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讲座教授斗胆撒谎引争议，大学当局突破常规处理

五、天人交战

锐心、创新这个理念，实践起来，是否就如此理想？下面将举例说明，在裁判某科研成果时，同样必需以“锐心、创新”做标准，不能滥用权力任意妄为。

想当初拙著《鸩梦》定稿后交剑桥大学出版社考虑出版时，该社礼聘两位不具名的权威审稿：一赞成一反对，不能通过。反对者提出的理由酷似如下比方：“黄宇和建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架飞机，天上有地下无；黄宇和没有建造一部当前急需的人力车，不能通过！”我的天！笔者目标是要建造一架飞机，鹏程万里；不在于一部人力车，在地上蜗行。怎能怪责笔者没有做他本来就不打算做的事！接退稿信时，有如晴天霹雳！

作者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后，1972年

否定《鸩梦》书稿之判词，或明或暗地在为英帝国辩护。《鸩梦》严厉批斥帝国主义，自然难逃一劫。后来剑桥大学出版社又一次邀请该校帝国史与海军史讲座教授卑理爵士（Professor Sir Christopher Bayly）⁽⁶⁾当第三位审稿人。他读后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严谨学术著作。二对一的投票结果，《鸩梦》方才死里逃生。更为幸运的是，该书出版后，在国际学坛好评如潮。⁽⁷⁾要知西方文化非常重视自尊（self-respect）。公开刊刻的文字，代表了作者的尊严，稍具自尊的人，都不会写阿谀奉承的书评。因为这样做，无异公开拍马屁，自尊丧失殆尽，别人也不会尊重他。不受尊重的人，将一事无成。犹如西方的舆论监督着政府一样，西方的书评也监督着学术界，两者皆被视为卫道之士。当然，也犹如西方的舆论界当中有偏见，西方的书评也不乏偏见。但存偏见的评者，有如在光天化日之下替自己在额头上打上一个烙印——“偏见的人”。可惜，这个烙印也阻吓不了持偏见的人进一步贬低自己的人格。君不见，由于支持《鸩梦》出版，卑理爵士却被英国一些二世祖公开辱骂为“卖国贼”！

其实，笔者当年在牛津的博士论文《叶名深》，与《鸩梦》有异曲同工之险。答辩时的两位主考官之一，是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Catharine’s College）院士暨中文系讲座教授，他同样是独自坚持不予通过。笔者所在研究院的师生哗然。尤其是那些曾逐章、逐节地，细心帮助笔者审核论文初稿、二稿、三稿的同门师兄弟姐妹，深知其质量，更是愤慨。让他们最感震惊的，是他们把主考官的判词与论文逐一核对后，发觉判词充斥着大量谎言。例如论文由于驳斥某洋书，所以该书洋作者的名字及书名遍布论文正文及注释，当然也列入了参考书目；判词竟然说笔者对此书懵然不知，未作引用！为何剑桥的讲座教授、学院院士，竟然斗胆撒此弥天大慌！因为当时牛津的制度，判词是保密的，他估计到笔者绝对不会知道内容。不料大学的行政人员阴差阳错，竟然把该判词寄给笔者，致使东窗事发。师兄弟姐妹集体联名书面向院长请愿，要求他向大学当局申诉。院长亲自审阅过论文之后，破天荒地向大学当局抗议，抗议的理由是锐心、创新、博大、精深各方面都符合博士学位的要求。大学评审委员会开会讨论，又破天荒地把不及格改为修改重试。笔者奋战三月，在文字上作礼貌的修饰，给主考官以台阶下。但内容，则誓死不屈地加倍批斥帝国主义——哪怕是婉转地批斥。重新面试时，两位主考官竟然不发一枪即予通过。来自剑桥的主考官甚至当场邀请笔者把书稿交他，列入他为剑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中国文史丛书”予以出版！同是一本书稿，三个月前，三个月后，天壤之别！关键何在？当时越战正酣，西方上下反越战情绪高涨，伦敦就出现过多次大型反越战示威，示威者绝大部分是大学生，不少更是来自牛津、剑桥，帝国主义找不到任何市场。若剑桥的主考官坚持己见，牛津研究院的同门师兄弟姐妹恐怕要上街示威。可是，若换到世界列强上下矢志，亟切压制中国抬头的今天，试想笔者论文结局又将怎样？《叶名深》出版后，英文好评同样如潮。 ⁽⁸⁾后来汉语本一版、再版，中文豆瓣网上的评论同样肯定。

雪梨大学圣约翰学院教员队伍，1993年

作者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园游酒会，1980年

这位剑桥大学的院士主考官，是否因为19世纪容许院士还俗以后，就失去了原来修士那种慈悲为怀的素质？准此，可借鉴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著名天文物理学家阿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1882～1944）院士的生平。爱丁顿院士不但因为学术成就卓越而由英王册封为爵士，更是著名的耶教贵格会（Quaker）和平主义者（pacifist） 、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 。其构思的世界和平理论，深为孙中山先生所景仰，赞扬他“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问，讲公理，不讲强横，尚道德，不尚野蛮”（《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0日）⁽⁹⁾同样重要的是，爱丁顿院士坚守修士终身不娶、把全部精力贡献给学术的格言。可是当他的学术理论后来在1935年受到同院的印度年轻学子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挑战时，就不顾身份地公开羞辱他，成为学术界丑闻，流传至今，恐怕也会永远流传下去。因为实验终于证明该年轻学子是对的，并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远远超越了爱丁顿的成就。爱丁顿的这一行径既违反了剑桥校训有关“创新”的格言，也背叛了耶教“博爱”的精神。可见人性丑恶中的妒忌与偏见，一发狂起来，就像宇宙洪荒，任何道德与信仰的堤坝都会被冲跨。(www.xing528.com)

