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的人文内涵-礼乐01：大学之道

三、礼乐的人文内涵

如何经邦治国，最主要的意见有两种：法治成德治。孔子主张德治，认为法治只能安定于一时，德治方能长治久安，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行政手段来引导民众，用刑罚来整齐他们，民众都远离了刑罚，但他们的羞耻之心并没有树立起来。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来整齐他们，民众不但树立起了羞耻心，不仅能远离刑罚，而且有上进心。有人认为儒家，只讲礼治，反对法治，其实儒家断然不会迂腐到这种程度，而是反对不教而诛，主张德主刑辅，“礼用之于未然之先，法施之已然之后”。礼的作用是在教育，法的作用是在防范。礼是提振社会向上的引绳，法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底线，不能用底线来替代人格标准。秦二世灭亡的历史证明，仅仅依靠法律手段，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矛盾，也不可能造就社会的真正和谐。

礼是为政者不可须臾或离的大经大法，这并非孔子的独创。我们读《左传》可知，早在孔子之前，它就已经成为许多社会贤达的共识，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僖公十一年）；“礼，政之舆也”（襄公二十一年）；“礼，王之大经也”（昭公十五年）；“礼，身之干也”（成公十三年）；等等。

对于个体而言，礼乐双修旨在引导人内外兼善。《礼记·曲礼》说：“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荀子·修身》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儒家所说的修身，必须是内外兼具的，既要把握礼的内涵与形式，又要把握“质”与“文”的关系，做到形神兼备，内外一致。

礼有形式与内涵两大要素。形式或称为仪式，是为表达礼的内涵服务的。内涵是礼的灵魂，是制订仪式的依据。举行某个礼仪，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场所、穿这样的服饰、用这样的器物、走这样的程序、说这样的语言？其背后都有深刻的寓意，而不是随心所欲的。礼的外在形式比较直观，容易引起注意；礼的内涵难以把握，容易为人忽略。礼一旦失去了内涵，仪式再完美，也没有实际意义。春秋乱世，纲纪颓败，弒篡成风，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些篡位的君主丧心病狂，廉耻全无，但是，他们照样把各种仪式做得非常体面。孔子用反诘的语气质问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啊礼啊，难道就是供桌上的玉器与丝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就是那些钟鼓之类的乐器吗？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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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主旨是培养人的博爱之心。爱，是人类的最高道德，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都以爱号召，以为标榜。儒家对爱的提倡，不亚于任何宗教。孔子希冀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孔子看来，这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境，而是可以逐步接近的理想社会，而走向大同的途径，则是培养人的爱心。培养爱心，要从孝敬父母开始。父母给予自己生命，时刻呵护自己成长，血缘加上亲情，所以子女孝敬父母最为自然。但是，儒家提倡的孝行，并非局限于一家一户的狭隘亲情，而是要从它出发，把爱心推广到天下人的父母身上，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只要人人都能推己及人，把爱心加于四海，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所以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孝行离不开礼，从父母的饮食起居到生老病死，每一个细节的体贴与关照，都要通过礼来体现和落实。只要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这样做了，并且代代相传，大同世界就离我们越来越近。

礼的主旨是表达对他人的敬爱之心，《孝经》说：“礼者，敬而已矣。”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并且多多少少怀有一些敬意的。在孟子看来，有没有爱心，懂不懂得通过礼来传递爱心，是区别君子与常人的主要标志：“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把仁放在心上，就会去爱人；把礼放在心上，就会去敬人。我以恭敬之心待人，同时也希望人以同样之心待我。人心相通，你爱他人，他人就会“恒爱之”；你敬他人，他人就会“恒敬之”。这就是民间常说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儒家倡导用这样的方式来树立博爱的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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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所说的爱是大爱，认为每个人都有人格尊严。有些人生活贫穷、社会地位地下，但这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原因，对于这些属于弱势群体的人，同样要怀有敬意。《礼记·曲礼》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的原则是，对自己要自我谦卑，低调为人，但要尊重他人。即使是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小贩，也必定有尊严，都要以礼相待，何况富贵之人呢！富贵了而懂得好礼，就能做到不骄奢淫逸；贫贱而懂得好礼，心志就不会畏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