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型政府的特征与风险
发展型政府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而其所用的手段是从农业部门中抽取资源并转移到具有规模经济、发展潜力以及战略竞争优势的工业部门。但是从农业部门抽取资源将带来农业部门一定的效率损失,对工业部门的转移支付则容易造成被选择部门的道德风险,而且通过扭曲资源配置而没有达到工业增长绩效的提高会导致一定政治冲突,结果使得补贴政策不可持续。
假设政府在其执政周期内对农业部门收税A,A的数值超过了最小守夜人国家职能的需要,这将给农业部门带来效率损失M,政府本身也会造成行政和政治冲突成本C(T)。假定每一期开始政府向工业部门B支付转移支付S,这项转移支付或被工业部门消费掉,或用于资本与工业部门B的努力E相结合以生产,期末产出为SAE(A小于1)。如果政府总是力图从B的产出中获取更多的税收,但每期期末只能征收其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T,用δ代表贴现因子,一次性博弈下该机制产生的净收益现值组合政府、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分别是A-C+δTSAE-S,-A-M,δ(1-T)SAE-Eβ。在这一博弈进程中,政府通过选择合适的向农业部门征税水平A、转移支付给工业部门的补贴S,实现总收益减去与A发生政治冲突成本的余额最大化,工业部门将选择最大化其收益的努力水平。在这种政府抽取农业部门资源补贴给工业部门的情况下,虽然存在工业增长的机会,但由于工业部门B努力水平E得不到可由法庭证实的可靠观察而可能偷懒,再者对A进行财富剥夺必然导致冲突成本C和农业部门的效率损失,加上工业部门潜在生产性活动会由于政府能够获取事后的一定比例的税收而使得自身的产出水平得不到充分动员,因此这种发展型政策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www.xing528.com)
为改进对工业部门补贴的效率,政府宣布将在每期结束时对工业部门征收一定量的税收,同时提供给工业部门补贴S,但重续补贴的条件是在下一期工业部门必须达到政府规定的预期最优产出水平。政府对工业部门的相机补贴策略不一定可信,每当工业部门低于最优努力水平,便游说政府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使得税收水平得不到要求,并许诺日后一定努力支付可达最优产出水平的税收量,如果工业部门B是不可替代的,政府相机补贴政策的威胁一开始就不可信。但考虑另外一种情况,现在设想工业部门由许多在位和潜在的工业家组成,假定政府将选择两个最有效率的工业家作为补贴对象,工业家间不能在一起协调他们应对政府的策略,这样政府可采取以下相机补贴政策:(1)只要两个工业家支付对应最优产出的税收,政府就继续给予补贴;(2)如果有一个工业家违约,政府将终止对该工业家的补贴,让另外的工业家取代其位置,替换工业家给政府带来成本K;(3)如果两个工业家同时违约,政府将不得不放弃相机补贴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工业家达不到最优产出水平就停止补贴的威胁可信性就强得多。因为在存在可替代补贴对象的工业部门条件下只要在2(T1-T2)>K威胁就是可信的(T1代表在相机补贴下政府从最优产量中征收的税收,T2代表两个工业家违反合同偷懒时政府得到的税收),这样政府谈判的能力就大大增强了。而确保相机补贴政策有效(即2(T1-T2)>K)的一个条件是工业家的贴现因子必须足够大,这意味着发展型政府相机补贴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发展政策的长期有效性。因为如果说工业部门B估计政府在位时间有限,他们可能在领取补贴后不再努力工作,当所有的工业家都预期政府将长期执政,才会减少其道德风险的可能[1]。
上述分析表明:发展型政府之所以能发展经济,是因为政府长期执行以新兴工业部门绩效为基础的相机补贴政策。但发展型政府也存在自身风险,因为发展型政府只有在按竞争绩效标准挑选重点部门的条件下才能导致工业增长。如果工业家与政治家相互勾结,裙带主义盛行将导致以发展绩效来确定扶持对象的标准得不到执行,另外当补贴企业规模太大以至于政府不能对其进行替换时,相机补贴的标准也将得不到执行。这样发展型政府就容易转向效率低下的勾结型政府,受损害的则必定是处于劣势部门的群体,进一步损害了收入分配的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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