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与好友《生活》姊妹刊《新生》的《新生》事件

30年代，发生过一个轰动视听的“《新生》事件”。

邹韬奋《生活》周刊被查禁后，韬奋被迫流亡，“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韬奋《患难余生记》）。这“好友”与“火炬”就是杜重远接编的《生活》姊妹刊《新生》。《新生》在国难当头之际，坚持反对国民党的对外妥协方针。虽然有《图书杂志审查条例》和审查处的高压和封杀，但是，“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拈斤播两地进行交易”（《论出版自由》），《新生》不弱于《生活》，它紧扣时代的脉搏，表达人民的心声，每期销数仍达10万份，高居全国2000余种杂志的榜首，即便是审查的判官们，也拙于挑剔，看走了眼。

1935年5月4日，《新生》二卷十五期刊登了易水（艾寒松）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章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话语渐涉日本天皇，谓其“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不得不作，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新生》是杜重远出面注册登记，利用他旧时朋友，其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蔡劲军出刊的，实际主持的仍是《生活》班底的艾寒松、毕云程等，这些都是邹韬奋的助手，因风格依旧，《新生》创刊又寄赠《生活》的各订尸，老读者们以为杜即邹的化名，遂放心订购《新生》，而“图书杂志审查处”的七位审查员不晓其中奥妙，疏于防范，在该期送检时“大意失荆州”，以为无碍而发给了审查证，准其刊行。岂料嗅觉灵敏的日本驻沪领事看到该刊，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的理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和交涉，要求查封《新生》并没收全部该刊，并惩办主编及作者，以法律起诉之，并连带惩办“审查员”，甚而撤换上海市长吴铁城，再由国民党“中宣部”和国民政府向日方正式道歉……

《闲话皇帝》不过表明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日方借机恫吓，想让国民党政府束手就擒，达到钳制抗日舆论的目的。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待进步舆论像虎狼，对待日本方面像绵羊，全部照章办理，把杜重远下了狱，国民党中宣部还电令各省市党部转饬当地新闻出版机构：“嗣后对于此类记载或评论，务须严行防止”，以避免“触伤日本国民的感情”，至于国民党的“取缔排日运动”，更亟请“随时劝导人民，切实遵守”。(www.xing528.com)

国民党政府这种表演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失面子，在法庭上也是丑态百出。潘公展等先是欺哄杜重远出庭，谓不过仅敷衍之用，又恫吓《新生》不得承认“闯祸”的第十五期已经“审查”，并要由其指定律师，意在扼杀《新生》，牺牲杜重远。杜出庭后锒铛入狱，作者“易水”因住址不明，迭传无着，鞭长莫及，不了了之。事后，杜夫人两度上诉，均被驳回，杜先生被监禁一年两个月。

《新生》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心劳日拙的国民党新闻出版检查系统终于出了“故障”，于是惶然不安，卑鄙地使用骗术使假审判变成真冤狱，又恬然示告天下，国民党政府为了取媚于日方竟可以厚颜到如此程度。查封《新生》周刊以及颁布所谓“敦睦邦交”命令更为人不齿。于是《新生》事件急转直下，也就有了它意外的含义：“攘外安内”达到爱国有罪的地步势必激怒全国人民而陷国民党政府于不仁不义，上海的“救国会”、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酝酿中了；杜重远入狱又使张学良等东北爱国人士悲愤难耐，也居然出现了“络绎不绝地到监狱里向这位抗日英雄进行慰问”的场面（胡愈之《我的回忆》）。西安事变的遥遥冬雷已经要砰然作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