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与制度创新有关

二、信息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一）影响机制

技术水平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收入分配。技术的性质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以及可行的生产组合方式，进而决定了各种要素所有者在生产成果分配谈判中的相对地位与收入差别。结合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信息化对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具有深刻的影响。

1.信息化引发劳资关系重新界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中，人力与劳动是服从于机器，并进而服从于机器的所有者——资本家^[15]。新技术革命进一步提升了资本的地位，引发劳资关系重组。（1）新技术为资本提供了更广泛的可供选择的雇用方式，为了节省劳动成本，可以把生产设备分散在其他地区或国家，与其他公司签订生产和商品的子合同，这样在劳资关系中，资本便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资本更加咄咄逼人，并把技术作为对付最强大劳工组织的有力武器，因为自动化技术可以取代那些劳动力最密集部门的工作。制造业劳工组织的核心地位已经严重弱化，在一些新的产业，尤其是在电子业、先进服务业和新经济时代的主导产业中，已不能有效地组织劳动者。（2）信息技术常常根据新任务需要重新对劳动分类，一方面提供多样化的分工，另一方面减弱常规的模式化工作，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通过灵活的生产方式实现产品多样化，临时兼职劳动契约和机动工作时间应运而生。企业变得更高效、更精炼、更高产，但凌驾于体力劳动之上。（3）利用强大的的信息技术，以及新技术媒介所促成的虚拟组织，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依特定任务分解与组合劳动。新技术所带来的弹性与适应性急剧增加，使劳工的僵固性质与资本的移动能力对立起来，竞争的压力迫使劳动必须尽可能地具有弹性。生产力与获利能力都提高了，劳工却失去了制度性保护^[16]。

2.信息化引发劳动力的分化。工业革命时代，机器的生产与运用倾向于消除高技能工作而创造出低技能工作。以印刷业技术的工业革命为例，马克思说：“过去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时期，最终会成为熟练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资本论》第一卷，第631页）。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这种劳动力分化的情况得到重演，一方面，劳动力分化为体力劳动者与智力阶层的情况得到巩固；另一方面知识所有者分化情况也明显，新技术聚焦于信息处理。由于可编码知识具有稳定的意义，单向传递，可通过信息基础设施广为传播，这一部分脑力工作者迅速被体现新技术的生产工具所取代，从而弱化了可编码知识所有者的相对位。有学者预计，常规性、重复性的脑力工作由于可以事先编码与程序化而消失，地位得到提高的是那些只有通过人脑掌控，需要即时分析、决策和重新程序化能力的工作，这些工作的知识拥有者因为不能编码而保持相对优势，并成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

有学者（Dosi，2004年）设计了一个模型分析信息技术对知识所有者分化的影响，模型假设整体经济由一系列的不同能力水平的阶层组成，每一层次的人力资本从较高层次人力资本所有者购买知识并向较低层次人力资本出售知识。信息技术的出现一方面使得较低层次人力资本的被编码化，从而下降到更低层次；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使得知识购买范围增大，激化了各个层次的竞争，竞争中的胜者因为扩大了的市场而能更充分地发挥他的能力，工资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从而拉大了与最低层次的收入水平。这种人力资本的分化使得信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更大。^[17]

3.信息化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在资本流动性加强的条件下，成功吸引资本的流入成为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而要吸引资本的流入，除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到位外，劳动力的高素质与低成本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将劳工工资压低在一定的水平有利于吸引资本。而要将劳工工资压在一定水平，地方政府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与资本结盟，保护资本的利益，忽视劳工合法权益，导致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收益不断增加，而劳动力所获得收入比例不断下降。

假设有若干地方政府、一个外部资本家与若干个劳动工人。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为GDP的增长、就业与财政收入的增加，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招商引资额的最大化成为中间目标。资本家的目标函数为资本收益最大化。劳动工人的目标函数为工资最大化。如果政府处于一种公共服务型状态，采取中立为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工人提供秩序与产权保护，他所吸引到的资本数量一开始就会相对较少，由于经济秩序公平，随后的外资会随着进入。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采取与资本合谋方式，剥夺工人的合法权益，资本所有者收入会得到提高，就能在初期吸引到更多的外资。而劳动者有两个策略：一是留在当地，容忍剥夺；二是外出流动，外出流动必须承担一定的成本考虑到资本流出成本相对劳动流动成本的减少，因此，只要劳动者流动成本大于剥夺利益，地方政府的理性策略就是采取剥夺。只要一个地政府采取与资本结盟方式，由于它吸引了较多外资，其他地方政府就会跟入，使得工人外出流动的成本增加，均衡结果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用忽视劳工权益方式来吸引外资。这就是发达国家资本所有者为获得世界分工链中的有利地位，将常规性劳动转移到低廉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深层原因。(www.xing528.com)

