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
李安胆大，敢拍抗战中的乱世佳人，而且拍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易先生和红粉杀手王佳芝的男欢女爱。抗战片不好拍，许多被拍成了闹剧和滑稽剧，很不严肃，对不起我们的死难同胞，也让那些外国人看轻我们。我一直不懂，我们自己个人的痛苦深藏心中，轻易不向外人道，为什么对于民族的苦难，却信口胡说？
日军在“二战”期间是一个残暴的敌人。对于残暴的敌人，只能用实力说话。两颗原子弹是对他们最好的回答！对日本侵略者的任何多余的描述，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亵渎。有的电影还要帮日本人做心理分析，让鬼子在影视片中大段说话，说日本话，还让鬼子配备了鬼子当时本来并没有配备的精良武器，表现鬼子的“神勇”，以反衬我们的部队克敌制胜，无坚不摧。但实际效果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抗日战争的题材，不能拿来拍娱乐片。
抗战是一个必须小心翼翼来写的题材。抗战之所以难写，在于战争的极端残酷，人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一流作家怕写抗战。张爱玲没有正面描写抗战。钱钟书这样的大师，对抗战这个题目碰也不敢碰。《围城》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但《围城》中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没有提到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抗战的话题实在太沉重，许多人不敢去碰。我以为这是对的，至少说明钱钟书对一个严肃的话题心存敬畏。既然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既然我们还没有勇气面对历史，那么还是暂且不谈的为好。
一、用细节说话
抗战是沉重的话题，李安小心去拍，轻轻地去拍，经常是通过细节说话，借助台词说话。比如男配角邝裕民的台词，他对女同学王佳芝发誓，说“我绝不会让你受到伤害”。明明他已经将女同学推入火坑，命在旦夕，却还要对她起誓。
命运经常捉弄人。在对待王佳芝的问题上，汉奸易先生至多是好猎色，最后对佳人还有些心动。反倒是爱国青年邝裕民要把王佳芝往火坑里推，要她充当杀手，要她去送死，而且逼得她失身、失节。这是一个中国男人很悲哀的地方，自己不能伏尸两人，流血五步，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女人推到前面当诱饵。皇帝也是这样，明明是送上女人和亲，但却非要觉得自己是文治武功，伟大得不得了。
邝裕民要杀汪精卫手下的汉奸，但自己发表豪言壮语的时候，脱口说出的是汪精卫的诗句：“引刀求一快，不负少年头”。现实中有很多错觉。李安有经验之谈，说是“旭日东升和夕阳西沉的画面难分轩轾，所以我们用太阳安息的刹那来替代晨曦微露。”（张蓓靓，《十年一觉电影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色戒》小说中张爱玲的说法是“特务不分家”。邝裕民要救国是真心的，他错就错在强迫别人以他的方式去爱国、救国。
李安攻击重庆来的特务头子老吴时，也是不露声色，通过细节说话。王佳芝有一封家书，请老吴代为转交其父。老吴满口答应，还向王佳芝保证，事成之后，送她去英国与父亲团聚。但老吴转身便将信烧掉。老吴是个职业杀手，但自己却躲在幕后遥控，把几个没有经验、混混沌沌的大学生推到前面。
王佳芝是被同学利用，而她的同学又被重庆来的老吴利用。老吴又被谁利用呢？或许老吴利用别人，又被人利用？危险关头，老吴溜之大吉，丢下几个大学生送死。杀来杀去，杀到最后，与最初的目的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真是令人叹息。“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杀了一个易先生，又有何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有一句名言：“我不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赴死，因为我有可能信错了。”
《色戒》并没有刻意贬低或美化某一类人。李安自己认为，“创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现成观念的”。艺术作品需要矛盾，需要冲突。电影《色戒》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男女情仇自有艰难的选择，特工职业云谲波诡，每一步都是何去何从的难题，而战争又把人的困境推到极致。李安将三种困境放在一起，把人物推到了两难困境的崩溃境地，成为莎士比亚“是，或者不是”的经典表现。李安本人的状态就是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喜欢走在边缘地带或者是灰色地带”。
但冲突必须合乎情理，否则观众就很难接受。王佳芝为什么甘愿舍命送色？为什么一再被人利用，却无怨无悔？很多观众看不懂其中的玄机，看不出王女士有什么动机？为了帮助观众转弯子，编导安排了不少床上戏，作为思想过度的可信理由。但如果只看删节版，就看不到这些激情部分，也无从判断该过度是否合理。李安还精心编制了台词，王桂芝向上级汇报思想的时候表示，易先生是“比谁都懂假戏真情”。
可观众还是想不通，尤其是漂亮的知识女性想不通。王佳芝为什么要舍身忘我？她们大多认为，除了那只漂亮的大钻石戒指，找不出任何其他令人心动的理由。容貌、学历和智商如王佳芝者，绝不肯听命于他人，绝不会死心塌地地为他人卖命。现实中应该是她们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漂亮的知识女性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会那么傻”。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君不见，今日条件不如王佳芝女士者，择偶时也以嫁给欧美男士为首选，退而求其次也要嫁给美籍华人，年龄相差大一点也无妨，只要人“好”就行。她们其中一些嫁得还很成功，让人不服不行。
