质量上皆为世界之冠。其基本职能,由具有教育和科研的“象牙塔”,逐渐变为涵盖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服务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世界大学发展的中心,美国大学引领着整个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
大学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也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中国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大学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清末到民初中国大学的启蒙。在中国,真正具有大学组织体系和特征的是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维新派进行百日维新运动过程中,由进步知识分子创建的,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京师大学堂的设置开中国举办大学的先河,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具有重要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在中国境内频繁活动,广泛接触政界和知识界高层人士,利用“庚子赔款”,在1901年创建了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在创建之初即有浓厚的英国大学烙印,在组织管理、科目设置等方面套用英国大学的模式。
中国大学在这个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出现了以实用为主的专门学校(堂),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奠定了良好基础。例如,1860年建立的同文馆、上海机器学堂、福建船政学堂等,这些以洋务运动主办的专门学堂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筹办准备了充足的设备、师资等。第二,以教会为背景的大量新式学校的出现,为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支持。这一时期,上海建立了以耶稣会为背景的徐记公学;1903年,马相伯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前身)等等。这些学校聘请外籍教师,多用西式教材和教学方法,达到了“西学为用”的目的。第三,以1895年在天津建立的北洋公学、1896年由工业家盛宜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为代表的学校的出现,产生了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第四,这期间创办的大学以简单的模仿为主,对欧洲大学的大学精神没有完全理解,也没有很认真地效仿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导致现代大学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教育理念落后,方法陈旧,效率低下。甚至,清政府官场上的不良习气和做派严重地渗入到大学里,影响了教育教学质量。第五,大学发展极不平衡。截至1909年,中国共创办了3所国立大学,24所省会大学,101所专业学院,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内陆省份很少。
第二阶段: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1911~1927年)。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治混乱,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加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但是,中国高等教育还是在艰难中亦步亦趋的发展。和前一阶段比较,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创建具有现代大学精神的大学。蔡元培等当时在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精英推动了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蔡元培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贡献在于:其一,更新了教育宗旨。他对封建的旧教育宗旨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其二,他多次提出了教育在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观点,明确要求教育要提高个体对现实社会的适应性,这对中国后来大学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的论述及实践极具现实指导意义。其三,改革北京大学,实践教育思想。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到1916年前,北大已换过五位校长。当时的北大,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学校师生品行不检。蔡元培面对国难,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一是建设优良校风。改变学生的观念,要求学生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整顿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培养师生正面兴趣。二是以“思想自由、兼容并色”为办学原则,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百家争鸣。三是改革北大微观教育管理体制,倡导并实行教授治校,积极进行民主管理。四是以通法教育为切入点,主张文理并举、文理融合,进而对教学制度进行了革新。
这个时期,中国创建了许多分管院校,如1926年成立的国会清华大学以及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私立高等教育在这个阶段的发展也很快,如南开大学在当时就是很有影响的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的学术发展水平也很高,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在当时也很有名气。
