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局旧踪》揭示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威力

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全部智慧和思想，他辛勤地探讨、思索，甚至还争求贤明友人的意见……他深夜不眠、守伴孤灯、精心勤劳地写出的作品，却必须送给一个终日忙碌的检查员匆匆地看上一眼，而这个检查员很可能是比他小、很多的晚辈，在判断上也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无所知，纵使他幸而没有驳回或受到轻蔑，在出版时也必须像一个晚辈由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员在他的标题页后面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和骗子—这种作法，对作者、对书籍、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弥尔顿《论出版自由》这段话，说的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莫大的污辱”，检查制。“它比一个海上的敌人堵塞我们的港口与河流更厉害，它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为维护自身统治，对出版界则实行图书审查制度，后来那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围剿”，它的“实绩”除以流氓暴徒手段对进步出版书局、拘捕刑讯、秘密杀害革命与进步文化人之外，还有累累的《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出版法施行细则》等等的“法规”、“法律”条例。对图书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行施以种种限制和查禁，仅据“九一八”国难发生的那个月统计，就查禁书刊228种。此外又实行“邮检”。“军统”、“中统”上下其手，老书局人人自危、谈虎变色，实在没有办法，从生存出发，1934年2月中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各书局联袂以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名义，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请愿。经过几番交涉，有了这样一个妥协的方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记载：“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审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绝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

变出版后审查为出版前审查，在当局是釜底抽薪的妙举，在书局是保全了“血本”，不致颗粒无收，只是苦了文化人。那个终日忙碌的检查员能指望他手下留情吗？他会不会是于写作“一无所知”的白痴呢？换句话说，“无可否认，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在一般人之上”，但可惜，“他们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论出版自由》）。不久便成立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难怪人们一听说某人当了“审查员”，便齿冷不已（比如那个“新感觉派”的穆时英）。生杀大权在握，腐败自会产生，“良友”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审查委”的主管项德言欺诈之心顿起，他约来编辑赵家璧，对名列其中的鲁迅、郭沫若几位编选者表述“苦衷”，“整理五四以来十年的旧作问题不大，但这两位编选者要更换，否则送审时一定通不过的”，赵恳请加以照顾，项主管嘿嘿一笑：“奉命执行，权力有限”，又拿出一叠书稿，称“良友”装帧设计堪称一流，稿酬又优厚，项主管恰有一本短篇小说稿，希望编入《良友文学丛书》，至于稿酬嘛，愿一次卖掉版权，以敷急需。这交易太明白了：你要出《大系》，又不更换编选人（后来谈判结果是鲁迅还可以商量，郭沫若嘛，“写过指名道姓骂蒋委员长的文章，所以上面明白规定，我也无能为力”），不过我这本书你是非出不可，而且须得精装“包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稿酬也须丰厚。这事做得漂亮，你告我敲诈？我这是合法稿酬，敲你这笔竹杠不显山不显水，天衣无缝。“良友”识趣，《大系》除了请朱自清代郭沫若编选诗集部分外，鲁迅的名字不准动，全部文稿须悉加照顾不得随意挑剔，在此前提下，出版项主管（署名鲛人）的“大作”《三百八十个》，致奉大洋500元。

泰极而否，又“一物降一物”，神气活现的“审查委”未及一年遇克星—被彼称为“友邦”的日本，这就是《生活》的“《闲话皇帝》事件”。日方亟请惩办渎职的“审查委”，秉承其意愿，国民党“中宣委”下令撤销“审查委”，此后执行“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使命的便是“C·C”（中统）的文网，至1938年7月，开始恢复审查制度，颁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标准》，又执行所谓“送审”制度，借“抗战”的名义钳制舆论，终激起老书局同仁的愤慨，韬奋首在《全民抗战》上迭论《审查书报的严重性》，继生活书店联请各家老书局发表宣言要求撤销一切压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国民参政会也数次提案呼应之，然终杳无回音。

对这种审查制度最有力的抵制发生在1945年8月国民党搜禁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之后。由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起草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孙科领衔办的《民主世界》、左舜生主编的《民宪》、张西曼主编的《民主与科学》、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侯外庐主编的《中苏文化》、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等16家杂志参加签名。它们庄严宣布：自9月1日起，杂志不再送检，并函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当时，重庆不过三四十家杂志而已，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倾向、不同专业性质的期刊携手向检查制度挑战，表现了中国知识界的觉醒。

接着，《宪政》、《国讯》、《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周报》十家杂志又在9月15日联合推出增刊，宣布：一、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二、稿件全部不送检。叶圣陶当时还发表了《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文章，他说：“要审查就得定出个标准与尺度来，思想言论要合得上标准和尺度才可以发表，就等于有一部分思想言论不能发表，就等于不让大家尽情发言，仔细思量，这成什么话。”(www.xing528.com)

重庆杂志界拒检，引起了连锁反应。成都16家报纸、杂志、通讯社也发表公开信予以响应，信中说：“我们因为八年来身受检查制度蹂躏的痛苦，决心使检查制度从此永远绝迹，永远不在中国领土的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复活。……除了一般应该遵守的刑法规定以外，我们将反对一切限制人民言论自由的法令和制度的产生。言论自由必须完整的，兼收并蓄不能是残缺不全或全为一党一派所享有的特权。”

接着，昆明、桂林、西安等地报刊书局通讯社，也纷纷成立联谊会，响应拒检。迫于形势，国民党在9月22日举行的“中常会”上通过决议，宣布从10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审查。

“拒检运动”胜利，《新华日报》欢呼：“八年来紧紧束缚着新闻记者的手，从今天开始有了自由，大家的呼吸开始可以透出一点气来了！”

“谁都知道，除开全能的上帝以外就要数真理最强了”，但“如我们竟致采用查禁制，那就非常可能是查禁了真理本身，因我们眼睛久已被偏见、流俗所蒙蔽，一眼看见真理时，很可能认为它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人欢迎”（《论出版自由》）。在中国这个语境更为严酷：“上至言论，下至广告，无事不检，无字不检，弄得有话不能说，有新闻不能写，办报的人苦痛万分，读报的人对报纸不敢信任”，虽说“拒检”获胜了，“邮检”、“报刊登记核准”等等仍在继续，内战的爆发又使到手的成果终为昙花一现。《新华日报》发表正言说论：“信任人民是自由政治的基本观念，民主就是认人民为主人，对他连信任都没有，还说什么认他为主人？民主政治要以各种民王自由为基本条件，其道理也就在此”。不信任怎么办，“‘自由不是赐予的’，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得来的，盼望人家来赐予，不知自己刊力争取的人民是不会得到自由的”（《言论自由初步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