4.信息化对中国区域差距扩大的影响。新技术革命在各部门扩散程度并不一致，由于对技术创新的吸纳能力不同，造成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不相同，技术先进的工业增长率高，衰退产业就要为先进产业让出所占用的资源，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但原料的分布、企业管理水平、通信网、政府政策、制度和其他要素，可能对一个地区有利而对另一个地区不利，各个地区产业调整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迅速集结资源，抓住产业结构调整机遇，扩大市场需求，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对新技术革命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而欠发达地区则处于资源被流出的不利位置，在经济增长中处于劣势。目前，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高于内地不发达省份，老工业基地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落后被迫转型，失业问题突出，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湖北、青海6省下岗职工人数占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的45.7%。沿海省份就业压力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经济的强劲增长，拉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相比之下，某些内地省份下岗失业率偏高，主要是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能力较差。

（二）信息化对收入差距影响的持续性

国内经济界对收入差距扩大的认识多从从二元体制结构认识，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必然，认为随着制度改革推进与市场的完善，收入差别会逐渐缩小，对于新技术革命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及其持续性缺乏认识。

1.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角度看，新技术革命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科学技术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由于科学技术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生产的要素，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不断增多。虽然新技术革命带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使得工人工资出现持续上升趋势，但是新技术革命带给工人的好处是有限的，这种好处主要落在资本方面。工人工资增长赶不上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点。造成这种现象的经济原因，一是技术革命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二是新技术革命引起管理的变革，使剥削更有成效；三是新技术革命引起劳动结构变化，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所占比重日益增多。相对于简单劳动来说，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里可以为资本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18]（陈永志2002年）。从经历过新技术革命的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在今天的美国，占人口总数1%的富人拥有财富比92%人口拥有财富还要多。在肯尼迪时代，美国顶尖企业家的年收入大约为工人平均收入的44倍，而今天达到326倍。美国二战后到1997年期间，两个最低1/5组份额持续下降，而最高1/5组份额呈现上升趋势，如在1980年时，美国最低1/5收入组与最高1/5收入组之比为1∶7.53，1997年为1∶8.92，表明两者间的贫富差距又扩大了18.5%^[19]。根据赵耀裳（2006年）的看法，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导致“强资本、弱劳工”，只有两成人口可以从经济增长中受惠。根据2005年第三季度统计，香港每月收入少于5000元以下的就业人数，已由1997年的312000人，激增到目前543100人，增加74%；而最高收入组别，即30000元以上的，由241000人上升到346900人，增加44%。两个一高一低的增加，都充分反映了香港不同就业群正出现收入两极分化^[20]。

2.从中国发展历程看，粗放型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惯性。面对新技术革命，发展中国家有两种战略导向：一种是积极参与知识分工，创造复杂性知识，努力占据价值链的上游，称为自主创新战略。另一种是积极参与劳动分工，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资本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通过低劳动力成本吸引资本的流入，带动经济成长，称为外需模式。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一种以劳动力、土地资源、自然资源等各种低成本要素投入吸引新技术革命背景下越来越流动化外资的粗放型增长战略。伴随这种增长战略，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停滞不前，大量农民被迫向城市迁移，形成潜在过剩人口，农民工相对贫困化。在“温饱陷阱”作用下，农村贫困相对于城市贫困更甚，由此趋动着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转移，构成了低劳动力成本支撑下的工业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反过来要求继续保持城乡分割局面，造成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不是依靠科技进步、现有技术的充分发挥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而是依靠高资本投入增长来驱动经济增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低成本劳动力，成为我国比较优势基础，构成了一种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结果是技术进步缓慢。通过低劳动力成本就能获得可观利润率的工业经营者不具备进行产业升级的动力，这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加工贸易产业中，这些行业的外资更加注重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引进外资带来的技术、管理效应越来越小。主流经济学认为，建立在低劳动力成本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不会扭曲资源配置，并且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就业增加与工人工资上涨的规律，因而改善收入分配。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并没有证实这一点，事实上，代表低要素成本的增长模式的利益地方政府、外资与城市工业资本家结成联盟，剥夺农业利益，抽取农村土地资源，人为地将城市农民工工资压在劳动力价值以下，保持现行的收入分配格局与发展模式。

3.从低劳动成本导致的二元生产结构来看，非技能工人的经济地位难以根本改变。王子君（2002年）提出的模型揭示了这点，技术革命中新出现的机器是只能由具有一定技能的工人来操作的，这种技能的获得是昂贵的。由于认知能力的不同或者是进入信用市场机会不同，劳动力获取这种技能的成本也是不同的。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产生二元的生产结构，其中技能工人（即学习成本低的工人）运用新技术进行生产，而非技能工人（学习成本高）仍然依附于旧的生产工具。技能工人相对于非技能工人获得了额外的收益，这一技术外溢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对于既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来说，新技术是有效率的，在运用前沿技术的部门，资本/劳动力的比率更高，因为资本从非技能工人流向技能工人，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差异使非技能工人的不利条件更加恶化^[21]。二是，工资的差异增加，促进边缘的非技能工人向技能工人转化，如果工人从非技能到技能部门的转移提高了整个资本回报率，部分或全部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所有的工人都会转到技能密集型部门，老的技术最终被抛弃。但由于我国采取的是一种低劳动力成本发展战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非技能工人由于工资水平低仅仅维持甚至压低于劳动力价值，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经济会持续保持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地采用新的生产技术，部分工人的生活际遇持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