第三阶段: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高等教育状况(1927~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高等教育有一定的发展。一是全国大学的数量和规模进一步增加和扩大。1930年,全国共有大学39所,学院17所,专业学校23所。在大学和学院中,有25所是国立院校,18所是省立院校,23所是私立院校。当时,大学和学院在校学生数为28667名,专业学校的学生总数是8889人。1945年,全国大学数量达到141所,在校生人数达到83498人,女学生比例上升到19%。到了1947年,全国已拥有207所高等院校,学生人数增加到154612名,女学生总数达到27600名。二是尽管这一时期全国处于战乱之中,但高等教育还是办出了特色。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战争期间虽地处云南省,但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三是在这一时期,全国大学的地理分布非常不平衡,大部分的高校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当时的学校分布情况为上海22所,北京15所,广东和河北各8所,湖北和山东各6所,江苏5所,浙江、福建和江西各4所,湖南、广西、云南、河南、辽宁各2所等等。当时,60%的大学生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四是在这一时期,全国大学中女教师和女学生的比例显著增长。据国际联盟1931年的报告,当时,女性在中国大学里所占的人数比例是10%,这其中,包含了大学女教师和女学生的比例。到1935年,女性在高等院校的比例达到15%,1940年则增加到18%,1945年达到19%。这不仅仅是人数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发生了变化。高校中,工程技术、理科、医学、商贸专业所招收的女生人数占当年女生录取总人数的39%,1940年,这个比例又增加到43%,但到1945年又回落到41%。五是在这一时期,全国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组织深入发展。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蔡元培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立高等学校体系。1927年6月13日,在蔡元培的倡议下,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其实质是起着教育部的作用;到1928年,国民党政府终止了大学院制,恢复了教育部,蔡先生以大学制统领全国教育体制及其发展的理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时期内,国民政府最关心的是大学应该设置怎样的课程体系才能符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如何使高等学校的设置更加符合全国形势发展的要求。
总之,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大学已经走过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和吸收阶段,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发展有很大关系。从大学理念上讲,初期的中国大学是以欧洲为典型样本的,但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则又完全以美国大学发展模式为依据。
第四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教育(1921年至今),中国第一所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校——上海大学,是在1921年与中国共产党同时诞生的。当时,这所大学与共产党的关系非常明确,但在1928年被国民党政府关闭。在1929年至1933年的江西苏维埃政府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兴办正规的高等教育显然不可能,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制定了初期的干部教育计划。在延安和其他边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高等院校。当时,抗日大学的学制只有六个月,主要的课程是军事和战略战术;陕北公学是一所培养行政干部的高校,其课程设置与抗日大学互相补充。1939年,陕北公学迁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后来在石家庄并入了华北联合大学。在这一时期,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院校纷纷成立。1941年,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一所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到1957年,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发展,大学数量快速增加,学科专业门类较为齐全,高等教育体系已经逐步形成。从1967年起,大学入学考试曾一度中断,到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推荐入学。1977年后,大学重新恢复了考试制度。近30多年来,我国大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大学数量猛增,办学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地域分布基本均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正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迈进。
二 大学的基本特征
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的场所。它主要由物质形态、组织形态和观念形态的构成要素几部分组成。其中,观念形态的构成要素,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大学的基本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它的学科性,大学是以学科建制的,学科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持久性的核心影响作用。现代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四大功能,但无论是哪一项功能,在大学,它都是按学科分门别类地组织、管理和发挥的。因此,学科是大学的最基本构成要素和最基本细胞,是大学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大学如果淡化了学科性,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大学也就不成其为大学,所以学科建设就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一所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很高的大学必然是学科建设水平很高的大学。
大学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它的自由与自信。这种自由与自信表现为既有求真、求知、求善的道德感,又有勇于为社会贡献力量的责任感。大学作为“社会的良心”,即便“举世皆浊”,也要“唯我独清”,因为这里是理想主义最后的堡垒,这就是所谓的大学精神。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门楣上的雕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精神。雕塑上,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手拿椅脚,但在1546年三一学院创立时亨利八世手拿的是象征王权的权杖,剑桥大学学生看不惯国王骑到大学头上盛气凌人的景象,硬是把权杖从亨利八世手上拿下,学校发现后又为国王重新安上,但学生马上又取下,几个回合后,校方放弃努力。可是,学生却不罢休了,国王手里怎能空着呢?于是,有学生找来一根椅脚让国王拿着,这种景象大家越看越满意,校方也就不再干涉。今天,这幅雕塑反而成了剑桥骄傲的一景。当然,大学的自由与自信更鲜明地表现在学术研究的自由与自信方面,学术无禁区是大学学术自由的基本标志。约克大学有一位物理学博士写讲义证明,300年前启发牛顿灵感的苹果树仍在原地成长,后来该论文还被著名的《当代物理学》杂志发表。大学学术自由的程度可见一斑。
