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舆论界对抗战民主运动的言论

全国舆论界对抗战民主与民众运动的言论

从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舆论在抗战的问题上，差不多是一致地站在主张坚决抗战到底的立场上，把亲日派汉奸的和平妥协的空气压下去了。全国舆论这种空前未有的一致的论调，不能不是从国共合作和全国团结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同时这种舆论也就帮助了全国的统一团结的发展，帮助了全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从抗战以来，全国的报纸，不但在抗战问题上继续发展已定的立场，并且在民主与民众运动的意见上，亦开始了一个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正是表示中国的抗战由单纯政府的军事抗战转向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过渡，表示全国人民正在从目前战局的失利教训中，寻找采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我们赞助全国前进舆论界继续本此方针努力前进，发挥舆论界在抗战中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把最近全国几个大报及党国领袖与前线将领的言论汇合起来，以便全国人民能够对于目前全国舆论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一、坚决抗战到底

蒋介石先生论坚决抗战到底的方针。

从卢沟桥事变后，蒋氏就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个中国政府与人民坚决抗战的宣言。在他的谈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此皆全国国民最要认清的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只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徘徊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10月9日蒋氏在罗斯福的演说后发表的谈话中，继续坚持在庐山谈话中坚决抗战到底的立场。他说：

“我人现正奋斗，并将继续奋斗，以期达到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之目的，俾吾人可继续和平建设之计划。吾人自卫之决心始终一致，虽战至战士之最后一人，领土之最后一寸，亦不稍变更初志，非俟正义确立，条约重伸其尊严，吾人之抵抗决不停止。”

在双十节的演词中蒋氏亦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说：

“虽仅余一兵一卒，亦必奋斗到底。”

这种坚持到底的决心是与共产党所主张的坚决抗战到底，与全国人民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完全一致的。

由于目前抗战遭受暂时的失败，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亲日派和汉奸勾结正在想进行与日寇妥协。这是目前最严重的危险。只有全国上下一致的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才能使亲日派和汉奸的阴谋无从实现。我们现在是有了这种上下一致坚决抗战到底的方针。但是要上下一致能继续坚持下去，并且要把言论变为行动，要使言论与行动一致起来。

亲日派与汉奸所活动的和平运动，已经遭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反对。全国人民众口齐声痛骂“主和的即是汉奸”。这是全国人民和舆论界的呼声。

据南京中央社11月6日所广播的合众社的消息看来，政府内一部分负责者也同样认为主和即是汉奸。该消息内云：

“近数日来，外人方面盛传中日行将议和停战。兹据合众社所得官方消息，谓此种流言绝对无稽。同时据外人之熟悉军事者观察，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颇有余力为长期之抵抗，所谓和议当然谈不到。又据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记者言，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该当局又谓，外国方面亦无向国际作如是之建议者，政府中人莫不意见一致，以为除非日本改变对华政策，殊无议和之余地。”

大公报评论：

大公报10月15日一篇标题“应该警戒的一个危机”的社论内说：

“中国既已开始抗战，受了偌大牺牲，自应坚定不移，忍痛奋斗，非得到永久和平的确实保障不止。万一中途自信不坚，妥协上当，不但日寇后患无穷，而国民失望之余，反抗高潮，必且穷于收拾，这一点更希望各友邦人士和政府当局郑重注意。”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张坚决抗战到底是全国上下一致的意见，主张和平妥协的只是汉奸亲日派。

二、抗战与民主

抗战初起的时候，还有不少的人认为抗战时期不需要民主，民主要等到抗战以后才能实现。经过这四个月的痛苦的教训，这些反对民主的意见完全在抗战的实践中表示了破产。现在全国的舆论都已趋向抗战与民主并不相冲突，而且抗战必须要有民主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

申报论民主：

10月17日在申报的专论上张志让先生发表了一篇《抗战时期的民主集权》的论文：

“日前国府命令将国民大会延期开会。在此全面抗战时期，当然应该如此。然而这并不是说，抗战延长一日，则民权政治就应该展缓施行一日，而是相反地，正唯因为我国需要全民抗战，所以民权政治尤为必要。不过在此期内，它的机构和运用，较之平时，应该有些不同而已。”