编导与谍报人员有相似之处，两者必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否则观众就会有疑问，存疑太多就影响到对影视作品的欣赏。但无论如何，男女观众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影片批判了中国的男性。三个人物中，观众只同情王佳芝。这种批判有现实意义。
《色戒》是男导演拍的电影，是男性在揣摩女性的心理，难免会有牵强之处。有人甚至批评李安是中年危机，必须通过拍三级片来寻找平衡。话说得虽然不好听，但只要在思考就好，思考比重复既定回答更为重要。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是这样说的：“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危害的总和。”
二、海风吹水都成泪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海风吹水都成泪。我们的苦难太多，有那么多的死难同胞，生者也生活在禁锢和屈辱之中。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我们还给妇女缠上小脚，她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被缠上小脚，我们还要美其名曰“三寸金莲”——妇女缠脚的民族，其思想难道会不被禁锢？
有苦说不出也是一种屈辱。我们是一个失语的群体。这个世界上的苦难民族，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歌谣。俄罗斯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捷克有米兰·昆德拉的《难以忍受生命之轻》，波兰有肖邦的钢琴曲。我们有这样伟大的作品吗？没有。叙述苦难的过程，也是心理恢复的过程。爱国的方式不能被垄断，高唱赞歌是爱国，悲歌一曲也是爱国。
李安努力讲述一个悲情故事。女主人王佳芝公本是一个淑女，玉色温温，静始闻香。其家仇多于国恨，虽然没有舅夺母志，但远在英国的父亲却另结新欢，不接女儿去英国。无祖母可以相依为命，只能寄人篱下，住在舅母的家里，年青的知识女性蓬头垢面，形同村姑，心中之凄苦，不难想象。她的悲剧虽不始于战争，却因战争而加剧，继续求学只能是学日语。再见到邝裕民的时候，她已经是万念俱灰，却又被她曾经暗恋过的同学送上了死路。李安是借助视觉艺术讲述悲情故事，而诗人的笔下也有同样的意境。
又向天涯剩此身，飞来明月果何因。
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
生离死别太频频，南去北来如梦梦。
年年此泪真无用，路远难回墓草青。(www.xing528.com)
李安很会营造气氛，借助气氛讲述故事。他营造了两种气氛：一是杀气，再就是温情。影片一开始就充满杀气：背着长枪的士兵和挂着短枪的大汉充斥整个画面。杀气是张爱玲小说中原有的。按李安的说法，《色戒》的“杀气是很重要的……我们进去以后，从地狱走一趟再出来，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人还是有感情的……”（《万象》2007年11月）
《色戒》的温情有时是很抒情的。小说和电影的结尾都有抒情的一面。小说中三轮车的“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的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在这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小说的意思在电影中表现出来，真的是一种诗意，重新转换为文字就是：“青山隐隐孤舟微，白鹤双飞忽相见”。王佳芝有理由高兴啊，因为她放生了，留了易先生一条活路。她做了一次强者，易先生的生死，在她的掌控之中。王佳芝大多是受人摆布，这次她做了一次顽强的选择，她真爱了一次。真爱是对命运的抗争，即使爱错了一个人，那也是抗争。
影片温情的一面来自李安本人，来自他的文化背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许多年来，我们在台湾承继了文化中国的古典养分，同时也吸收了美、欧、日……的现代文化，个中带有舒缓、亲切的特质”（张蓓靓，《十年一觉电影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页》）。是的，在李安的作品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舒缓、亲切的特质”，而这正是我们的人民艺术家所缺少的。我们的人民艺术家不乏才气，但总是免不了匪气、霸气或痞气，总喜欢居高临下，强加于人。李安不同，讲故事娓娓道来，平易近人，有一种平等的态度。
三、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
有人批评说，李安的《色戒》是用中国人的裸体取悦西方人。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什么根据。事实上，《色戒》在西方并不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影片。不错，该片得了维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但美国《时代》杂志的影评说李安是在尝试将三级片提升到艺术高度。《纽约时报》的影评更加负面，说得《色戒》一无是处。导演导不好，编剧编不好，演员演不好。文章批评李安是“一个好导演的努力用错了地方”。编剧则是编造多于内容……给张爱玲的原著添油加醋，提升性内容。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色戒》演员也是张冠李戴，女主人公“狡猾、反复无常、投怀送抱，又能暗藏杀机，想入非非，充满情欲，这等角色由汤唯来演实在是难为她了，汤唯嘴唇漂亮，弯弯如月，举止温雅，不适合扮演这等角色”。故事当然也不好，电影不短，故事讲了158分钟，也没有能够使人信服。
美国的一些影评即使是说了一些好话，也让人感到是明褒实贬。比如老曹被杀那场戏，美国《新闻周刊》就说这段很来劲。一群爱国大学生手忙脚乱，慌慌张张地杀了想告密的老曹。影评家说这段戏出乎意料，看了很过瘾，这些场面再多些就好了。
李安在台湾面对本地采访的记者，曾经忽然声泪俱下，说是他只在乎家乡人的看法。李安没有缘由的激动，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不过《色戒》在美国颇受冷遇，而李安在台湾没有因为《色戒》一片而受到非难，那他热泪长流就不太奇怪了。
