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沈知方的经营术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项内容是“国语运动”。以三大书局为例，“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当国语运动发生之初，早知国语教育势必实现，所以参加国音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制造国音留声机片，出版大宗国语用书，赶造国语教科书，不遗余力”。“商务印书馆表面上稍稍落后，而追踪的结果，成绩至少不下于中华”名列第三的世界书局，“1925年世界书局发行国语教科书，意外地卷起了一个推销国语书的大波澜”，这大波澜的结果，“当时三个书局，互相竞争，只求把国语书销出去，蚀本奉送不算，有时奉送了还有倒贴。结果三家书局因此亏耗百余万元，而促进国语教育的力量，事实上比无论哪项国语运动都浩大”（乐嗣炳《十年来的国语运动》）。它们不惜亏耗巨资的竞争，把国语课本送到千家万户，这一功劳着实不小。

三大书局，今天还保留着“商务”和“中华”，“世界”在中国大陆是早已无声无迹了。不过，在李石曾前的沈知方、陆高谊时代，“红房子”的“世界”还是颇可一说的。

说到世界书局的创办，可以先说沈知方连轴“跳槽”的故事。他原是余姚旧书铺、上海会文堂书局的学徒，以才识颖悟被“商务”的夏瑞芳看中。沈一进“商务”，先做跑街，但不甘心寄人篱下，相继办起国学扶轮社、古书流通处、进步书局、中华舆地学社，暂时栖身“商务”，有待一鸣惊人。时辛亥鼎革之势逼近，“商务”不能得风气之先，所出教科书滞销乃至堆积如山，夏瑞芳咨询顾问沈知方意见，沈言不由衷地说：“革命断然不会成功，教科书勿需改革”，然而却悄悄地看清了形势，与出版部的陆费逵秘密编辑民国用教科书。不久民国果然诞生，陆、沈宣告脱离“商务”而创建“中华”，沈也当了副经理。后来又以内部纠纷，脱离“中华”，创建世界书局。

“世界”崛起于“商务”、“中华”之后，如何在竞争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沈知方依托上海滩，迎合市民趣味，大出言情、侦探、武侠、黑幕之类的图书，其消闲杂志即有《红玫瑰》、《红杂志》、《快活》、《侦探世界》、家庭杂志》五家，后来也出教科书，与“商务”、“中华”分庭抗礼。两大书局为挤垮“世界”，合办国民书局编印教科书，以跌价销售、免费赠送等手段对付“世界”。沈知方应对自如，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术，不与对手拼硬仗，不在城市争地盘，“农村包围城市”，“佣金夺取市场”，竞争之术无所不用，结果，国民书局居然甘拜下风而停业，三大书局鼎立之势由此确立。“世界”的崛起，除竞争有术、经营有方外，用人行事也讲“民主”与“开明”。沈老板有言：“独木难支大厦，众擎易成大业，而事业的成功，其关键尤在背弃成见，摒绝自私。”（王震《记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www.xing528.com)

“世界”征稿《大学生英文作文选》，林汉达获冠军。林大学一毕业，就被聘来担任英文部编辑主任，乃至出版部主任。果然，林编的英文读本独擅胜场，与周越然为“商务”、林语堂为“开明”所编的英文读本鼎立为三。

林汉达介绍与“世界”素无瓜葛的浙江大学教务长陆高谊来当秘书，最终因其才干，升为总经理。此外，陶行知主编《工农课本》、徐蔚南主编“ABC丛书”风行一时，当时徐不过是一名中学教员。

“世界”虽标榜不问政治，也居然在“四一二”政变后接受中共杨贤江和沈雁冰的著译。此前的大革命，北伐军尚未达长江流域时，“世界”也出版过配合北伐的广告宣传品。更早，“世界”始创时，还曾出版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书籍《中国古代共产制度考》。以上种种，可以称之为“投机冒险”，可以归之于租界的荫庇，但也可以看出沈知方作为一个出版家的胆略和对出版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