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究竟是导致和谐还是导致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1]，西方主流经济学由此形成了和谐与冲突两个理论派别。和谐理论路线，历经巴斯夏经济和谐论——凯里利益调和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帕雷托最大化原理——克拉克边际生产力分配论——马歇尔“四位一体公式”力图论证资本主义和谐性和分配的公正性[2]。激进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中也包括某些主流经济学派成员）是另一条理论分枝。以冲突理论的典型“李嘉图悖论”为例，该定律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先进生产力也是消除不和谐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以阶级对立和分配悬殊为代价，这又会导致不和谐。因此，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怪圈，在某些观念、生产关系和具体政策上作了局部改变、调整与变革。比如，发展生产力、全球化扩张、扩充中产阶级、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观。美国为此耗费了一个世纪，韩国大约1/4个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上，即从“李嘉图推进”转向“次帕雷托推进”、从西方市场理论与制度的借鉴性移植转入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从增量改革转入存量改革，从保持比较优势到追求竞争优势，从体制外渐近式存量改革到体制内激进式改革，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深层次矛盾尤其是分配问题凸现，使得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如何在突破李嘉图怪圈作出历史性贡献，促进经济和谐，成为当前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那么，从什么角度界定经济和谐？经济和谐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如何实现经济和谐？学者们的研究角度和看法很不一样。一些研究从现实中国问题出发，提示当前经济运行非和谐的某一方面。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年）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有关的政府责任入手，指出当前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不足，是导致经济非和谐的重要原因[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从生产物价指数（PPI）与消费物价指数（CPI）的背离入手，认为民营经济投资的不足以及资源供给部门的行政垄断所产生的粗放型投资，导致粗放增长中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协调[4]。贺伯峰、梁少群（2006年）认为，投资与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路径依赖，这是由政府的政绩追求、投资主体的非社会化、社会转型的艰巨性等因素所导致，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对策在于寻求经济的自稳定增长[5]。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涉及到中国经济非和谐方面，是本课题研究的有益参照。另一些研究从系统论角度来界定经济和谐，比如，桑振中（2006年）根据阴阳五行认识论，发现了经济运行系统与五行系统的“同一性”，即经济运行的五行系统，提出了实现经济和谐的三才、五行模式，为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提供了一种系统分析思路与方法[6]。巫继学（2006年）认为，建立和谐经济，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逻辑起点，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社会之间的关系[7]。也有的研究人员认为，社会的资本，人力资源的分配，流向比例关系最终决定社会的和谐程度，而这个比例关系可用数学中的素论来解决，如有的研究者将n/log n（log n为n的自然对数）作为决定和谐的基本比例。关于经济和谐的机理，研究的视角更不相同，肖文海（2004年）用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与冲突决定理论模式作为分析经济和谐的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来自于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互动作用原理[8]；姚慧琴（2006年）对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批判，认为，马克思“分工——分配”的劳资关系模型是分析经济和谐的主要机理，当前经济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分工个体无法分配到自己参与的剩余，导致剩余价值的贡献者与分配者不对称[9]。也有从资源性产品与公共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角度作为经济和谐机理的研究，如戴冠来（2006年）的研究认为，目前资源使用浪费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反映资源稀缺度的资源价格体系[10]。曾广录（2006年）认为，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价格虚高是造成城乡消费不均衡的主要原因等[11]。关于如何实现经济和谐，学者们的观点更是莫衷一是。冯涛、朱旭光（2006年）认为，建设和谐经济，需要架构与市场经济相一致、完善而定型的利益制度体系。具体包括利益表达与均衡制度、利益激励与约束制度、利益协调与整合制度、利益保护与救济制度[12]。李义平（2006年）认为，市场经济的和谐来自它的制度和道德的和谐[13]；周肇光等（2007年）认为，必须建设和谐经济的微观基础，而协调所有制形式，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关键因素。周小亮（2005年）认为，要以系统性、对称性、互补性、和谐性和整合性为特征来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利益兼容基础上的效率与财富增长[14]。(www.xing528.com)
从经济和谐的研究现状来看，关注和谐经济运行的学者不少，对于经济和谐界定也从偏向于国民经济运行的某一方面的非协调问题偏向于关注经济系统的和谐，力图采用系统论的方法来界定与实现经济和谐。但这些研究也没有上升到经济学机理剖析的深度，对和谐经济系统的生成机制研究不够，表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和谐的研究。
我们认为，经济和谐的根本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和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出发，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作用来界定经济和谐。经济系统的和谐首先要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这是经济系统内部的和谐；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经济系统与政治法律系统的和谐。因此，实现经济和谐就是要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内部不适应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方面，使得整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处于和谐运行的状态。在信息化背景下，技术创新过程加快，世界新技术与新产业层出不穷，如何应对这种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对中国收入分配关系、就业与劳动关系、市场交换关系以及相应制度措施做调整，缓解我国旧增长模式下越来越紧张的利益冲突，这对于促进经济和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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