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革命本身急需大批工程师及高级管理人员。它所带动的大量海外贸易，促使造船、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蓬勃发展；转而又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如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当然还必须扩充海军，以保证航道畅通，保护英商在海外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英商所到之处，总是与当地人摩擦，也总是有意无意地让英国皇家海军介入。征伐由此而生，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由此而建立，也由此而更加急需大量的行政人员及专业人士，于是英国政府大力扩充高等教育。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牛津、剑桥。在组织本来非常宽松的两所高等学府之上，政府出资为其各自建造起一个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大学架构，即在完整保留各学院的经济、行政、聘请院士、教学等皆完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全校教学、考试等事宜的架构。所需费用，全部由政府拨款支持。当然也保证其录取自主——大学不招生——有意者到各学院报考，考试及格就由有关学院录取。没有学院录取的学生，不能成为大学的学生。大学当局又鼓励学生组织大学学生会，并由学生会组织各项全校性的活动诸如运动比赛等，借此强调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其中国会式的辩论，对于加倍锐其心智，不容或缺。
在教学方面，各学院可以继续进行其传统tutorial之教学方式，由本学院院士教导本学院学生，或其他学院愿意来学习某种专题的学生。大学则从各学院的院士当中，聘请博学精深，德高望重者当教授、讲师，他们在原学院的院士地位不变。若大学从校外聘请教授、讲师，在牛津则必须先由某学院的院士全体投票遴选其为该院院士；在剑桥则无此例。这些大学雇请的教员，就在大学新建成的大课堂授课，名为lectures。凡是本校学生，也无论其所学专业是什么，皆可以前往听课。上课时，老师、学生，全部穿起黑袍，以示庄重。1968年笔者初到牛津之时，也穿起黑袍，按照大学公布的lectures名称，前往听课，增广见闻。上课期间，在不惊动其他同学的原则下，可以自由进出。因此，若老师的课枯燥乏味，同学们可以随时离开。当然，这种上课方式，只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理工医等实用课程及实验课，同学们是不敢缺席的。
当务之急，自然是增加学生人数，以应国家急需。但增加学生人数之前，必须增加老师的人数。为了吸引更多的尖子毕业生留在学院服务，各学院先后取消院士终生不娶这条古老规定，容许各院士娶妻生子，但结婚后必须搬到学院以外居住。学院乃清静地，容不得小孩喧哗。如此这般，修士就还俗了！当然学院仍然为已婚的院士在学院内保留其私人套间：包括书房、睡房、卫生间，以便他在学院内安心教书、科研、著述；只是不能带女眷入内而已。其次，学院的工人仍然会天天为其打扫卫生，收拾床铺，待遇与不婚的院士一样。同时相应地设立一套退休制度，促进新陈代谢。因而也再不管院士们的生养死葬。（A.J.Engel，1983）话虽如此，迟至1974年初，当笔者的恩师Geoffrey Francis Hudson（时已退休多年）先生逝世时，全体院士还是穿起清一色的黑袍，为他举行丧礼。由于当时笔者已博士毕业留院，因而也穿起黑袍与其他院士一道追思，场面庄严肃穆之处，撼人心弦。这是众院士集体向一位终身为了追求学问——为人、创新——而献出一切的英魂致敬！生荣死哀，莫过于此。
同样也是为了增加学生人数，牛津、剑桥各学院取消了另一条古老规定，该规定禁止英国国教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简称Anglican Church）以外的适龄信徒入学。事缘牛津、剑桥各学院的院士，本来皆罗马天主教教徒（Roman Catholics） 。 1517年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拉开序幕，英王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因无裔而决意离婚再娶，遭罗马天主教教王禁止而与教廷闹翻，脱离天主教，另起炉灶，称为英国国教，自任教主。又强迫牛津、剑桥各学院的院士改为信仰英国国教。更规定，只有信仰英国国教的教徒才能到牛津、剑桥读书。这条规定，到了19世纪国家急需人才，方予取消。
无论牛津、剑桥如何千方百计地增加学额，还是供不应求，于是乎其他大学，应运而生。在首都伦敦，不少应用科学的学院建立起来：帝国理工医学院（Imperial College） 、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其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之建立，甚有意思。该院是1890年代由一对热心公益的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与著名的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共同创立。萧伯纳更于1925年 “因为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创院理想可知。