大学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大学为一个典型的学习型组织。现代大学是一个依法办学、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组织系统。其中,大学的自我发展更为重要,没有自我发展的意识,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丧失自我发展的追求,就不可能办好大学。如果说一个不能自我发展的大学是衰落的大学的话,那么,一个不能自我发展的大学教师就是平庸的大学教师,一个不能自我发展的大学生就是失败的大学生。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中指出: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一方面,它不能混淆不堪;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取决于它的灵活性。因此,关键是要营造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有些人昏昏欲睡,而另一些人获得了自由探索的空间。作为一个典型的自我发展的学习型组织,现代大学应该具备自我发展必备的三种意识。一是问题意识。大学始终必须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中发展。二是危机意识。大学必须始终要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进步,要有危机感,这样大学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三是变革意识。大学是最具变革特质的组织,也是变革的思想源泉,因此,大学始终必须在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中发展。
三 大学的功能
大学功能是大学与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伴随着社会进步,大学功能呈现出由单一性到多元化,由经院性到社会化的发展轨迹。随着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新经济的兴起,要求大学已从社会的外围、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不再以象牙塔而居,参与社会、服务社会成为大学发展的时代主题。这也为大学功能赋以新的内涵,为大学随着变革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www.xing528.com)
培养人才 培养人才是整个教育的职能,因为教育归根结底就是培养人的活动,但大学与中小学等教育机构不同的是,大学要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在大学产生之初,大学的人才培养层次比较单一,主要培养本科生。到了19世纪,现代研究生制度建立以后,大学又承担起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任务。大学人才培养不但趋于多层次化,而且类型也日益多样化。大学在18世纪以前主要培养教师、牧师、律师、医生和行政官员;进入19世纪后,除了要培养原有的各种人才外,大学还要培养大量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目前,大学的人才培养已经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不但培养某一学科的人才,而且培养跨学科的人才;不但培养理论型人才,还要培养应用型人才以及理论型和应用型结合的人才。大学在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规格日益多样化的同时,大学培养的人才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高层次大学既是培养高学历人才的场所,更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因此,许多著名学府常常被誉为科学家、工程师、政治家、企业家的摇篮。近年,哈佛大学明确提出要培养国家级领袖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正在从培养具有科学背景的工程师转向培养具有全球经济背景的工程师,使之成为企业经理和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清华大学的决策者认为,清华的资源不仅可以培养出一流的工程师,还可以培养一大批声播四海的学术大师。今日的高素质人才经过实践的磨砺,将成为明日各行各业的创造性人才、杰出人才。高层次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志存高远、厚积薄发、开拓创新、坚忍不拔的高素质人才。
发展科学 自从洪堡提出大学要培植科学以后,科学研究逐渐成为大学的一个主要功能。发展科技功能主要体现在大学的科学研究中,高层次大学已经或正在成为各国知识创新的中心和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大学素以基础研究为强项,以增进知识为目的。据统计,1940~1980年,70%的诺贝尔奖成果是在一流大学中产生的。不但如此,当代大学科学研究不断地由上游向中、下游延伸,大学科学研究的发展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传统意义上,科学和技术是分家的,科学属于学者,技术归属工匠,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基本上互不搭界,这也难怪洪堡时代的大学科学研究仅仅热衷于纯学术研究,不讲功利。然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进步,尤其是当代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严格界线被打破,涌现出一批知识高度密集、学科高度综合、科学和技术融合的高科技领域,如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等;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成果蕴涵着巨大的潜在的经济价值,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时间效益特别突出,因而也大大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时间。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特点和内在联系,要求高层次大学的科学研究跨越学科之间的界线,跨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线,甚至跨越大学和企业之间的界线。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就成为高层次大学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大学应当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知识创新的中心、知识—企业的孵化器、高新技术的辐射源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智力支柱等多重角色。
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各国高科技园区,将高层次大学发展高科技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主导发展起来的“硅谷”科学工业园区,以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为核心的波士顿科研中心以及英国剑桥科学园、我国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都是以著名大学为中心,以高新技术产业群为基础形成的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发展基地。这里出人才、出成果和出产品并举,从而缩短了高科技由创造加工到传播应用的周期,加速了新经济的发展步伐。高科技园区的发展反过来推动高层次大学科研模式的转变,突破了象牙塔的单一模式,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定向化,应用研究基地化,开发研究社会化、产业化、商品化,上中下游一条龙的整合模式。
