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制度创新对上层制度创新的张力

三、下层制度创新对上层制度创新的张力

根据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制度的技术互补性概念，下层制度，也就是在经济交换域内博弈均衡所产生的一系列可自我实施的规则，最容易受到新技术的影响，这一点在分析信息化对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集合及其报酬函数时已有说明。但是上层制度，即由政治域以及社会交换域博弈均衡所形成的规范、行为准则与意识形态对技术环境的变化确有相对的稳定性。当诸如信息化一类的通用性技术发生转换时，经济域内参与者新的行为选择集合及行为规范就会受影响，并传递到政治域与社会交换域参与者的选择参数，两者的碰撞产生上层制度变迁的动力。

在知识分工及其合作的新阶段，原有共同信念处于断裂阶段，动荡不安与新的共信知识正在形成过程中，由此产生的张力传导到政治域与社会交换域，引发冲突。例如，在非洲的乡村地区，年轻人在经济上供养老人，作为交换，老人给年轻人传授长期积累的农业技术。在这些地区，社会保障体系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使得老人享有社会尊重。可是，在引入机械化技术时，老人担心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会迅速贬值，因而极力阻挠。另一个例子是前苏联领导人因为担心信息技术的传播会影响集权的意识形态而对计算机的推广持否定态度，致使前苏联在信息时代的竞争中落伍。这些不允许创新活动的高度封闭的社会交换域难以承认新技术造成了制度变迁压力，表明生产关系的创新必须能适应生产力进步。

在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与冲突决定理论模式中，通用技术的革命性转换引起要素相对稀缺性与交易费用的变化，从而使得生产关系发生调整，而产权制度、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却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两者不一致的可能是信息化与政府制度创新张力的根源。在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危机中，参与人关于博弈的状态缺乏清晰的预期，这时将存在一定的余地让竞相争当“聚焦点”（Focal point）的外生性符号系统发生影响力，从而为政治域内各参与者提供了广大的创新空间。按照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制度生成理论（何俊志2003年），下层制度创新导致上层制度创新是通过冲突与政治设计所形成的，新技术的出现与新观念的输入可能会使旧制度下的某些集团去重新思考它们的利益，并引起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对原有制度的新改变。制度是在冲突中形成的，是某种观念的产物，新制度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新观念为精英和大众所接受，进而实体化或外在化为制度的过程。由于现实中的任何一种制度创新都是在充满旧制度的世界中进行的，任何一种观念的流布也必然要在现有的制度通道中展开，任何一种观念也都必须要翻译成适合于某种制度结构的口味后才能为制度通道所接纳。西肯科在运用豪尔等人这一框架分析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时，进一步将观念外化为制度的过程细分为三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某一制度框架下首脑及其顾问接受了某种新的观念，并试图利用这种新观念来改造现存的某种社会经济形势；第二步，新观念利用旧制度所提供的组织基础来产生出某种新的政策；第三步，如果这种新观念影响下的政策能解决现存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与旧制度下的精英群体意识形态不产生冲突的话，那么这种新观念有可能被精英们进行渲染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固定化，新观念开始对旧制度的意义进行重新解释，开始利用观念来审视旧制度，最终导致旧制度的意义改变或局部调整^[8]。

历史制度主义者观念形成制度的理论可以为主观博弈均衡以及制度变迁的认知机制作一个注解。在博弈论视角中的制度观里，认知危机发生后，各个参与者会寻求出路，此时他们可利用各种信息以影响与预示未来的博弈规则，政治家也会采取一些象征性的行动来示意未来的变化。如果某种新试验与现存制度间存在兼容性，就会成为新的聚焦点，表现出新观念促进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性。由不同的政治方案为争夺对新政策的影响而相互竞争，最终是否形成新的均衡取决于学习、模仿、适应和惰性如何在经济交换域、政治域以及社会交换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新的主观博弈模型要达到均衡，必须启用新的行动决策集合所带来的报酬函数对所有的相关参与者是否足够大，以及报酬分配是否合于他们对“公平”的理解，这个过程也酿造了冲突的可能性。

【注释】

[1]文森特·奥斯特洛姆：《制度分析与发展：重新思考选择的条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3页。

[2]Oakerson，Ronald J.（1986）“A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Common Property Problems.”I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Management.Washington，and Choice，San Francisco：ICS Press.(www.xing528.com)

[3]戴维·菲尼：《制度分析与发展反思——问题与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4页。

[4]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8页。

[5]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24－325页。

[6]盛洪：《人手的分工与人脑的分工》，《经济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何俊志：《论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生成理论》，制度经济学年会会议论文2003年，中国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