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布十九路军协定

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公布的对十九路军的协定

一、一年来苏维埃政府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斗争

当着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在一九三三年一月间公布了有历史重要性的文件——关于订立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那时在反动统治的营垒内无论是在朝的或是在野的，反革命的报纸上无论是中国的或是外国的，都引起他们中有趣的讨论传诵登载，那时在反动营垒内与反革命的报纸上之所以有趣的讨论传诵与登载，因为他们都是想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这一个宣言上做一笔投机的生意，他们都想用这个宣言上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一愿意放弃自己的主张，愿意向国军投诚。”然而这种卑污的粉饰，决不能掩盖这文献的伟大的意义。

国民党从“九一八”事变后就是坚持“不抵抗主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对于抗日反帝的民众的镇压与屠杀，但是国民党还想用“抗日救国”的空话，来掩饰他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卖国辱国”的政策。然而国民党卖国投降的面具，在群众前面一天一天的暴露，上海南京广州各地对于反日民众的屠杀一直到出卖上海工人和十九路军士兵防卫上海的战争，我们党的口号“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国民党”“只有苏维埃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在广大群众中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上获得热烈的拥护。国民党想将他自己出卖上海战争的责任归到共产党身上来，他们说“红军捣乱抗日后方”，提出所谓“抗日必须剿共”。而苏维埃政府这一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更加有力的揭发了国民党的这一武断宣传，国民党军阀对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这一对日作战协定战斗号召的提议采取了法西斯蒂式的回答，他们除了极其生平无耻的造谣外，便是集中了他们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向着战斗的号召对日作战的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进攻与“围剿”，因为国民党和支撑着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反革命派别，他们宁愿使中国殖民地化，不愿意进行反对日本和保卫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

苏维埃政府这一作战协定的战斗号召完全的撕毁了国民党的“抗日救国”“一致抗日”的面目。国民党想将自己出卖上海战争的罪恶，归之于苏维埃红军“捣乱后方”的这种企图也完全被苏维埃和红军的这一战斗号召的宣言所粉碎，国民党不得不把“抗日救国”“一致抗日”“抗日剿共”的口号取消，代之以“在剿共期间内绝对不能言抗日”与“侈言抗日者斩”。

然而苏维埃政府这一战斗号召的宣言却通过了全中国而传入到工人农民士兵以及一切革命群众的心坎中去了，国民党想撒在工农劳苦群众眼睛的泥砂并不能阻挡苏维埃政府这一宣言在全国劳苦群众中他们的革命的回答，无产阶级的回答。在工人农民士兵中热烈的欢迎这一战斗号召的宣言，引起国民党的军队要求停止“剿共”和北上抗日，苏维埃政府这一战斗宣言的结果，在全国的工人和农民中用罢工示威响应这一号召，欢迎红军抗日，全国的民众要求国民党政府以百分之八十的军队北上抗日，东北义勇军和人民革命军首先承认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吉鸿昌部队哗变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十九路军士兵坚决要求抗日，结果组织两团人北上抗日，因为他们的军官的欺骗与压迫，走到湖南广东的边界不能继续前进，因此这两团人也发生全部的桦语变，苏维埃政府的这一战斗的号召在全国民众中更加掀动了反帝运动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前进与开展，不管南京的或者是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他们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广东的国民党政府拿着“抗日”的空喊作为反对南京政府的政治资本也不过表明他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不管南京的或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对于红军的战斗号召都是给以法西斯蒂的回答，然而正是因为红军的战斗号召在广大的群众中获得了热烈的拥护，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怒吼的威胁之下由于全国经济政治危机而加深了的反革命内部矛盾的情形之下，不能不使得国民党的某些军阀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另一集团，不得不去考虑一下，如果要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要缓和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方法来欺骗群众，这就是使得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这一战斗号召的宣言迫得国民党的某军阀中也重新去考虑一下的结果，就是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所订立的反日反蔡的协定，这一协定就是根据一月间苏维埃政府所发表的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宣言的原则。

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宣言中：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在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的协定中：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疆界线（如附件）各在该线不得控置主力部队，同时十九路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防（妨）碍贯彻本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在这两个条件之内停止了进攻苏区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封锁，是达到了苏维埃政府宣言中的第一个条件。

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宣言中：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

在协定中：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助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如民众抗日反帝团体乃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在这一协定内也是与苏维埃政府宣言第二三两条件相敷（符）合的。

这一协定的内容就是根据苏维埃政府宣言基本原则。

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原因我们能够成功的订立这一协定。(www.xing528.com)

