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还活着，会怎样？

抗战胜利后，文艺也要“复兴”。那时，文学都市的上海，“水准最高，读者最多，期刊权威，风行全国”的唯一巨型文艺月刊就是李健吾与郑振铎合办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它标榜“不仅要继承‘五四’运动以来未完成的工作，我们还应该更积极地努力于今后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它更吁求“人民之友，人民最亲切的代言人的文艺作者，你必须为人民而歌唱，而写作；你必须在黑暗中为人民执著火炬”。这样的“文艺复兴”，就绝不能是象牙之塔里的吟唱，因为“在我们这时代，出乎文学，入乎政治；出乎政治，入乎文学，早已不足为奇”（李健吾《鲁迅和翻译》），李健吾早有体验。

时间退回到1938年，游学归国参加抗日活动的李健吾在“孤岛”被日本宪兵捕去，饱受了酷刑，被逼问田汉下落等，李答：“不知道。”于是，萩原这个宪兵伍长幽幽地说：“你快死了，你有什么遗嘱？”“我全身在打冷战，冷水窒住我的喉咙，我的鼻孔，我的耳管，我的牙齿轹轹作声。我的气息虽说幽弱，终于迸出了一句话：‘告诉他们我是好人。’”（《萩原大旭》）“好人”这个可以自慰的平常称谓，获得它却并不平常。《文艺复兴》便出过一些特辑纪念那些死难的“好人”—陆蠡、缪崇群、鲁彦、罗淑、谢六逸、王礼锡、许地山、李健吾的恩师朱自清以及鲁迅、闻一多、耿济之、夏丐尊。

另一家期刊，范泉先生的《文艺春秋》，在鲁迅逝世十周年时编特辑以为纪念。“笔谈”的标题却是“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抗战胜利之后的日子，却是“劫收”与“内战”，鲁迅活着会怎样？李健吾撰文《我不敢想像》，说：“远在抗战以前，这位先知先觉就发疯似的呐喊，就流离失所，早已叫人赶出学府，在海上用一管毛笔作战，一直到他不怜惜自己病弱的身体而死，则活到今天，又将怎样活到如今？”

假如活着呢？那好，李健吾说：你睁眼看：“假如诗人闻一多先生会走出书房；假如老夫子马叙伦先生会放下经典；假如温柔敦厚的君子叶圣陶先生会哑声嘶喊；假如银行董事蒉廷芳先生会请愿挨打；假如一个秀才会被逼得造了反，我不敢想像鲁迅先生活到现在……”这个鲁迅，仍“别来无恙在海上撰稿、办刊、译书、谈话、看电影吗？假如一位美国人司徒雷登校长，会告诉他的中国学生，中国需要再来一次五四运动，为了独立自由和民主；假如一位国民党要员陈雪屏训导长会告诉记者，他佩服李守常和闻一多……假如一批批教授或者自动地不教书了，或者被歧视地解聘了，我不敢想像鲁迅先生活到现在……”这个鲁迅，还会“于无声处听惊雷”，再写出《纪念刘和珍君》、《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纪念》、《魏晋风度……》？(www.xing528.com)

为了民主自由，“新月诗人”闻一多先生不再深居简出，人们戏称他家为“何妨一下楼”，他本来专攻古典文学，走出书房又倒在血泊中。古文字大家皓首穷经的马叙伦放下经典组织“民促”又血染“下关”。谦谦君子苏侬软语的叶圣陶“哑声嘶喊”于抗议行列。银行巨子民族资本家篑廷芳以抗议“胜而不利”饱尝老拳。甚至，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颇受其影响的燕大校长在“别了”之前竟会呼吁“再来一次五四”。一个国民党官员的北大训导长居然由衷赞美李大钊的“热诚”和闻一多的“君子之风”，你无法想像，这正是一个在反美抗暴运动中尴尬的洋人和一个出乖露丑的角色，那么，鲁迅活着，谁能想像得出鲁迅会是怎么样的鲁迅呢？

李健吾在上海出版公司设计《文艺复兴》的封面，出第一卷时当国共谈判，他用了米开朗琪罗的《黎明》，第二卷时谈判破裂了，他用了米氏的《愤怒》，也就是寓意内战开始了，人民“又要辗转沟壑”而“怨恨之声无可达于天庭”了，第三卷时黑夜如磐，他用了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真理睡眠，妖异出世》，那是地狱的写照。

上海出版公司的《文艺复兴》同仁，后来郑振铎“空难”，是“不死于十年浩劫中如老舍者，已经是得天独厚了”，发行人钱家圭“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也死了。李健吾虽然幸免，但他念念不忘校订者的阿湛，这个大有“汪曾棋第二”前程的年轻人，以“极右”发配青海，李先生哀叹：“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才被打成极右派的啊？”另一位石华父，“由于造反派逼他找一篇文章而找不到，就觅了短见”（李健吾《关于文艺复兴》）。

那么，李健吾先生呵，你再说说看，“假如鲁迅还活着”，你还敢想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