古今中外的圣贤，孜孜不倦地努力筑坝以限制人性丑恶的一面泛滥成灾。过去，中国废封建而建立大一统并采取人治，长期以来远胜于欧洲封建的专制，以至最初来华的耶稣会士，羡慕不已。后来西欧迎头赶上，创建了法治，远胜于人治，又让不少中国学者羡慕不已。其实，当前西方法治本身还有不少毛病，与人治相比，法治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君不见，在法治历史最悠久的英国，以创新而闻名天下的剑桥，光在20世纪就至少有两位院士传出压制学术创新的丑闻。可惜很多中国学人由于饱尝人治的苦头，但又缺乏长期在法治社会生活的经验，从遥远的中国把西方的法治制度理想化了。期待中国的思想家，结合人治、法治的优点，去其糟粕，完成崭新的礼治构思，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善莫大焉。

不管将来礼治的构思如何比人治、法治更上一层楼，它像锐心、创新之科研及教育理念一样，都必须由人去实现。而人性普遍存在有丑恶的一面诸如滥用权力，且中外皆然，结果上述原意甚好的主考官报告保密、书稿审查报告不具名等，都被掌握此权者滥用了。为此，笔者必须努力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第一步就是对学生事务秉公办理。因此每学期开学第一课，笔者对同学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必须挑战我的观点，但挑战时必须像在法庭对质一样，一切以理以据服人，而且必须是礼貌地、平心静气地对质，必须绝对尊重并认真细致地全盘考虑对方的意见。只有这样，方能服众；你的意见，只是千千万万的意见之一。这里不容许一言堂。”本地及来自欧美的洋学生听后不禁欢呼，有些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的学生却有点不知所措。

至于那些由笔者手把手，每周个别指导一个小时的荣誉生、硕士生、博士生，笔者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超越我。不超越我就是没出息！”

雪大制度，每周上课，分为lectures与tutorials。笔者所开的课，坚持所有lectures与tutorials，全部由笔者亲自讲授。在授课时，笔者向120多名上该课的本科生集体下战书。在tutorial（学生分成10个小组——笔者至今坚持tutorial人数尽量不超过12人）讨论时，鼓励本科生千方百计挑战笔者在lecture中说过的话，挑战笔者建议他们阅读的刊物（包括笔者自己的著作）中的观点、理论、证据。此外，在2010年笔者终于把多年来搜集、思考及与同学、同仁讨论所得，用英语撰写成一本题为《中国的未来》之书稿。写好一章，就在lecture中介绍、分析、提问，书稿也交同学们分别在10个小组中，与他们一起讨论。同学们讨论得如此之热烈！笔者让同学们把他们整年挑战黄宇和书稿的心得写成论文，参加论文比赛。2010年10月21日星期四，在济济一堂的“黄宇和院士讲座教授就职公开讲座”上，最后一个环节，由笔者宣布得奖名单，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Justice Michael Kirby亲临授予奖品。

当笔者宣读获头奖学生的名字时，站在身边的大法官甚为惊讶，轻声问笔者：“他不是在论文中批评您最凶最狠的吗？”答曰：“也是最有理有据的！”两人各自会心地微笑。获头奖者两名：分别来自澳洲与英国伦敦大学。获二奖者两名：分别来自澳洲与美国波士顿大学。获三奖者两名：分别来自澳洲与中国。

讲座过后，笔者争分夺秒地完成该英文书稿共约15万字，然后马不停蹄，趁澳洲适值暑假的盛夏，空降到英国的隆冬，与当年牛津研究院时代的同门师兄弟姐妹熟商。他们都是成就很大的学者了，读过拙稿后纷纷提出珍贵的修改建议，让学术水平再上一层楼。大家又同意不能投大学出版社——太慢了，待出版时恐怕已经过时，必须投商业出版社。可是，结果依然不获一顾。原因何在？窃以为中国的前途与人类前途息息相关，中国之和平崛起，带来了重大的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列强是打击中国还是与之友好协作？大多数外国人深存恐惧，认为友好协作或将引狼入室。笔者的书稿在分析各重大问题与挑战时，不忘机遇，故建议友好协作。商业出版社既恐惧西方财雄势大的保守势力，也害怕销路不佳，连信也不回。笔者多年血汗，又将付诸流水。他们是主考官，有绝对权力决定拙稿的命运，奈何！

但多年以来，跟笔者学习的年轻学子，已经把笔者要传达的信息带回到欧洲、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南亚。

但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前途，又持什么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