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文化人都曾涉猎出版,书局、报刊是文化人的阵地,也是他们生存的载体。很难设想一个文化人怎么能够脱离书局、报刊。只是后来体制变了,书局、报刊远离了文化人,于是才有彼此的隔膜。前者的批量作业、垃圾生产也就伴随了后者的疲弱苍白。
老书局、老报馆往往都有一个灵魂或核心,若众星环绕北斗,这种场效应可以造成蔚为大观的文化盛世。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圣人之一,“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这有一个事例,比如说《蔡元培全集》已经有了,人们可以发现,他向人举荐的信函占了很大的比例,如“商务”档案宗卷若在,也可看到,王云五回忆其“学生知好极多,自动恳求蔡先生向我介绍书稿,或推荐职业者,蔡先生大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是亲笔作简单的介绍”。“宅心仁”、“待人怒”,本是“圣人”气象,“蔡先生毕生过着学者的生活,同时富于中国人的人情味,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万分难堪”(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但是书局毕竟也是需要经营和牟利的,荐人荐稿太滥也不见得妥当,蔡元培也不为难书局。王云五回忆说:“他的介绍目的,只是让我知道其书稿或其人的来源,由我自行注意。因为他绝对没有功夫把每一部书稿都读过,或把每一个人的服务能力考验过,才写信介绍。因为这是各有专长的事,一部书稿到了我们编辑所也是分交有关的专家审查,一个人被推荐后,也应经过考验。所以他的介绍书,只是使我注意其来历而已……我领会此意,所以对于蔡先生的一般推荐函,多不另作详尽的考虑。”(王云五《蔡孑民先生与我》)(www.xing528.com)
傅斯年说:“蔡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先生殁后,此两种伟大又化在中国之寄象已亡矣”(《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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