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与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经济的集聚趋势减弱，经济行为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化。这种观点是经不起理论推敲的，因特网技术使得某些协调工作常规化，同时创造出新的非常规的协调工作，前者产生分散化力量，后者产生集聚化力量。
（一）因特网时代距离仍很重要。协调人类进行产品和服务交易的信息根据传递特征分为可编码信息与不可编码信息。可编码信息（比如一个停车标志）具有稳定的意义，相对简单，单向传递，可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广为传播。而不可编码信息往往只是松散地与表达它的信号系统相联系，只有在双方互相理解时才能有效传递，依赖于一种复杂的交互式情境。比如，恋人间传递爱的信息通常并不是通过文字系统“我爱你”来传达，可能要通过一种眼神、一个动作，第六感觉或更高层次感觉在一种双方会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例子说明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间的关系在传递信息起到重要的作用。可编码信息传播可通过建立信息基础设施实现机械化操作，信息传递具有强烈的网络外部性，尽管建立信号系统昂贵，一旦获得，用它来传送信息就很便宜，新增个别信息传递的边际成本为零，而且并不排斥新参加者使用整个网络。相反，对于不可被编码信息，得到信号系统与物理设施不足以成功传递信号，它同样需要相互信任与理解。不可编码信息传递只具有有限的网络外部性，因为成功的信息传递所依赖的背景主要限于特定基于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发送/接收双方。可编码信息与不可编码信息对应于对商品分类中的“查验品”与“体验品”。查验品的质量很容易靠购买前的查验来评估，如挂在架子上的服装和产品市场中的水果，查验品价值透明，其交易协调对应于可编码信息；而体验品的质量只能靠使用和消费它们的体验来确认，价值非透明，如轿车、包费旅游和心脏手术，其交易协调对应于不可编码信息。沟通不见面的买卖双方的市场能够媒介查验品的交换，但体验品的交换需要信任、理解与长期关系。
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协调查验品交易的可编码信息传递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协调体验品交易的不可编码信息传递技术不可能有了因特网就大大改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长距离通讯成本与运输费用下降非常快，但并不能断言“距离的死亡”，距离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而论更重要了。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贸易引力规律，传统的分析认为是由运输费用导致的。但据美国统计资料估计进口产品的平均运费约占进口值的3.8%，不同产品这一比例差异并不大，对大多数长距离生意来说运费并不是很重要的考虑。Rose（1999年）估计了距离的弹性系数（贸易额随距离增加而减少的程度），在1970年是－1.09标准差是0.05，用1990年数据计算，距离弹性系数是－1.12标准差是0.04，说明二十年间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变化不大，没有因为通讯与交通费用下降显著影响[1]。既然贸易中的引力效应并不是由运费所驱动的，什么是引力效应的驱动因素呢？有人认为（Hummels 1999年），答案在于产品的广义的易腐性。他运用统计数据对过去半个世纪由于空运费相对下降导致的空中运输增加趋势推断出：贸易产品显示出来的非常明显的易腐败性，不仅是水果与蔬菜，计算机与高级手提包也是易腐品（从产品更新换代非常快的角度而言），易腐败性与陈旧过时、时尚改变与缺乏耐心是商品不能通过长距离慢慢地运输的原因[2]。本书提出的另一个解释是：传递复杂信息的技术没有很大的改善。因为产品的价值依赖于它做什么，怎样使它工作，当它不工作时找谁的信息。当产品可以容易地长距离运输时，使产品工作的相关信息却需要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当人力资本是传递复杂的不可编码信息载体时，为传递信息而运载人力资本成本的增加限制了贸易空间距离的扩大。
更进一步说，建立体验品交易关系所需的合同的编制与执行依赖于一种交互式情境与关系性契约所建立起的隐含承诺与遵守合同的共同利益纽带。因为契约永远是不可能完全的，理解合同的文字并不足以有效保障其执行，如果机会主义行为得不到抑制，交易双方就要通过内部化或不得不对关系投资，以创造一种合同执行的信任机制。而信任来自于交易双方多层次关系，这种关系能节约交易成本，保证传递信息的真实，建立这种关系需要时间与金钱成本，这些成本大大超过发送信息的直接成本。这些成本，如同广告费用一样，需要不断继续投资以保持早期形成的关系性资产。因为没有连续投资，早期投资价值就会消失，这样鼓励企业间形成较少数的长期深入关系，而不是很多的浅关系。为了创造关系链的成本必须多而且透明。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传递信息的效率，也减少了信息的价值。