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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路径选择

时间:2024-06-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日本和德国是最具有竞争力的两个经济体,却是制造业比率最高、服务业—工业比率最低、信息—商品就业比率最低的两个国家。英国、美国及意大利经历了迅速的后工业化过程,日本与德国制造业劳动力略微缩减,加拿大与法国的降幅居中。除了日本以外,所有其他国家全部都表现出信息处理就业比例增加的趋势。

信息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路径选择

四、信息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合作组织国家而论,新技术革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服务业经济模式,其特征为自1970年后,制造业就业在整体就业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医疗保健工作的大幅度增加,教育就业缓慢增加,社会服务部门持续扩张;另一种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工业生产模型,其特征是制造业就业比例虽然也在降低,但仍然维持相当高的水准(大约是总劳动力的1/4),而且在逐渐向新的技术范式转向时,让制造业有重组的余地。日本和德国是最具有竞争力的两个经济体,却是制造业比率最高、服务业—工业比率最低、信息—商品就业比率最低的两个国家。

(一)农业就业逐渐凋零。英国早在1921年就已经是后农业社会了,农业劳动力仅占7.1%,而美国、德国和加拿大却仍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占总就业的1/4-1/3),而日本、法国、意大利则是以农业为主流的社会。从各个不同历史起点开始,各国就业结构的发展迈向共同的趋势,其特色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同时增长,代价则是农业的衰退,德国、日本、意大利在快速的工业化过程里,将剩余的农业人口配置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中。

(二)传统制造业就业稳定衰退。在1920-1970年间,七大工业国全都维持或增加了制造业在就业中的比重,这半个世纪以来,就业结构的转移,乃是从农业移向服务业和建筑业,而不是从制造业中移出。但在1970年后的30年间,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发生了结构重组和技术转化,导致所有国家制造业就业缩减。英国、美国及意大利经历了迅速的后工业化过程,日本与德国制造业劳动力略微缩减,加拿大与法国的降幅居中。除了日本以外,所有其他国家全部都表现出信息处理就业比例增加的趋势。

(三)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兴起。就活动而论,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都被认为是后工业经济的典型活动,是先进生产力的来源,在1970-1990年间的所有国家,英国从22.8%增长到39.2%,美国从30.2%增加到39.5%,加拿大从28.6%增加为33.8%,日本从15.1%上升到24%,德国从20.2%增加到31.7%,法国从21.1%增加到29.5%。由于各国1970年起点不同,这个趋势并不均衡,一种是英美模型,从制造业朝向先进服务业转移,同时维持传统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另一种是日德模型,两个国家都扩张先进服务业,同时维持制造业基础,将某些服务活动内化于工业部门中。在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中,物流服务业包括运输和通信,还有被认为低度工业化的批发与零售业,物流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1/5—1/4左右,其中半数来自零售业人口,个人服务业就业比重约为总体业比例的9.7%-14.1%之间,相当于典型后工业主义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人口。

(四)职业结构的顶端和底层同时增加,需要更高技术与高等教育的职业所占比例,增加速度比低层次增加速度还要快。以4种关键职业群体——分别是技工、操作员;工程师、专业人员与经理人员;销售员与事务员;农场劳工与管理者演变的比较为例,管理、专业技术性职业所占比例在所有经济合作组织国家都有强势增长。技工和操作员在美国、英国与加拿大显著显著减少;在德国、法国与日本只有略微减少。销售员与事务员在英国与法国只有小幅度增加;在其他四个国家却显著增加,农场劳工都显著缩小。在美国,半技术服务业劳工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在增加,但增加幅度低于管理专业性劳动力增长率。如果采用每周平均工资作为社会阶层化的直接指标,可以建构4个社会群体:上层阶级(经理人员与专业人员);中层阶级(技师与技工);中下阶级(销售员、事务员与操作员);下层阶级(服务业职业以及劳工)。从1992年到2005年,上层阶级年占比例从23.7%增加到25.3%,中层阶级从14.7%略微缩小到14.3%,中下阶级从42.7%略微下降到40%,下层阶级从18.9%增加到20%,表明职业阶层系统有相对提高以及略微向职业两极化的趋势。

【注释】

[1]享特:《经济思想史:基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夏普出版社2002年版。

[2]颜鹏飞:《2006西方和谐与冲突主线论与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西安,2006。

[3]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2006年10月。

[4]傅勇:《经济紧缩压力的长期性——从物价指数到增长模式的视角》,经济学家,2006年第3期。

[5]贺伯峰、梁少群:《转型社会中经济增长扭曲方式的回归》,经济学家,2006年第5期。

[6]桑振中:《阴阳五行与经济运行系统的思考》,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7]巫继学:《人类智慧对经济和谐的不懈追求》,光明观察http://guancha.gmw.cn.

[8]肖文海:《促进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9]岳永、姚慧琴:《分工、分配与劳资关系——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2006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西安,2006。

[10]戴冠来:《节约型社会与价格》,《2006年中国价格协会高校价格理论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贵阳,2006。(www.xing528.com)

[11]曾广录:《住房、教育和医疗消费价格虚高的负效应透析》,消费经济,2006年第5期。

[12]冯涛、朱旭光:《(2006)和谐制度理论分析模型与后改革时期的制度调整》,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4期。

[13]李义平:《市场经济和谐来自于它的制度和谐与道德和谐》,人民日报,2006年12月9日。

[14]周小亮:《体制改革新阶段:促进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互统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西安,2006。

[1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3-399页。

[16]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7]Adiuo.Dosi(2004),information and the knowledge elites,www//http//papers.Ssrn

[18]陈永志:《新技术革命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经济评论,2002年第3期。

[19]王振中:《永远劳动者的圣经——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20]赵耀裳:《经济全球化下的就业群分化——强资本、弱劳工》,经济导报,2006年2期。

[21]王子君:《技术变化与收入分配》,当代经济科学,2002年第5期。

[22]Young,K.and Lawson,c.(1984)“what fuels US job growth?Changes in technology and demand on employment growth”paper prepared for the Panel on 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Washington,DC.

[23]Flynn,P.M.(1985)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Jobs and Workers,paper prepared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Employment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24]Carnoy,Martin(2000)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Diffusion and its Impact on Employment and Skill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Washionton,DC:World Bank,PHREE.

[25]OECD(1994)Employment/Unemployment Study:Policy Report,Par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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