“民主与集权并不是两个对立的观念，它们实在是相辅而行的。民意不能直达中心，人民的情况和需要就不易了解，中心权力的行使就难得如响斯应地指挥如意。政治机构的权力不集中，人民也就得不到一个居中吸引之点，使他们一切的力量都集合起来，运用到抗日上去。况且要能最后战胜敌人，我们必须由军队的抗战发展到全民的抗战。把全国民众的力量与军队的力量相配合。这样才可使日帝国主义的大炮与飞机，因四面受击，进退维谷，而失其效用。所以民主与集权，在此抗战时期，实在都比以前的困难时期更比平时为重要。不过在此期内，他们都需要一种适应抗战的进展而已。”

张先生在他的论文内清楚地说明了抗战与民主的关系，民主与集权的关系。这种意见是与我们在抗战的阶段所要争取的民主权利相适合的。

10月11日在申报的专论上胡愈之先生发表了一篇《到胜利的路》的论文：

“现在有一种主张不但在国外流行着，而且在国内也竟有一部分人迷信着。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对内实行专制独裁，才能对外强硬，民主政治对外是没有力量的。’希特勒这样主张，墨索里尼这样主张，日本军阀也这样主张。这都没有错。因为法西斯侵略者，国内的人民都反对战争，所以要从事对外侵略，首先必须在国内实行专制独裁。可是在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及被侵略的国家，却是刚巧相反。被侵略的国家，人民都愿意保卫祖国而战争，所反对的只是对外屈服投降。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增加了对外抵抗的力量。专制独裁的结果，却只有使国家的力量削弱。清朝末年的政策，就是一个榜样。”

“被侵略的国家，要向强大的敌人实行抗战，有两个必要条件，就是统一和民主，而这两个条件又是不能分开的。没有统一，固然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团结统一也断不能巩固。”

“现在团结统一是已经成为事实了。我们所需要的就只是民主。抗战时期需要民主，这是极容易明白的。假如人民都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为保卫祖国而献身。要是人民和国家本来就没有多大关系，那么即使勉强抗战，胜利的把握是很少的。”

“所以要支持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条大路，就是民主。只要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彻底实行民治民有民享的原则，把一切民众都组织起来，使一切人民都享有合法的自由，不但全民动员可以立即完成，而且以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统一力量，为反对外来侵略而战斗，最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也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的胜利的道路。”

抗战与民主的关系在胡先生的论文内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要给人民以民主权利，首先就是要开放民众运动。现在还有一些人固持成见，反对民主，统制民众运动，这显然是与全国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陶希圣先生在最近的言论内，认为目前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够了，这显然是要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变为一民主义，是与全国人民争取民主的要求相违反的。

改革政治机构是实现民主权利的重要部分，旧的政治机构已经完全不能适合于新的抗战的任务，这也是全国人民一致的公意。

《大公报》评论：

《大公报》在10月4日一篇《努力维持抗战》的社论内说：

“我们的内外政治，都患在机构不灵，人事腐化。前方作战，需要活泼有能的后方政治。关于这一点，无论从中央以至前后方各省各县都觉得不够非常时期的阵容，不能与军事的活动相配合。除掉首都极少数负责人物工作相当紧张外，大致看来，一切依然是书办政治，官僚生活，上焉者‘等因奉此’，万变不离其宗，下焉者还免不了有人要利用时机，营私捣鬼。北方不必说，即以南方各省论，真像战时组织，真有作战精神的省县政府，找得几个？政府官吏先没有动员，如何叫国民动员？我们希望最高当轴，迅下决心，从中央起，鲜明地猛烈地把政治机构认真改选起来，旧的尽管摧毁，新的不许腐败，贪污者处死，失职者撤（彻）究，不但要有能，而且要有为，有守。有了这样崭新的政治，使民众观感一新，然后才能和军事活动相配合。”

该报又在10月10日的社论《今年的国度！》一文内说：

“政府应该痛切承认过去的未尽职，现在要扫荡一切的懒惰侥幸的心理，肃清一切贪污无用的分子，彻底改造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的机能，尽量集中一切军事力量，以与敌人作殊死的决战。”

现在政治机构如果不进行民主的改造，是不能在抗战中发挥政府的作用，尤其是不能把民众与政府打成一片的。

三、抗战与民众运动

前线将领论民众运动：(www.xing528.com)