第一是福建境内革命运动，因福建经济的破产和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以及与苏区的接壤，红军曾经达到漳州，一九三三年红军东方军达到延平附近，苏维埃红军对于福建境内工农劳苦群众直接的响应，更加促进了福建革命运动的发展，十九路军士兵民族的觉悟与抗日的决心，使得十九路军的军官没有方法来掌握自己的部队。从上海撤退后，国民党和十九路军阀用各种的方法欺骗十九路军士兵离开上海，即是要使十九路军士兵离开上海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对于他们深切的抗日的影响，他们的军官用这样的欺骗说是：“日本进攻厦门福州紧急，要开到福建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欺骗之下把他们开到了福建，但到福建之后不是打日本，却是“剿共”，因此在士兵中又发生极大的骚动，在到福建不久之后十九路军阀即开始遣散，活埋枪杀十九路军内革命的士兵达三千人以上，接着又是北上抗日的两团人在湘粤边界的叛变，福建民众和十九路军士兵的革命化，迫使十九路军阀不得不去寻找欺骗民众缓和革命斗争的新花样。

第二是反革命内部矛盾的增长，亦即是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的增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不满意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政策，因为他不能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这一部分人不得不抛弃国民党的招牌，成立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同时蒋介石的接近日本，威胁着过去美国占优势影响的南京政府要失去他们在中国的支柱，不得不使美国积极的寻找他在中国新的代理人。

第三能够成功的订立这一协定，最基本的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中国苏维埃红军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他成为了全国广大群众的事业，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政策的胜利，苏维埃政府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宣言的胜利，苏维埃政府的地位和他的重要性的增长。因此迫得过去骂苏维埃和红军为“土匪”的人，现在不得不承认苏维埃和红军，过去用武装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的人，现在不得不与苏维埃和红军订立协定，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在工农红军的胜利尤其是东方军对于他们的威迫，以及反革命内部矛盾的增长，迫使他们急切的去寻找保存他们的地位的方法，这就是产生十九路军阀要求与苏维埃订立协定的原因。

虽然因为福建政府的动摇，迟疑不决，在蒋介石武力进攻之不到两个月就破产了而这一协定存在的有效期间也不到两个月；虽然因为福建政府的空喊，对于协定中许多条文没有履行，尤其是关于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条文没有履行，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这一协定的历史的重要性。这一协定最清楚的指示了苏维埃政府不仅是宣言的，口头的，而且实际的履行了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作战的战斗协定。苏维埃政府不但这样做了，而且还要继续这样做，只要那个愿意接受苏维埃政府宣言中的三个条件，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这样的协定。

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妥协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所订立的协定是否是正确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原则上是否允许和另一个政党或派别妥协，我想详细的来说明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非常之需要和重要的，因为当着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发表之后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认定这一宣言只是对群众说的，只是对士兵说，只是拿来揭破国民党的武断宣传，至于上级军官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订立什么协定。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就是说苏维埃政府虽然在事实上不愿意与任何其他派别订立协定，不妨在宣言中口头上提出订立协定的号召。像有些同志这样的提出问题，不啻说我们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可以提“内虚外实”的号召，此种号召不切合于事实，在我们的党和苏维埃政府自己也不愿意同时也不相信有订立这种协定的可能，但是却把他提出来作为欺骗民众的工具。这种行动只有国民党，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生产大众党以及一切反革命的政党能够做得出来，因为言行不一致，欺骗群众是这些日趋死亡的政党用以支持和延续反革命统治的唯一工具。我们的党——共产党唯一革命的政党无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之下决不许这样的提出问题，“因为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列宁主义的党，是向前进步的党，他的力量是在言行的一致，他不肯欺骗民众，他对民众只讲忠实的话，他不以挑拨的手段来决定政策，他是根据阶级力量的分析来决定的”（史大林），苏维埃政府不但是宣言式的号召，并且实际的准备与那些愿接受这一宣言中的条件的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事实上苏维埃政府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所订立的协定。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这样的提出问题来，似乎他们是很革——革命的！绝不妥协！我们不同他们订立什么协定！这种“左”的观点都是表示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没有了解。

列宁同志说：“真正革命政党的责任，不在提出不可能的拒绝任何妥协，而在能够经过不可避免的各种妥协，尽忠于自己的主张，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以及自己的准备革命训练民众以进到革命胜利的那种事业。”（《论妥协》）

后来列宁同志在《左派幼稚病》中又特别的把这个问题加以详细的解释：“要想战胜更有力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并且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敌人间每个（即令是最小的）间隙，利用各国资产阶级间各国内部各种资产阶级间的每个利益的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的机会以获得群众的联盟者；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谁要不懂得这点，谁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在比较长久的时期中在比较复杂的政情中，谁要是不会在实际上证明他会应用这个真理，那么他就可以说还未学会怎样在斗争中帮助革命阶级，以求把全体劳动人民从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及以后的时期，都可适应”。

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以及最近所公布的与福建政府的协定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战略出发，虽然苏维埃政府的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提议，遭受国民党的法西斯蒂式回答，他们拒绝这个提议，进行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剿”。但是这并不是在个别的国民党军阀中和个别的国民党的部队中没有可能来接受这一提议，正因为这个原故，苏维埃政府并不因为国民党拒绝这一提议而放弃他自己为着贯彻他的提议的努力，与福建政府订立协定的成功更加证明着苏维埃政府始终是为着贯彻自己的提议而努力。虽然福建人民政府由于他的动摇，迟疑不决和空喊而完全破产，使协定存在的有效期间不到两个月，虽然福建政府对协定条文的不履行和背约，苏维埃政府并不因此而放弃为着贯彻自己的提议而奋斗到底，经过与福建政府的协定最明显的指示了苏维埃政府不是宣言上口头上而且实际上行动上已经是这样做，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反蒋的武装部队在原来的三个条件之下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以反对日本和卖国的国民党，为争取中国的自由解放，统一领土的完整而斗争。