该院原来是为了教育伦敦的工人及学徒而设，所以最初为夜校，慢慢才招收全日制（full-time）学生。（Ralf Gustav Dahrendorf，1995） (3)该院也是所有英国大学当中，首先国际化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率先录取海外学生，尤其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学生。笔者所认识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蒋孟引先生，其名著《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56年版），底稿正是战前他在该院用蒋百幻名字所写的博士论文（Chiang Pei-huan，‘Anglo-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1856-60’，1930）。新加坡的开国元勋李光耀先生，战前也是先在该院读书有成，再转剑桥深造。（Alex Josey，1980）(www.xing528.com)
英国各大城市也不甘落后，工业重镇之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 、利兹（Leeds） 、谢菲尔德（Sheffield）；商业重港诸如利物浦（Liverpool）、布里斯托（Bristol）、南安普顿（Southampton）等，纷纷成立高等学府。它们初成立时，规模较小，均称学院；待羽毛丰满后，纷纷向英王申请皇家特许证（Royal Charter），经检查师资、设备、学术水平等，均符合特定标准后，便升格为大学。故19世纪的英国，大学的成立，犹如雨后春笋。由于19世纪英国的建筑特色是采用红砖，大学也不例外，故这个时代冒起的大学统称“红砖大学”（Red Brick Universities）。也由于几乎所有的火车终站都是红砖建筑，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红砖大学像火车终站，在闹市中心，熙来攘往。如此，花香鸟语、绿草如茵的牛津、剑桥，犹如世外桃源，愈显优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英国的知识精英消磨殆尽，战后重建，人才之急需，空前绝后。原来的大学，已经供不应求。而且，英国的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战后的世界，是靠知识精英来争夺的世界。哪国的知识精英最茂盛、最优秀、最能创新，哪国就最成功，最能主宰世界。于是大力扩充高等教育，几乎凡是稍具规模的城市，都建立大学。高等教育，不但是国家的前途，也是各市、各郡的前途。由于英国在1950年代的建筑特色是大型玻璃窗，几乎所有新建大学都采用此建筑材料，故此时期冒起来的大学，被戏称“玻璃大学”（plain glass universities） 。
铁娘子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在1980年代主宰英国。她是牛津大学毕业生，本科是化学。但是牛津、剑桥教育的最高目标是锐其心智，以及培养创造性的想象力（creative thinking），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皆然。锐其心智的教育，使她敏锐地察觉到，英国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高级管理及技术人员，以便力挽狂澜，挽救急剧衰退的英国经济。但霎时间，哪有庞大的资源来倍增大学的数目！创造性的想象力让她作大胆尝试，把所有大专院校升格为大学！这种新的办学重点——管理、技术，直接冲击原来的办学理念——锐心、创新。
为了保证大学教员能能顺利地敏锐学生的心智，轻松愉快地培养创造性的想象力，他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无论是怎样不经的言论，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无虑受到惩罚。大学教员的终身聘用（tenure）制度，就是这种办学理念的磨石。牛津、剑桥各学院的院士，本来就是生养死葬。改为退休制之后，终身聘用的诠释就变成直到退休年龄为止。红砖大学、玻璃大学等后起之秀，由于建校理念依然以传统大学为指标，故仍极端重视终身聘用制度，以保障思想、言论自由。到了政府突然激增大学数目，又把办学重点转移到管理、技术，原来的大学如何应变？
另一方面由于大学数目突然激增，政府财源干枯；为了节省开支，政府下令取消终身聘用制。全赖政府拨款的大学，只好屈从。各大学为了生存，也千方百计，甚至用莫须有的罪名，辞掉高薪的教员。为了自保，大学教员从此谨言慎行。言论自由云云，马上变成高不可攀的奢侈品。
牛津、剑桥的上层建筑——大学——也深受影响。因为这上层建筑，全靠政府拨款雇请教员。政府下令取消终身聘用制，两所大学只能屈从。但锐心、创新，是两校一千多年来的核心价值，不容或缺。如何保存这核心价值？关键在于财源。故仿效美国常春藤大学，全力筹款，向全球旧生募捐，成立基金，生息自养。两校校长环球奔跑。各学院也积极配合，向各自的旧生募捐；不但书面求助，也动员本院学生逐一打洲际电话给旧生募捐。各学院所得，与大学合理分配。笔者衷心赞成母校的核心价值，除了三倍捐出定额以外，最近也捐出唯一的一瓶法国陈酒Jeroboam of 1973 Pichon Baron Longueville予母校拍卖筹款。此酒原拟留待笔者人生最重大的时刻来庆祝，但世上有何事能比捍卫锐心、创新这核心价值，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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