在这次抗战中充分地暴露政府对民众运动统制政策的错误，尤其是前线作战的将领特别感觉到这种痛苦。

陈诚将军在上海的抗战中，因为他对于统制民众运动的政策不满，所以他大声疾呼地提出恢复北伐时代的政治工作。他曾向最高统帅提出改变现在的党务工作，他吸收上海一些真正能做民众运动的青年，他协助为民众运动努力的刊物。所以他在《告官兵书》中特别提出军队要爱护人民，使得民众能够帮助军队。他说：

“严守军风纪，首在爱护民众。我辈革命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对于爱护民众，自是分所当然。过去北伐所以成功，其主因固在总理的主义与领袖的德威，而革命军官兵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得民众乐于与军队协作，给军队以助力，亦为有利因素之一。现在对倭寇作战，目标极为明显，全国一致，无分彼此。我们对于民众自应尽力爱护，以期做到军民一体。全民战争的地步，绝对不许稍有败坏军风纪，扰害老百姓的事实发生。简单地说，如果我们革命军在今日而有败坏军风纪的事情，那比在前线打败仗还要可耻。再痛切地说，还要罪加一等！我们要知道，军风纪是军队的命脉，败坏了军风纪便是军队的自杀，所以我们今后无论处境如何危急，如何困难，均非始终严格地爱护老百姓遵守军风纪不可。”

宋希濂师长在上海的战争中也同样感到没有民众的痛苦，所以在他对记者的谈话中说：

“在这次战争中，最使我们痛苦的是民众没有组织。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汉奸。我们因为途径不熟，要找一个老百姓作向导都找不到。有的时候我们竟误入了敌人的防线！至于汉奸，他们不光是破坏我们的交通，且放信号，还把我们的军情报告给敌人，为敌人作向导，替敌人拉夫。汉奸之多如蚁，每天杀也杀不完。我们的电话一天要修十几次，有的时候甚至误了指挥！假使民众预先有组织，非但汉奸可以在老百姓严密的组织之下不能站脚，其他如保护交通，帮助运输，作向导，作间谍，不知能给军队以多少方便。我们北伐出发的时候，民众对我们的帮助，真不知有多少。这次我们为民族的生存抗战，照理民众应该比北伐时代更兴奋，更勇敢。但我们竟看不到一个老百姓，使我们的军队感觉十分的不方便，竟连一包盐都非到上海去买不可，但运输工具又如此缺乏。假使诸位能把民众组织起来，我们情愿不要所有的慰劳品，因当地民众的帮助，实在比诸位冒险跑来送慰劳品的效力要大得多。现在我们正为这件事忧虑！”

罗卓英将军在上海的抗战中也同样感觉到没有群众的痛苦。他欢迎上海派去的妇女慰劳团体帮助他做民众运动。在他对某记者谈话中说：

“本人前往嘉定时，党部委员及县长都逃了，据说都逃往租界。地方上负责人逃了，民众也全都逃了，什么都不见。后有上海妇女团体由胡兰畦率领往前方进行宣传慰劳工作，留她们在此地帮助民众工作，结果颇受民众爱护，群众回家甚多，军队也大感方便。今后民众运动如果要干起来，据本人意见，认为应由民众自己来组织，党委与官僚完全没有用的。”

上海前线的战士邵寄萍于10月13日寄给《大公报》的一封信，便是值得我们赞成的：

“主笔先生：报纸上每天都在喊叫着组织民众，然而事实上民众一天天更加涣散。尤其在前方，火线两三里内没有民众，其情可原；甚而连离开火线十里至二十里都无民众——就是有，也都是些老妪与小孩。这样情形使在前方作战的我们不知遭遇了许多不应遭遇的困难。

“某次我们奉命出击某处，在图上看来不过五六华里，其间有两条河。第一条我们曾去侦察过，可以徒涉；第二条因在敌人后方，无法侦察，派人去找当地民众，寻遍村子没有半个男人。无法只得按图行事，结果终于攻击步队为此河所阻。像这样情形，如果有健全的民众组织，哪里能使我们遭遇如此障碍？

