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受影响及其文体特点分析

二、翻译与创作

早在村上春树的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时，评选委员丸谷才一就指出:这部小说是在美国当代小说的影响下而产生的⁽⁹²⁾。村上春树自己也从不讳言美国小说对自己写作的影响。而谈到翻译之于自己的创作，他讲:“我的文章写法的很大部分在结果上都是从如此劳作中学得的。”⁽⁹³⁾绍兴文理学院的朱颖曾就翻译给予村上春树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她认为村上通过翻译学到的应该是一种“风格”⁽⁹⁴⁾。这种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但朱颖的论文却并没有进一步展开对“风格”这一概括的详细分析。笔者认为，探讨翻译带给村上文学的影响可以从表层形式和内部构造两方面入手。即这种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村上文学的文体特点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村上文学的小说内部结构上。

1.翻译对文体的影响

文体这一概念包含着两种含义。狭义上文体指文学文体，即文学语言的艺术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而在广义上，文体则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体。如日语中“敬体”和“简体”的不同，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等。这里所讨论的翻译对村上文学文体的影响，是指狭义文体的概念，即探讨其文学语言的艺术特色等。

对村上文学的文体，中外研究者都曾有过论述。日本评论家川本三郎在《村上春树论集成》的后记中不仅讲到村上春树独特的文体，还谈及所产生的影响:“新的故事产生于新的文体。村上的文体正如大江健三郎的文体一样，具有创造出新鲜故事的魅力。此后陆续登上文坛的年轻作家有不少都受到了村上文体的强烈影响。”⁽⁹⁵⁾在川本看来，村上的文体不仅已成为其文学的标志和创作原动力，更成为变革当今日本文坛的一种力量。美国学者杰·鲁宾也在《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成为日本文学风格的一场‘一个人的革命’。他在日本文学中培育出一种全新的、城市的、国际化并且明显美国风味化了的文学趣味。”⁽⁹⁶⁾其实村上春树的文体简单地说正如译者林少华所概括的那样:“是日语又不像日语，即不像传统日语”⁽⁹⁷⁾。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其艺术魅力》一文中，林少华进一步将村上的文体特色具体阐发为“幽默”、“简洁”和“行文的流畅”。⁽⁹⁸⁾而在笔者看来，与传统的文学创作相比，村上春树文体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句式的简短。

村上春树在创作中特别强调节奏感，这种节奏感其实正来源于每个句子的跃动。在村上的作品中，很多句子是以单句的形式出现的。即使出现复句也基本上是一种排比的形式。应该说这种简短的句子无疑与村上所进行的翻译有关。笔者曾将村上春树的译本与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处理同一个长句时，村上往往将其分解为几个单句，而其他译者则更多地按照原句的句读进行翻译。村上的这种翻译策略其实是外语学习者在进行翻译时的一个基本策略。当对外语的掌握尚未达到一定的熟练程度时，与修饰性相比，准确性是第一位的。翻译长句时，使用复句的形式往往容易出现歧义，而使用单句则可能将意思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作为非专业出身的翻译家，村上直言自己所欠缺的是外语功力，因此，他巧妙地利用了外语学习者进行翻译时的基本策略，同时又将这种翻译上的句式特点应用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

村上文体的第二个特点在于非常规式的比喻和非常规式的日语表达。台湾研究者刘信宏在《试论村上春树小说中的比喻》一文中认为:村上作品中“比喻最大的特点就是，几乎和所有的比喻原则背道而驰”⁽⁹⁹⁾。刘信宏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比喻的一般原则在于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关联性。且喻体必须比本体更易为读者所接受，更能够被理解与认同。但村上的比喻却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请看《寻羊冒险记》中这段对建筑的描写:

怎么说呢，建筑物实在孤独得可以。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概念，其中无须说多少存在着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例外如污痕一般扩展开来，最后竟成了另外一个概念，而其中又产生一个新的例外——简而言之，便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的建筑，又像是不知归宿而一味盲目进化的远古物种。⁽¹⁰⁰⁾

这段描写可以说是典型的村上式比喻。小说意在刻画建筑物的“孤独”，然而在其后的比喻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与一般可以联想到“孤独”的事物有关的。这里所用的喻体——“概念”、“例外”，较之本体——“建筑”、“孤独”还要抽象和费解。这样的比喻很难使读者一下子将喻体与本体联系起来。即使联系在了一起也不免产生诧异之感。某种意义上村上式的比喻意不在“比”，而在于一种气氛的调动。说它是一种语言游戏，或者是语言组合的新尝试也不为过。这种比喻的运用如果没有文化的“越境”体验恐怕很难做到，因为它们已明显地突破了传统日语的思维模式。至于“像黄瓜一样酷”之类的比喻，则更是直接来自于英语的“as cool as cucumeber”。除比喻外，非常规式的日语表达也是村上文体中的显著特点。例如小说主人公经常说的口头蝉「それは悪くない(不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日语表达。这很有可能就是英语中“not bad”的直接翻译。而小说中频繁使用的第一人称「僕(我)」，也是传统日本文学创作中极少出现的人称。之所以使用这一表达是因为在村上春树看来，「僕(我)」所代表的“我”最接近英语中的“I”。它是一个没有固定阶层感，更具民主色彩的词汇。⁽¹⁰¹⁾

