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制度创新：转变增长方式，提供路径选择

三、“三元”经济的现实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低而工业部门生产率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被工业所吸纳而促进了生产力增长，最终使得整个经济实现工业化，这就为工业部门的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4]。费景翰和拉尼斯改进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农业边际生产力的变化成为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关键要素。基于传统技术与农业中土地和人口比率而形成的农村工资要小于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工资，导致农村人口转移。如果工农部门贸易条件有利或工业部门能够顺利出口，不断转移的人口将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一直到两个部门的生产率相等。这个模型虽然考虑了农村人口转移条件及其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政策结论还是倾向于保护工业部门不断扩张^[5]。考虑到信息经济的到来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中国“三元”经济的分析模式（乔根平2003年）^[6]：（1）信息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工业部门，高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数据估计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时间里，电子信息产业的增长率要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10%左右，这个差距即使在诸如江西这样的中西部地区也同样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还会保持下去，根据信息产业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运行司的报告，十五期间信息产业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达到8%，将以2－3倍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发展^[7]。（2）信息产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工业部门，已经出现了知识精英与大批的知识资本家。（3）在我国的农业部门与传统工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非常大，合于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仅从产值角度看，如果认为信息产业保持对其他部门生产总值大一倍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其占整个国民经济总值8%这个比例算，在二十年之内，信息产业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40%，其他工业部门与服务业占产值也约为50%，而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到10%以内，整个经济将实现一元化。但也可能存在产值的变化不能反映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这种情况。如果中国大量的农民不能转移到城市中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信息产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制约，传统工业的改造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我国目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工业处于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一进程的成功与否也将制约信息产业今后的增长空间，因此政府在对农业与传统工业中征税并同时补贴新兴的信息产业必须统筹安排。政府若能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并存的现实，以三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及发展理念着手发展战略的制订，就会对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机遇与挑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有利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职能的重新定位。

由于信息技术的迅速扩张与传统产业让出资源的这一进程并非在所有外围地区都是平衡进行的，政策的有效性、原料的分布、企业管理技术和其他要素可能对一个地区有利而对另一个地区不利，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某个部分与产业部门可能成为一个发展极，甚至成为进一步经济增长的中心，这就预示了具备一定条件的后进国家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以微电子、计算机、电讯、激光、因特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明与其应用使得信息产业与相关服务业、信息高速公路、关联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据估计，信息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与电气化相近，至少还能对经济的增长做出40年的贡献。出于赶超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信息技术具有强烈的愿望。这些政策归结到一点，就是从农业与传统工业部门中抽取资源直接或间接地补贴新兴的信息产业，这些政策涉及到财政投资、税费减免、金融支持、出口退税、成果推广等多方面。比如，中央政府为鼓励大规模集成电路与软件业的发展而专门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意见，各地政府为引进高新技术投资也不同程度地在中央政府措施的基础上对一些产业进行扶持，一方面以产业导向而确定鼓励或限制的政策细化的结果是制订出一个详细的产业投资导向目录，另一方面对农村地区的五小工业进行了强制性的关闭，以腾出国有企业以及国家扶持优势企业的发展空间。(www.xing528.com)

正如已经指出过的，这些旨在从农业与传统工业抽取资源而对新兴产业进行补贴的政策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政府要处理好由于对各产业区别对待所可能导致的政治冲突，尤其是受到歧视性对待的产业与企业容易转向寻求竞争性的政治代理人，将其利益诉求传导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如何以一种折衷的方式对各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进行平衡，是发展型政治所必须面对的。这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补贴与扶持措施上面临国际上约束时显得更重要。二是以绩效为标准确定补贴对象的政策能够得到严格执行，政府对达不到合于最优产出水平的产业与企业补贴取消的威胁是可置信的。三是人们对发展型政府有一种长期执政的预期。要使政府所扶持的产业能达到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的目的，政策的连续性是必要的，而一次性博弈容易引发各产业团体的道德风险与短期行为，不利于产业素质的长期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