“还有汉奸的活动，几乎使人‘谈奸色变’。在前方对炮弹与飞机并不感到威胁，只有汉奸真使人烦恼，就是周围都有驻军，你单身走路也要时存戒心。后方行人被暗杀是时有所闻的。这样情形几乎使人难以置信。

“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股信号烟由棉田里冒出，立即派人去抓，竟未抓住。弄得没办法。后来我自告奋勇向上官要求让我组织附近民众。他允许了。我把老妪组织成妇女队，小孩组成儿童团，把他们派到田里。另一面自己带着人埋伏，三天内由他们的告密，使我毫不费事地抓了两个汉奸。从此我每移一村，只要有三人以上，不问老幼就组织他们，村子旁边放信号枪的就绝迹了。这竟是局部的，多数的汉奸仍在广泛地猖獗。

“再有前方输送情形也遭遇到没有民众组织的困难，时常伤兵因无人抬扛而致命。本国军队在自己国境内作战而遭遇这不应有的困难，实是我们组织上的耻辱！

“许多先生们每天都在喊着组织民众，而实际工作者竟无一人，诚为憾事！

“寇深矣，祸急矣，往者不谏，来日可追，赶快请热心的先生们把战区里外的人民有韧性地组织起来。

“组织时一不要徒具昔日形式，二尽量采用共区民众的组织方式，三要使民众自己知道是组织上的成员，四要加紧对民众宣传抗战的意义，使他们从心坎里乐于来帮助军队，做到军退民退，军进民进的程度。这样我们抗战前途才能有胜利的保证。

“先生：你是舆论界的权威。只要你把这问题提出，一定能收有效的反响。现在不是说的问题了，是做的问题，是快做的问题。请你注意这一点。敬祝撰安！

“邵寄萍于上海军次，十月三日。”

邵君在他的信内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这是“尽量采用以前共区民众的组织方式”。共产党在组织民众运动方面，确是有丰富的经验。只要全国开放民运，只要接受我们的经验，我们总想尽量地将我们的经验供献给友党友军，以便迅速地发展民众运动，求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各报论评：

9月29日申报的时评《晋北捷音》在论到八路军在晋北胜利的教训时，也着重提出八路军制胜的原因：

“自然我们的抗战是全面的持久的抗战。一时的胜败，一地的得失并不足以左右我们的忧喜。不过从这次晋北的初步进展中，我们都得到了一个深切的教训，那就是要保证抗战的胜利，政治工作必须和军事相配合，武力必须和民众相联络。我们知道八路军这次的获胜，并不是靠了怎样精锐的武器，也不是靠了怎样现代化的机械部队。这些是他们深感缺少的。八路军的能够制胜顽敌，是完全由于军队靠政治工作的运用，跟民众密切联合的缘故。八路军擅长的是游击战术，而游击战的主要条件就是民众的支持。”

“平津的陷落，是由于宋哲元的优柔寡断。南口的失守，是由于刘汝明的庸懦无能。天镇大同的退出，是由于李服膺的离弃职守。归根结蒂，都是由于几个军人政治认识不足，由于军队没有跟民众打成一片，群众平时对军队没有什么好感，战时也就不能获得民众的援助。因此，从上述两个相反的例子，证明着要保证抗战的胜利，军事必须跟政治工作相配合，军队的力量必须联络民众的力量。”

该报在另一时评《西线战事的转机》内说：

“在战事的初期，敌人迅速地攻占了天镇大同，接着又侵入了雁门关，这不能不使国人引起深切的忧虑来。可是现在光明的新局势都显得逐渐开展。据最近消息，晋北我军反攻，节节胜利，涞源宁武相继收复，而敌军后路也被我军截断了。”

“战局之所以好转，当然由于我前线将士的奋勇，可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军民合作精神的发展。我们知道山西军政当局早就感到发动民众力量的重要，在抗战以前，已有牺牲救国大同盟等抗敌组织，可是由于领导机构的官僚化，在战争中间显不出预期的效果。自从大同失陷后，李服膺部失败的教训，使我西线的军事领袖，深深地觉悟到要争取胜利，必须重新用切实有效的方式，号召全体民众来参加抗战。就我们所知，西线的军事领袖正在依这条路线，加紧努力着。现在山西方面的军民是逐渐地打成了一片了。我们从游击战广大的发展上，可以看出显著的成效来。”