服务社会 培养人才,发展科技,其实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只不过是它们的服务方式相对间接而已。大学利用人才、设备、信息等资源,直接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发展服务,是大学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融入社会的进一步体现。高层次大学作为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就应充分利用优质资源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高水平服务,进一步成为社会服务中心。
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实现,主要是以教学和研究活动为基础,但其服务内容却日益丰富,不断拓展,现今主要有:继续教育服务、决策咨询服务、社会批判与监督、科技推广服务、科技培训服务、资源共享服务、兴办知识企业,等等。在上述种种服务中,高层次大学特别在为地区与国家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兴办知识企业,带动地区高科技园区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中坚作用。
随着社会服务内容的复杂化和综合化,社会服务形式也出现了多样化、高级化的趋势。除了教师个人到校外兼任顾问、创办公司等形式外,越来越多的学校与企业、地区开展全面合作,更为高级的形式是建立产学研较为固定的联合体,借以更好地实现大学服务社会功能。大学服务社会功能的发展,拉近了学校与社会的距离,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学校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大学的三项功能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首先,它们的目的一致,都是为社会发展服务;其次,它们的方式互补,培养人才固然以教学为主,但需要教学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样的三结合也有助于发展科技和服务社会;再次,大学兼备三项功能,可以实现各种资源共享和效用最大化。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三项功能的统一在具体运作上并非没有冲突和矛盾,在落实到不同院校上,也不是不分主次和轻重。前者主要是校内政策与管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导向有误,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发展,重数量指标、轻质量内涵,易受冲击的往往首先是教学。其次是基础研究和学术研究,这则涉及不同大学功能的分工和层次的划分。高等学校是分层次的,不论是计划配置的产物,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现今几乎每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皆呈金字塔形,处在塔基的是为数最多的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处在塔身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大学,处在塔尖的则是少数研究型大学。不同层次的高校有着不同的功能分工,低层次的高校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及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同时从事社区服务和教学工作;一般大学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和应用研究任务;高层次大学则以本科教育为基础,主要承担研究生教育、纵向科研和重大横向科研任务。
四 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就是对办什么样大学的理想目标的一种价值追求,是大学理念的灵魂和价值基础,是大学在长期文化创造过程中积淀、整合、提炼,并为师生所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念体系和群体自我意识。它是反映大学历史传统、文化品位、特征风貌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既体现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方向、办学宗旨、校园文化,又体现师生的共同理想、信念和追求。21世纪的大学将要承担新的重大历史使命,时代强烈呼唤大学创新,特别是要继承和创新大学精神,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文化品味、独立品格价值追求。在当代,这种超凡脱俗的文化品味、独立品格价值追求是指“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着眼未来”的超越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可以解释为人性特征,主要包括人类积累的智慧精神、心理精粹与阅历经验等。人文精神作为人类对探求和处理科学活动的理想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作为人类对科学探求活动及成果在精神上的积淀和升华,有其独立的丰富内涵。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爱因斯坦曾深刻指出:“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都在它的视野和职能范围之外。”“世界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正是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之内。
人文精神是大学的脊梁。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品位和个性魅力,这些都是人文精神。从世界范围看,波恩大学的严谨,耶鲁大学的实证,牛津大学的观念逻辑,普林斯顿大学的民主治校,威斯康星大学的注重实用,我国北大、清华虽相距不远,但校园文化不一样。北大注重求新求异,清华有严谨的逻辑思维。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相距五十英里,校园文化也不一样。特别是哈佛大学,校风就是靠校友宣传学校,靠校友推荐最好的学生,靠校友推荐最好的教师,校友之间互相帮助,所以,哈佛人在社会上能身居要职,毕业生总能找到好工作,这是哈佛在全世界的办学传统。很多学者认为,一到哈佛大学就有一种震撼,那是一座学术的殿堂,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又有所区别,但这两所学校都是世界一流大学。这里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很难用指标去说明的东西,不同的学校味道不同,品位不同,就是因为人文精神是有区别的。