许多内地观众倒是对《色戒》产生了共鸣。为什么呢？我以为，《色戒》是一部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至少首先是拍给中国人看的。李安自称《色戒》是部年代剧（张蓓靓，《十年一觉电影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片中有很多画面是历史的剪影。比如，后撤的大学生与开赴前线的部队交臂而过。开赴前线的士兵头戴从德国进口的钢盔，身穿鲜亮的军服，威武雄壮，军歌嘹亮。李安有国军情结。李安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学校长，当时在国民党中应该算是相当级别的中层干部。
学生和士兵的士气都很高昂，但并不悲壮，反倒是洋溢着许多节日气氛。他们有理由高兴。他们为崇高的爱国热情所激励，抗战军兴伊始，持久阶段的艰苦考验还没有到来。同时，普通军民也暂时摆脱了统治者禁锢他们的桎梏。为了调动民众抵抗入侵者，统治者暂时放宽了对民众的控制。
《色戒》是个历史情仇故事，有强烈的怀旧气氛。今天的上海已经放大了许多倍，其标志性建筑是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从金茂大厦上往下看，白渡桥小得像玩具。但此桥曾经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也是有民国情结者的怀旧坐标。白渡桥李安拍得很认真，桥上的人物、车辆熙熙攘攘，都是民国格调，非常逼真。看得出来，《色戒》拍得不惜工本。反正李安是名导演，有的是钱，可以尽情挥洒。
影片的许多人物、道具、台词，也只有中国人才看得出来。易先生的办公室内有“平等、博爱”等口号，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看后我的感觉是，主义和口号是多么的苍白，随时可以被人利用。这点外国人不懂。
中山装也给人恐惧的感觉。《色戒》中的保镖和特工干部，大多身着中山装。想想也是，历史上那些喜欢穿中山装的人，就没有几个好人。他们总说自己是爱国家、爱民族，穿中山装就是爱民族的表现。其实他们是爱权力，爱钱财，有的也爱美女。中山装是地位和特权的标志。我以为，刻意打上的符号和标志大多不是什么好东西，而刻意在别人身上打上自己符号和标志的人，大多也不是什么好人。
四、“每一个哨兵都有可能叛变”
《色戒》的男主角易先生是个汉奸，所以影片有争议。可是李安并没有美化易先生。李安只是说，易先生对美人有些动心。美人曲意逢迎，投怀送抱，不由他不动心。如果易先生不动心，真的坐怀乱，那倒真的是有点在美化他了。那么我们又为什么紧张呢？
那是因为影片把着眼点放在了每个观众身上。“重兵围困的危城之内，每一个哨兵都有可能叛变。”（格拉厄姆·格林）。故事结尾时，大学生一一落入敌手，重刑之下，大多开口——“口供都对上了”。临死之前，除了王佳芝和邝裕民没有哭，另外几个大学生“杀手”已经崩溃，痛哭流涕。
在声讨别人是汉奸的时候，我们恰恰忘记了一个最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自己会不会叛变？我们自己会不会背叛？或许并不是背叛民族，而是背叛自己的亲人或朋友。我们逼着孩子死记硬背，学很多无用的东西。我们的孩子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如果我们不能解救他们，为什么还要没事偷着乐？难道没有偷着乐吗？做父亲的不是开着国内组装的外国品牌汽车，叼着烟卷，喝着小酒吗？有的还要讲黄段子，以示自己是个大老爷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男女之间的背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主义之说我们也经常变化，但对自己孩子不好，那是最大的背叛——动物尚且不伤害自己的后代。
“如果麻烦在所难免，就让我有麻烦好了。让我的孩子有安宁。”这是美国先哲托马斯·培恩的一句名言。“让我的孩子有安宁”，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恐怕没有。凡遇到困难，我们总是要击鼓传花，将问题往后传，传给我们的子孙，传给我们的后代，还要美其名曰“慢慢来”。可我们破坏环境的时候，我们破坏我们子孙的生存环境的时候——也可以说我们掠夺我们子孙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可是一点也不慢啊！这难道不是一种背叛？如果自己是个懦夫，切不要热衷于评判别人没有勇气。
日常生活中，多数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呢？李安本人对此就有切身体会。当初李安客居美国，在他成为美国人之前（当然，他很可能还有还乡证，保留了爱我中华的权利），也是离乡背井，几成丧家之犬。成名之前，他曾经在家蛰居六年，靠妻子的薪水和亲友的接济度日。其心中之苦，可以想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五、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
《色戒》再有争议，也应该算是一部成功的影片让那么多的人看过这部电影，谈论这部电影，产生那么多的联想，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心人会看出许多不同的意思，欷歔不已，希望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慨。我想，汉娜·阿伦特的一段话是很好的诠释：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是的，“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人世间可以是很黑暗的，需要光亮，需要温暖。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那也是伟大的力量，远比轰轰烈烈的伟业更加具有生命力。是的，“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张爱玲的生命和作品是这种微弱的光亮，李安的《色戒》是这种微弱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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