我们前两期已经发表的中央社记者和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的记载，我们这里不必重引了。

从上述的抗战与晋北的抗战的实际经验中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军事的抗战必须与民众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如果要争取抗战的胜利，不开放民众运动，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胡愈之先生在申报上发表的《到胜利的路》一文内，也同样地指出了抗战与民众的关系。他说：

“没有比在抗战时期更需要民众的了。前方人力的补充，需要民众。军队的运输接济，需要民众。后方的供应救护，需要民众。在全民的抗战中，胜负并不倚靠武器来决定，而是倚靠动员的人数多寡来决定。这动员不仅是军事方面，而且包含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劳动方面，技术方面，文化方面。在国内战争中，所需要的不过是一部分雇佣的军队，而在对外战争中，尤其是对强大的侵略者的抗战中，必然需要全体民众来参加。但是广大的民众要是不能参加国家的政治，是不是都能自发地英勇地参加对外战争，实在是一个疑问。”

大公报在回答邵寄萍那封信时，在10月11日写了《一个严重问题》的社论，对于这种严重问题，作了相当公允的批评：

“我们这次对敌人作战是我们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都知道这次战争应该是全民抗战，但实际的情形竟成了‘无民抗战’”！本国的军队在本国领土内与外敌作战，竟如荒岛行军，看不见民众。有了民众的行动，却是敌人的奸细！这样情形，如何可以保证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

“因此使我们想起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军队的政治组织问题。回想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的情形，民众对于军队不仅做到‘箪食壶浆’，并做到战斗行动的一致。虽说民众的情绪都厌恶北洋军阀，故能热烈帮助军队，但是，现在我们是同国家的生死敌人作战，难道民众对于日本的恨恶不更十百倍于本国的军阀吗？这是不成问题的。但结果竟大相悬殊。其原因当然很多，而军队缺乏政治组织，也是原因之一。北伐时，军队中有党代表制度及政治部的组织替军队解决了许多复杂问题，尤其到处能与民众发生联系。现在的军队则已没有这种组织，单靠参谋人员的活动，自然劳多效少。我们未必即主张恢复党代表制度及政治部组织，但无论如何，军队中政治组织及工作的不够，现在充分暴露出来，应该设法加以补救。

“第二，党部的工作问题。党部的主要工作是民众运动。领导民众及组织民众的工作，一向操于党部之手。现在真正到了要民众的时候了，尤其是到了要民众组织与抗战军事配合联系起来的时候，何以民众竟无影无踪？因此可以使我们感觉到过去党的工作方式及工作成绩，都不免发生了问题。我们是党外人，对于党的内部各问题深愧隔膜，望党内人对这问题加以深刻地检讨。将如何展开民众运动，并如何加强民众组织，似乎应该重定方针并改换方式了吧。

“第三，一般问题。民众的消沉，除了上述两种原因外，还包含有很广泛的复杂问题。政治的感情，经济的关系以及军队的纪律，一切一切皆可反映到这个问题上来。总之，我们本身有不得毛病。本身若有毛病，到了紧急关头，它便会暴露出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应该因此触发一些觉悟，标本并进，从各方面着手去安排补救。我们如能把军队与民众的联系的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国家的许多问题也均将随之而进步了。”

大公报指出民众运动不能发展的原因，由于军队没有政治工作，党部没有负责，这当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必须指出民众运动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民众运动统制政策的完全错误，由于没有实行民主权利。只有改变对群众运动的统制政策，放胆地开放民众运动，实行民主权利，才能使全国的民众运动广大地发展起来，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我们在引证了这些言论后，必须加一个说明，就是我这里所引的言论都是当局负责人与国内两个大报上的。那么为什么不引据全国人民群众和许多其他群众刊物上的言论呢？这里的理由就很简单，因为全国人民群众和许多群众的刊物（如《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战线》等等）他们已经是群众的言论机关，所以用不着来引。我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的言论怎样反映到我们当局的负责人上面去。这些事实上就可证明现在全国的舆论确是在大踏步地前进，我们希望能继续坚持这种立场，以达到实行民主开放民运，这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基础。我们希望全国贤明的党政军领袖，前进舆论，公正舆论，站在真理一定胜利的立场上前进！

载《解放周刊》1937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