在现在我们正处中国革命尖锐化的形势之下，即是说我们正处在要把存在着革命形势变为胜利的大革命的形势之下，使我们有动员一切的可能动员的力量来参加这一决战的责任，因此我们有责任，有权利应当把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提到为争取革命的后备军的高点上来。

史大林同志在他著的列宁主义概论内有名的关于战略与策略的一章内曾经这样的提出问题：革命的后备军约有：“直接的：（一）本国的农民及一般中间分子，（二）邻国的无产阶级，（三）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四）无产阶级专政所已占有和获得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无产阶级可以暂时放弃，以便侑买强大的敌人并取得一时的休战。

“间接的：（一）无产阶级以外之本国的其他阶级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的势力增强自己的后备军，（二）敌视无产阶级国家之资产阶级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譬如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向敌人进攻或对敌人防御”（《列宁主义概论》中文本九三页）

史大林同志在继续解释一问题时，他指出了第一类的后备军的意义，是每个人都容易懂得的，第二类的后备军的意义却不是时刻都明显的，然而他对于革命的进程有重大的意义。

史大林同志在解释无产阶级的战略时特别指出：“战略的指导的任务，就是在正确使用所有这些后备军，求在革命发展的某一阶级中，达到革命的根本目的。”

过去立三主义者在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关系以及在其他的问题上就是否认我们有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的可能。一切对于利用敌人间的矛盾的不了解，就是不了解怎样去动员直接的和间接的革命的后备军就是不了解正确的使用革命的后备军以达到革命的根本目的。

三、几个重要的教训

我们要问与福建政府订立协定中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从这一协定中得到了一些什么？第一，这一协定就是完全证实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相互间的矛盾来削弱敌人的势力增强我们自己的后备军，可以利用敌人相互间的矛盾来向敌人进攻或对敌人防御。我们从这一协定中所获得的就是削弱了敌人在五次“围剿”中的势力，使得蒋介石不得不从进攻苏区和红军的兵力中抽调一部分去应付福建事变，同时协定存在的期间我们击破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因此这些成功不能不是配合着工农红军英勇和机断的战斗击破蒋介石依靠德国军事顾问所制定的五次“围剿”的原定计划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二，虽然福建政府改良主义的政纲对我们是非常之危险的，但是在协定并没有束缚我们自己的行动，并没有束缚我们对于他们的严厉的批评。相反的，我们从这个协定上得到好处，可以自由宣传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利用更多的可能的公开的机会取得与群众的更密切的联系。虽然因为福建政府的背约，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文，除了释放政治犯一条实行了以外，其他都是用军事时期为藉口或是用军事戒严来代替了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但是，我们还是在福建的民众和十九路军士兵中扩大了我们党和苏维埃的影响，第三，这一协定在中国民众的前面最清楚的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是真正的为着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而斗争，从提议订立抗日作战协定起，一直努力为实现这个提议，虽然这个提议遭受国民党的拒绝，苏维埃政府并不终止他对于这一提议的努力的活动，在与福建政府订立协定之后，苏维埃政府曾经给订立协定的对方面以援助，红军占领沙县尢溪配合十九路军反蒋的军事行动，苏维埃政府几次的警告人民政府指出他们前面的危险，只是因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的军官们的怠工，动摇，犹豫背约，投降，与叛变而使人民政府失败。这些事实完全证明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一切真正抗日反蒋的任何武装部队联合并且给他们帮助，这些事实证明苏维埃政府也只有苏维埃政府是为着中国民族解放奋斗到底，第四，福建政府的失败，完全不说订立抗日作作协定的不可能，也不是说中国民众没有力量没有方法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打倒帝国主义最大的工具蒋介石，福建政府的失败更加证明着只有用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己武装起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胜利，也是证明着抗日作战协定的胜利只有按照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步骤才可达到，任何动摇犹豫都是给蒋介石胜利的机会。第五，福建事变也更加教训了我们的党在革命急烈发展的时候，党的工作应当须要更大的敏捷性，正因为我们福建党的工作的薄弱，我们失掉了许多争取群众的更大的可能的机会，我们的工作落在事变发展的后面。每个党员党的组织在事变急烈发展的前面都有着责任最机敏的不失去一刻的时间去利用每个（即使是最短促的）时机去达到争取更广大的群众的工作。

我们的党应当根据福建事变的具体的事实，向广大群众解释苏维埃政策的正确，在这一具体的事实上来教育我们每个党员怎样来学会列宁主义的战略，“在斗争中帮助革命的阶级以及把全体劳动人民从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

载《斗争》第48期，1934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