村上文体的第三个特点在于文字背后的多义性。多义性似乎与“简洁”相矛盾，然而这既是村上文体的根本性特点，也是与简洁密切相关联的一个特点。简洁并不意味着简单。莫如说在村上文学中简洁的文体其实很不简单，它是以背后的多义性为原则而存在的。村上春树在第一次《全作品集》的解说里曾这样讲:“将单纯的语言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单纯的文章，而单纯的文章组合在一起结果就刻画了不单纯 的现实。”⁽¹⁰²⁾与其他作家的语言表达相比，村上春树的文体的确缺少阅读时的冲击力与表现力，显得过于简单，甚至有些没有味道的感觉。但这种没有冲击力的文字背后却仿佛隐藏着些什么，令人颇费琢磨。例如《且听风吟》的第二章就是由下面这样一句话构成:(www.xing528.com)

故事从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开始，结束于十八天后，即同年的八月二十六日。⁽¹⁰³⁾

从第二章中仅有的这句话出发，以实证性方法对1970年8月8日至8月26日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考察⁽¹⁰⁴⁾，或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小说中18天的故事进行重构⁽¹⁰⁵⁾，意义都不是很大。因为事实上，《且听风吟》所描写的并不仅仅是这十八天里发生的故事。在上面那句叙述中，时间的限定性与故事的扩展性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由此，语言的多义性成为解读该小说的关键和前提。而这恐怕才是这句话所起到的真正作用。

其实这种简洁背后的多义性特点正是村上春树对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及雷蒙德·卡佛的吸收与借鉴。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后记中，村上说自己如果不与《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作品邂逅，很有可能会写出来与现在不同的小说。因为这是一部“所有情景都被极其细腻而鲜明地描写出来，所有情感都极其精致化，而且用多义性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作品”⁽¹⁰⁶⁾。而在翻译雷蒙德·卡佛的过程中，村上春树所感受到的也是一种以单纯化语言去表现不单纯现实的努力。⁽¹⁰⁷⁾因此，多义性既是村上文体的根本特点，也是翻译(所代表的外国文学)带给村上文体方面的最大影响。

2.翻译对小说内部结构的影响

对村上小说内部结构影响最大的作家应首推雷蒙德·钱德勒。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研究翻译给村上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是在探讨文化“越境”与村上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村上文学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究竟表现在哪里。因此，尽管村上春树是在2007年才将钱德勒的长篇小说《漫长的告别》重新翻译出来，但阅读钱德勒的作品却始于高中时代。所以钱德勒的作品对村上小说的内部结构产生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1992年，村上春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他说自己的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在结构上深受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影响。⁽¹⁰⁸⁾钱德勒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私人侦探菲利普·马洛的硬汉形象。故事多以寻找什么而开始，但当主人公终于找到那样东西的时候，“它已经要么毁掉要么永远失去了”⁽¹⁰⁹⁾。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村上文学多数作品在结构上正是钱德勒小说的模式:“失去—寻找—失去”。《寻羊冒险记》如此，《舞!舞!舞!》也是如此。《奇鸟行状录》中虽然主人公具有主动寻找的意愿，但在小说结束时，主人公的妻子也没有真正回到主人公的身边。不过与小说“失去—寻找—失去”的模式相比，钱德勒是在侦探小说这一领域中实践其独特的“自我表现”的作家。用村上总结的话来讲那就是:“钱德勒通过打造行为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在读者的观念中切实构建起‘假说性自我’。”⁽¹¹⁰⁾而这恐怕才是对村上小说内部结构产生影响的关键。

正如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一样，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不断彰显自我，力图刻画人物是怎样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进行活动的过程。文学作品的描写很多时候成为一种认识自我的方式，也成为表现自我的一个途径。但村上春树认为，钱德勒在小说中并没有将人物的自我与行动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在钱德勒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作家的自我表现，以及人物行动背后的意志性。然而，钱德勒的这种自我表现的稀薄感却与后现代作品中所谓“自我的消解”有所不同。钱德勒并没有放逐自我的意义，也没有否认自我的存在。他的自我游走于确定存在与消解之间。他一方面对自我存在的可能性持肯定态度，但同时，在刻画人物行动时，并不介意描写是否与认识自我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自我”在钱德勒的文学中犹如一个封闭于黑匣子中的概念——期待认知，但同时拒绝提供认知的必然途径。钱德勒这种对自我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上春树的创作。在村上的文学世界里，表面看来自我的意义似乎被消解了，但同时主人公又会不断追问“我到底在哪里”。这种自我追问使人感到村上春树并没有放逐自我的存在，只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村上文学中的自我追问少了几分现代文学中的紧张感。也许正是这种若隐若现式的对自我主题的处理才引起了多数读者的共鸣。

以上，笔者对村上春树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进行了探讨。准确地讲，研究翻译家春树的目的在于研究外来文化、文化越境对其创作的影响。而事实上不论在文本的表层结构，还是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上，翻译所代表的外来文化以及文化越境之于村上春树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但笔者同时也认为，尽管村上春树的创作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但不能据此将村上文学简单定性为美国当代小说的翻版，或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国际均质文化在日本当代文坛的表现。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作为文学创作的方法论而非本体论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