比如，电子邮件减少了发送与接收信息的成本，大量发送的信息并不能有效建立一种特殊的个人间关系。电子邮件回复往往只表明接收者打开了邮件，发送者不能确信接收者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对复杂的依赖情境的信息，传递媒介与面对面接触就是信息内容。尽管因特网可实现实时交互式光声/数字/文本信息传递，创造了一个更为仿真的人类接触环境，但模仿不能具有实时的一切特征，面对面的通讯还是有很多优势。只要21世纪的经济还依赖于因特网不能传达的复杂情境信息，只要需要传递的大量信息还无法编码，长距离贸易就仍然受到限制。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亨顿所指出的：电子通讯“不能代替创造进程中必须具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分享与密切交流。无论在哪里，新经济的中心内容是与工作场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3](www.xing528.com)
（二）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分散化效应。根据运用产品时所需信息特征把产品分类为查验品与体验品。查验品与以简单与可理解的手册/蓝图形式表现出来的可编码信息相联系；体验品的有用性依赖于不可编码信息。在产品生命周期开始，产品使用往往依赖于不可编码信息的传递，随着产品的逐渐成熟与标准化，产品使用的信息也实现了编码化。比如，在1970年代，关于个人计算机所能做的工作与如何使用的大量信息是不可编码的复杂信息，现在，这些信息大量地以简单指令形式被编码化了。一旦产品被标准化，关于其特征的信息能以说明书、视图、消费者杂志、标准等形式与产品分开运输，就可使买卖双方有一定的地理空间。如果产品不能标准化，其操作特征不可以用编码形式表达，这时确认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是看、摸、感觉，就需要买卖双方在地理上的接近，以便利形成确认产品质量的关系。信息的特征与产业组织密切相关，高度标准化产品生产与交易所需信息相对简单，可大规模生产，生产交易过程每一步骤所需信息与知识能被编码，并被任何足够熟练交易者所理解。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产品隐含信息与知识的标准化、常规化、编码化过程，使得不管是企业对企业还是企业对消费者的交易都能够通过网络在很远距离进行。随着交通与通讯变得更有效与更便宜，以前被排除于生产交易行为之外的地点变得经济上可行，经济行为可根据重新定义的比较优势自由配置，扩展了标准化经济行为的空间，形成产业分散化效应。
（三）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集聚效应。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产品生命周期变短，不断波动的市场与快速的技术变迁抑制了产品的标准化与生产过程的常规化。尤其是技术创新过程本身与“一加一大于二”的原则有关，与其他紧密相关部门新主意的接近促进了创新的可能性。这一种类的信息传递不能通过编码进行常规化调整。更进一步，以创新为基础的行为所依赖的信息仅存在于少数人力资本中的意会性知识，无论用多少成本都不可能编码。大部分只能来自于在给定问题领域内工作的少数个人间密切的交流。换言之，成功的技术创新依赖人际关系，这涉及社会网络、信任、代表性社区与声誉效应动态性影响。“创造性成果往往产生于群体面对面交流中，当人们间密切地居住和工作在一起的时候。”
交易技术、产品差异、生产组织、生产系统分布之间存在动态相互作用。信息技术使得交易技术发生改进，与供应商可以更好的接触使新的投入组合成为可能。这反过来修正了生产给定最终产出的成本，使生产组织与生产分布发生改变，这样的网络效果同时影响到市场规模与分工范围。事实上，物理通讯设施创新如运河、铁路、高速公路、邮递服务、电报、电话都没有使现代资本主义都市化趋势走向末路。相反，这些创新倾向于强化工业区位与城市的增长，它们创造了新的专业化的部门，反过来加强了企业对企业与企业对消费者间交易复杂性，使得面对面的交易更重要。有理由相信：因特网将增加经济中产品的差异化并创造出新形式的复杂交易，使得经济集聚更为重要，形成信息技术革命的产业集聚效应。
因特网带来三个主要的变化：产品差异增加、劳动分工的深化（也就是迂回生产）与中介与协调的自动化。迂回生产的增加导致集聚效应，因为联结不同部门的交易对地理位置敏感。因特网时代来临使得下面一些部门迂回生产与集聚更为显著：以设计驱动为导向的产业，客户驱动制造业、创新为基础的制造业，新消费者服务业，娱乐，智力研究与管理行为。中介与协调自动化导致分散效应，信息技术使得网上拍卖、网上银行、网上证券交易、网上医院、网上信服务此类的交易行为可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当然这类远程交易系统的组织者很可能集聚在一起。总之，通讯技术、生产组织和经济行为分布相互作用方式很多，并没有创造出一个单一的商业模式，而是形成一个部门内与部门间专业化与劳动分工间复杂的动态反馈效果，这个过程是演进的，一般来说，依赖于面对面进行协调的交易行为会继续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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