大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健全人格。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发展,努力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和谐统一。善于将教育的社会要求转变为个体的自我要求,因为任何教育只有成为自我要求时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的效果。人的发展是最根本的,现代教育逻辑起点的核心,就是不断提升人自身建设水准。以人为本是现代教育的价值理想和思维原点,以人为本就是最广泛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人为本是对人性的唤醒和尊重。真正的教育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让人体验美好,体验崇高、体验成功、体验快乐,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鲜明的价值判断、丰富的思想体系。需要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是讲教育实践活动要从对人的成长、从人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但不能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求真务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和灵魂。追求知识、探索真理是大学校园中永恒的主题,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高等教育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著作《大学的理想》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原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曾讲到大学精神时说,“如果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最好的概括就是寻求真理。”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在其《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的演讲中讲到:“大学之存在,是为了探索事物的本质;大学之存在,是为了发现如何区分真实与表象;大学之存在,是为了理解意义。大学事业在于从物质方式到精神方式探索整个人类经验及其自然环境。一所伟大大学的特征是它们探索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和多样性。”蔡元培先生也曾讲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哈佛大学始终保持严肃认真的探求真理的作风,它将自己的校训确定为:与柏拉图相知,与亚里士多德相知,更重要的是与真理相知。这一作风不仅对哈佛学生和教师,而且对世界各地的学人都有强大的精神引力。因此,任何一所大学都需要在精神上努力树立对追求真理、对崇高精神风范的尊重。
这种追求使大学人产生了深刻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智的好奇心,强烈的求知欲,寻根求底的探索精神。大学不畏强权、不求功利的自由求索和独立自主精神,严谨求实、求真的态度,高扬科学理性的大旗,坚持真理,表现出来强烈浓厚的批判意识,卓尔不群、矜傲高贵的气度和个性品格。二是批判精神,怀疑精神,不轻信、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大学精神应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创新性。大学作为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消极地顺应社会,而是对社会发挥着批判和监督作用。它必须不断地超越社会现实,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它应该孕育和产生最新的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精神既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产物,又是社会主流文化的先导者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三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崇高历史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科学服务于人类最大福祉的前提是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认识领域的不断拓展,它需要有一种心无旁骛、执著求真的精神。求真是求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用”在社会而“真”归大学,因此,求真是大学研究的出发点,它虽然不直接指向“用”却可能为“用”展示无限广阔的前景。
“着眼未来”的超越精神 着眼未来的超越精神,就是要坚持着眼未来、引领社会,就是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大学的生命力总是植根于超越精神的土壤之中。一种思想的创新,必然是超越前人思想,深入透彻思维的结果。世界在发展,教育在变化,迫切要求大学不断开阔新视野,开拓新境界。
大学的本质是趋向未来的,大学的功能在于生机勃勃创造未来。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不断发展的。农业社会,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发展之外;工业社会,大学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知识经济社会,大学进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成为经济发展要素,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大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历史地位越来越重要。
大学是多种文化交流、撞击和整合的场所,是新知识、新思想、新科技成果产生的摇篮,在文化建设上必须超凡脱俗、追求理想。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曾经提出了“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并且指出“必要的乌托邦”意味着必须具有一种面向未来的精神,保留超越实力的、非功利价值的追求。因此,大学不仅要走出“象牙塔”,还要超越“象牙塔”。超越才能引领,超越才能推动,超越才能实现量的积聚和质的飞跃。大学只有着眼未来,才能超越,才能创造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进。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大学从事的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因此大学的发展和变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充满种种矛盾和困难。所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大学战胜困难取得成功的巨大精神力量。一个没有振奋精神和高尚品格的大学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
大学在它的发展历史上,既曾扮演过时代先锋的角色,以其创新的科学文化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也曾落后于时代。因此,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前进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自强不息、与时俱进,是大学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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