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遗精神檄文-书局旧踪

周恩来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夏衍《中国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抗议信”是“四一二”大屠杀当夜胡愈之起草、七人签名发给国民党三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檄文。这七人，依次是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他们中大多为“商务”等书局的出版同仁。近代以降的中国出版界，要说遗留下什么优秀传统，那大概除了出版使命的“拿来主义”和铺设“桥梁”外，轰鸣本世纪天南地北的高亢主旋律—爱国主义，也是出版同仁的事业主旨，它衔接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匹夫有责”的固有传统，开辟了“出版救国”之新传统，这有梁启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何礼垣“若日报一新，则民主识见必加数倍，民主志量必高数等”；张元济“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为重要”等等。但是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呐喊，除了尺寸之功的积累，通过缓慢的文化变革如以广印书籍开启民智的实绩外，本社会良知去分析、批评进而采取行动去唤醒民众、制造舆论以达社会进步，这也是出版家应有的使命。不过，在钳制口舌的语境下，出版家面对凶险、混乱的社会氛围一投足、一举手便有了两判的分野。写出“抗议信”的胡愈之在“四一二”血雨腥风被迫流亡又返国后，有这样的痛慨：“我对于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失望了。知识分子不是给权贵帮闲，就只配充奴隶总管。他永远是背叛人民大众的，是靠了出卖人民大众来肥己的。”（《伟大的爱国者—韬奋》）

当时，鲁迅也发出相同的声音：“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他实在也是看厌了“中国之所谓知识阶级”，如胡愈之所亲见：一个人道主义者做了清党的刽子手，自命为无政府主义者却替独裁暴政歌功颂德，“五四”的英雄提倡读经，这恍恍惚惚的影子，在七人签名信所致的三位“德高望重”的某些人身上，就可以分明得见。

于是，胡愈之“诅咒我自己的阶层，我觉得使知识分子爱国家民族，比骆驼穿孔还难”（同上）。但是，他未免太感情化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品行的看法，后来很不幸被长期定位为皮上之“毛”的无根和尴尬，乃至与“臭”、“资”形影不离。即便在今天，不是还有人仍作如是观吗？季羡林《牛棚杂忆》里说：“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胡愈之不久就改变了看法，他是从一个人身上开始动摇了他的“悲观论”。这人便是邹韬奋。

韬奋以“人民的喉舌”自勉，他说：“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好一个三个“我的”不受二个“任何”所屈服！他还说：“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这是《生活》周刊。老报刊、老书局是有许许多多这样“气骨”的人在主持着那些“有价值的”书局和报刊的。(www.xing528.com)

周恩来表彰的“抗议信”和郭沫若的讨蒋檄文，前者是“商务”同仁目击了“商务”所在地（宝山路三德里就是国民党周凤歧部发动政变的现场，那里设有上海著作人公会，而“商务”附设的东方图书馆内就是上海“工纠队”的指挥总部，无情的机关枪扫射洞穿了那里的墙壁）发生的血案。郑振铎等还险遭不测，于惊魂未定之际，胡愈之愤怒地提议：大家联名抗议。他疾书：“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比横暴，‘五开’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比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他代表同仁丞请：“（一）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应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兵士，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二）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三）在中国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见照片）

当然，这是与虎谋皮，公开信在《商报》刊出后，吴稚晖震怒，通知国民党缉拿七人，“狼虎成群”的刽子手陈群也予加暗害，胡愈之在郑振铎等劝告下匆匆亡命法国，郑振铎等在“商务”高梦旦等竭力担保下才免遭横祸。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此前也目击蒋介石由南昌而上海的一路血肉横飞，1927年3月31日夜在朱德屋内，通宵疾书一纸《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斤其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疾呼：“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文章刊发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后，大江南北不胫而走，人争阅之，而蒋介石亦震怒不已，必欲捕之杀之而后快。于是有通缉令：“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后来郭沫若流亡日本，但是他的所有著译都遭到国民党的查禁，正如唐弢《晦庵书话》所说，“禁书之初，凡是郭沫若的著译，很少有一本是不被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