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全苏大会开幕与福建人民政府破产

二次全苏大会的开幕与福建“人民”政府的破产

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开幕，对于中国革命，苏维埃运动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从广州暴动后六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这两年的期间内，苏维埃运动飞跃的发展，已经“把中国苏维埃的事业实际上已变成了中国广大群众的事业”（共产国际杂志社论），苏维埃中国和红军已经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他在全国民众中享有唯一的最高的革命的权威，苏维埃已成为吸引群众的一个磁系，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就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派别也不敢否认这种事实，不过他们无耻的解释说是苏维埃强迫威胁群众服从。但是我们要问国民党有几百万的军队警察宪兵用来强迫威胁群众，为什么群众要离开他们？譬如在上海，我们那里没有半个红军？国民党却有几十万的军人警察，还有大批的帝国主义的军队警察，为什么他们不能强迫上海的工人去服从他们，而上海的工人却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罢工示威，然而他们却拥护苏维埃红军，如果苏维埃强迫威胁了群众，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但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到两年，就是要保持两个月甚至两天也是很困难的。

难道还不明显，最近福建的“人民”政府能够保持他的政权到两个月吗？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下，福建“人民”政府昙花一现的就完全塌台了破产了，因为福建“人民”政府是没有人民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人民”政府，有的是一般政客军阀官僚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想用改良主义的欺骗来阻止群众的斗争，来阻止群众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帝国主义国民党用几倍几十倍大于蒋介石进攻福建的武力来进攻苏区，为什么蒋介石可以在不到两个月内占领福州厦门漳州，然而蒋介石在五六年来与苏维埃红军武装斗争中，却不能垮（跨）进苏区的一寸土地？为什么帝国主义国民党所组织的连续几次的“围剿”都遭受了残酷的失败，最近的五次“围剿”又遭受了第一步的惨败？因为苏维埃是民众的政权，有着坚强的，忠实可靠的，英勇善战的工农红军，有着全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国苏维埃的事业实际上已变成了中国广大群众的事业。

苏维埃能否统治中国？这个问题在几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得着了回答。当着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那时反动统治的营垒内还有着一致的意见，以为苏维埃红军是“土匪”“流氓”，他们以为不难于消灭，那时托洛斯基主义首先拥护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见，谩骂中国的苏维埃红军为“土匪”。蒋介石曾经在组织三次“围剿”时以生命担保在三个月内荡平“赤匪”，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派直到托陈取消派都在向上帝为蒋介石祝福，但是三次“围剿”在苏维埃红军的铁拳之下遭受了完全的失败，而蒋介石还是活着。于是在反动统治的营垒内和反革命派内又发生了互相以“剿匪不力”相责难。他们之间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各自己提出自己不同的“剿匪”方案。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的中间认为“匪”是由南京政府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他们提议要肃清“共匪”，必须澄清吏治，这就是汪精卫的“民主政治”。在他们的另一部分的中间，认为“剿匪”专靠军事是不能收效的，必须用政治齐进，因此他们又提议组织“匪区”善后，实现所谓耕者有其田，恢复“匪区”经济，改良土地的政纲等等。这些提议都被蒋介石在组织四次“围剿”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中所采纳了。

在进行四次“围剿”中，蒋介石曾经又一次的以生命担保在六个月内肃清“赤匪”，因此也就暂时的结束了反动营垒内对于“剿匪”的不同的意见的辩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中国苏维埃红军的铁拳之下，遭受了更残酷的失败，这种事实更加证明了中国苏维埃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苏维埃能否统治中国？在这几年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完全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的党打败了立三路线和右派，他们说中国的苏维埃已经失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极大的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了真正的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和他的临时中央政府。苏维埃把中国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实行平民式的分配土地，消灭土地关系上的一切封建残余，实现八小时工作，劳动的保护，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保障了群众生活的改善与奠定了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苏维埃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解放，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柱石，只有苏维埃能够把中国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挽救出来。

