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与制度创新：路径选择与增长方式

一、制度的层次性与不同层次制度的技术互补性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2001年）区分了制度的宪法层次、集体行动层次再到操作层次等选择层次^[1]；类似的，就公有财产资源管理的决定安排分析而论，奥克森（Oakerson，1986年）具体说明了三类规则：一是用以控制集团内部进行集体选择条件的规则；二是用以调节公有财产使用的操作规则；三是统辖该集团同其他各集团和政府当局的关系的规则^[2]。诺斯（2003年）将制度分成宪法秩序、制度安排以及规范性行为准则，宪法可定义为对集体选择准则的规定。它是制订规则的规则，具体包括规则的制定、规则的应用与规则的坚持与评判。这些规则，一经制定，就要比它们为根据制订出来的操作规则更难以变动，因而变化缓慢。制度安排是在宪法秩序框架所创立的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受宪法秩序制约并在宪法制度框架下运动。规范性行为准则跟宪法秩序一样，也要比制度安排变化慢，由于它能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并节约统治的服从成本，规范性行为准则对赋予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从合法性来说是很重要的（戴维·菲尼1992年）^[3]。对于制度不同的分类方法是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需要，西方学者的分类是对应于其制度变迁的行动集团理论；而我们的聚焦点在于信息化与制度创新，或更为广义的，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这里，本书尝试提出制度的技术互补性这一概念，并根据这一概念把制度分为下层——处于经济交换域的制度与上层——处于政治域与社会交换域内的制度。

技术是一种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由于技术总是存在于经济社会环境中，而不同的社会对不同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及其组合方式有不同的判断。因此，我们把技术定义为决定生产函数性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产出参数的认知能力。一种新的技术意味着人们在将不同的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并产生出不同的产品集、或是在改变生产函数的产出能力与产出特性具备了认知能力。采用这种定义的好处是避免了技术主义者的简单倾向。在技术主义者的视角里，似乎新的技术总是无可置疑地能带来效益，一点也不存在不确定性，而不采用新技术的原因总是因为人们的无知与社会的落后导致的生产方式无法跟上新技术步伐。而在我们的定义里，技术只是一种认知产生新要素组合的能力，而人总是有限理性的，不确定性的存在会使得经济上对整体社会有效益的技术无法被接纳。本书正是将不同制度对一种新技术的认知能力与接纳程度定义为制度的技术互补性。为进一步说明这一概念，我们从鉴博弈论视角解释一下“域”这一术语，“域”是由参与人集合和每个参与人所面临的可行的行动集合组成，参与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组织。由于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特征、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行动可能集合，而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集合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函数，给定各个经济主体对不同后果的偏好秩序，两者结合形成了报酬函数。基于参与主体最大化现期报酬或现期与未来报酬贴现值最大化的假设，不同的参与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行动集合，由此形成不同的均衡策略，这种均衡策略又会被参与人的主观信念所认同，并进而强化原有的行动集合，由此形成了制度（青木昌彦2002年）^[4]。在这种博弈论视角的制度观中，不同的博弈域既有相对独立性，而一个域的均衡策略与博弈结果又会影响到其他域博弈参与人的行动集合，呈现出整体制度联动变迁的机制，有利于阐明制度的技术互补性这一概念，并适合于我们用来分析技术对不同层次制度的影响。(www.xing528.com)

人类博弈所在其中的域可粗略地分为经济交换域、政治域以及社会交换域。在经济交换域策略参与人的行为是对称的，而且参与者可以有自由进入或退出交换域的选择，是可变的，因此人们在经济域博弈均衡所形成的制度与规则最具有可变性，容易受到技术环境变化的影响，处于制度层次的下级。但是在政治域，参与主体的行为对称性并不明显，这是因为政府的行动集合包括单方面地将私人参与者的财产转移给自己或其他参与人（如税收、补贴和罚金等），强制动员私人参与者的服务（如服兵役）、对私人参与者施加有组织的暴力和垄断供应某些服务。因此，在政治域，参与者没有自由进入或退出的选择，因而在政治域形成的制度（或称上层建筑）具有强稳定性，对环境变化不敏感。而社会交换域所影响与制约的制度构成一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与文化模式，具有最稳定的性质，处于制度层次的最高级，经济交换域与政治域的博弈过程往往就嵌入于其中。一种技术的变化往往首先影响着经济交换域，并进而重塑生产组织方式，使得在旧的生产组织方式下积累的人力资本过时，由此产生经济交换域内各行为主体的认知危机——一种旧的博弈均衡现在不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再制约参与行为主体行动决策集合的状态。制度危机引发参与者试验新的决策集合，而新的均衡决策集合——一种可自我实施的新信念，其形成取决于一个模仿、演化的类似自然选择的过程。一旦经济交换域新的博弈均衡达成，就会改变相关政治域乃至社会交换域的博弈参数，引发出政治域与社会交换域的认知危机，从而在政治域、社会交换域形成新的博弈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