苏维埃是中国民众唯一的革命出路。

苏维埃是否是中国民众唯一的革命出路？我想这个问题并不是无聊的。当然在广大的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中，他们并不会怀疑这个问题，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已经证实了只有苏维埃是唯一的革命的出路。因此他们积极的起来拥护苏维埃，为苏维埃而斗争，在极大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上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不过在劳动群众中，他们的思想并不是一样的，他们的政治水平和觉悟程度也不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最近福建“人民”政府的出现，虽然他存在不到两个月，现在已经完全的破产了，但是他们企图从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来找第三条道路，企图建立与苏维埃对立的，苏维埃以外的“人民”政府，因为这原故，我们更要特别的来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福建“人民”政府产生的原因在哪里？(www.xing528.com)

在中国苏维埃运动飞跃的发展的前面，苏维埃事业变成为群众事业的时候，我们党所提出的建立民众政权（即苏维埃政权）与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对日宣战和订立对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被广大的群众所接受所拥护，在这种事实的前面，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更在加速的进行着，于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不得不抛弃人人所唾骂的血腥的国民党的尸体，他们带着改良主义的政纲，在“左”的空喊之下，用另一种方式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他们建立没有人民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人民”政府，企图用这种方法来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来阻止群众为苏维埃的斗争，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民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人民政府对于他们是没有危害的，这样就是福建“人民”政府的出现。

福建“人民”政府在他存在的两个月中发表了他的糊涂的矛盾的改良主义的政纲，他除了“左”的空喊之外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他宣布反帝反蒋，但是同时却极力的勾结美国与日本。日本浪人在神州的劫狱枪杀华警，“人民”政府默而不言。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之下没有任何企图去准备抵抗。一部分人如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之流则先后逃入领事馆与外国兵舰，逃往香港上海和出洋；另一部分陈维煊谭启秀以至沈毛区张则先后投降蒋介石，使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和福建的民众遭受蒋介石的残酷的轰炸与屠杀。他们这种行动是与他们出卖上海的抗日战争一样，是与他们在福建活埋枪杀和遣散数千要求抗日的十九路军士兵的行动是一样的。他宣布人民的民主权利，但同时却宣布军事的戒严，禁止群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宣布“计口授田”是要禁止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斗争。他宣布“武装民众组织义勇军”，实际上只是收编地主的武装民团改名为义勇军。福建“人民”政府在他存在的两个月中的言行只是用一些“左”的空喊来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福建“人民”政府的破产更无情的揭露了反革命改良主义的原形。

福建事变的发展和“人民”政府的最后破产，完全证明共产党的估计的正确：“在全中国民众面前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的道路，或者是坚决反帝国主义的与反国民党的中国民族的解放的道路，只有工农兵以及劳苦群众的民众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胜利。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寻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的第一次宣言”）。

福建事变指示着中国的前面放着一个绝对的问题：或者是殖民地的道路，帝国主义正在直接的或是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奴役中国民众的这条道路；或者是苏维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苏维埃红军和全国的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进行残酷的革命战争，为争取中国的自由解放，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而斗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那些企图寻找第三条道路的都要遭受如福建“人民”政府一样的悲惨的失败。

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即使就是建立没有人民没有共产党参加的“人民”政府，如果是他们自己内部的分裂，都是减弱他的五次“围剿”进攻中国苏维埃的力量，蒋介石在五次“围剿”前面遭受第一步的失败，不得不用武力解决福建事变，为着要继续他对于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福建“人民”政府的抗日反蒋的空喊是一文不值的，在蒋介石的进攻前面，表示了完全的无抵抗，“人民”政府的要人们忙于逃香港，逃上海，哀求外国领事馆庇佑，出洋！出洋！

“福建所谓人民政府的破产，完全不是说中国的民众没有力量没有方法去胜利的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大工具的蒋介石，恰恰相反，他证明只有中国民众自己起来依靠自己的独立的革命行动，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的政府”（“中共中央关于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

福建“人民”政府的破产，苏维埃红军的胜利与二次全苏大会的开幕，完全的证明着苏维埃是中国民众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唯一的革命的出路。“只有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胜利，才能把中国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解放起来，才能够使中国脱离殖民地奴役的地位而获得社会与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是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同上）

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开幕就是要来总结这几年来苏维埃运动的经验。苏维埃的扩大与巩固，红军惊人的增长，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的开始，群众生活的改善，苏维埃革命政纲——引导中国民众到自由解放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的道路上去；国民党的反革命的政纲——引导中国民众到饥饿失业破产死亡与殖民地奴役的道路上去，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的对照之下，在中国民众的前面指示着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苏维埃。

载《斗争》第45期，1934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