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问题，法官实事求是

法官谈股市

中国股市何处去？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各路豪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2007年6月25日股指直下4000点。各方策士、方士和术士谈得很多，主要是讨论如何大、干、快、上，主旨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很少有谈熊市善后问题的。也有例外，《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6月25日报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他们大量审结的案子，对公共‘敏感资金’进入市场发出风险预警”。法官非常实事求是，他们看到牛市过后的问题。法官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这一轮牛市又会产生多少新的证券类案件，会积累多少风险。”多好的法官啊，为股市之忧而忧，焦虑心情，跃然纸上。

但钦佩之余有些难过：法官本该高高在上，怎么会到前台来做宣传工作呢？对于上海法官的评论，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人士也感到非常惊讶。首先，除非是个案判决，法官在具体问题上表态多有不便。即便是个案中判定是非，法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原告找上门了，不断不行。个案之外，为什么法官对是非问题很少表态？不是法官没有想法，而是大多数情况下，说了也没用。比如中国的股市问题，法官是说话了，但说了也没用，怕是不能阻止炒股的疯狂。知其不可而为之，就会自损权威。法官谨言慎行，也是担心他们说得一多，会干扰政府其他部门的战略部署。

其次，法官与现实应当有距离，距离增加权威感。过去兄弟分家，经常请舅舅来居中调解。为什么请舅舅呢？为什么请舅舅而不请叔叔呢？距离是一个原因。平常舅舅不与外甥住在一起，所以矛盾比较少，利害冲突也比较少。离得太近就会有矛盾，与舅舅太近也会发生冲突。《陈情表》中就提到“舅夺母志”，说的是李密幼年丧母，母亲回到娘家后就被逼改嫁——还不是因为离得太近？

再者，有道是言多必失。小头目话比较多，有的还张牙舞爪。但老大话一般比较少，讲究不怒自威，不露声色。影片《教父》里的那个教父就是这样。法官也应该是这样，威而不怒，高深莫测，千万不要露了马脚。

但法官不是不说话。法官用文字说话，法官躲在判决书后面说话。判决书是法官的挡箭牌——个案不断不行，这是法官的职业，是社会交给法官的责任。判决书还有磁场。美国一百多年前的判决书、甚至是两百多前的判决书，人们今天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一好的判决书，就是一篇好的法律评论文章，可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阐述法官所关心的问题。法院的判决书不仅需要平息个案中的争端，也可以在宏观层面起指引作用，起到打击敌人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以判决书说话，不仅是美国和英美法系国家法院的做法，国际法院、区域性法院以及一些大陆法系国家，都有说理充分的判决书。

法院判决书出来之后，法律教授们还会对其进行综合梳理，并加以阐述和发挥。不过中国教授对法院判决书的评论文章甚少。一是中国教授太忙，教育产业化，教授忙着承包和转包各种项目，忙着筹集资金，无暇他顾啊。教授有那么多的博士、硕士，那么多的弟子在等米下锅，嗷嗷待哺。更重要的是，中国法院的判决书过于简单，说理部分尤其欠缺，即便是判决书一纸在手，读起来也让人不得要领。

那么公开场合美国法官是否就从不发言？不是的，美国法官也会公开发表讲话，美国法官也有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时候。不过即便是公开发表意见，美国法官通常是在小范围内吹风，在法学院或是学术界的小圈圈内高谈阔论，而且他们大多讲些哲学问题或是技术性很强的问题。比如美国的斯卡里亚大法官，他所津津乐道的就是如何解释《宪法》：是狭义解释，还是广义解释？当然，这种讨论也是暗藏杀机，只不过说话留有余地，没有什么破绽。

上海法官的收入和法官的专业水平在全国都是领先的。这次上海高院的法官借新闻发布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然有其考虑。法官是一种无奈，表示许多情况下他们无力判案。据报道，“过去四年上海高院查处的107件公共资金入市案件，总标的超过60亿元，却无一人承担法律责任”。

最高法院还有“三中止”的规定，就是“在一定期限内，对以风险处置阶段金融机构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暂缓处理，已经受理的中止审理，对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中止执行”。按照这个指示，原告的诉权受到很大的限制。拖延是最可怕的拒绝。英国人威廉·戈莱德斯通有句名言，“迟到的正义，是被拒绝的正义”。最高法院的“三中止”一定有其理由，如果能够在判决书阐述并论证这些理由，那该多好啊！(www.xing528.com)

其实，不仅是证券诉讼审理起来很难，就连遇到普通民事纠纷，民众也难以借重我们的法院、法官。有时航班延误，乘客为了索赔，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坐在飞机上不肯下来。长途旅途之后旅客多半是很疲劳了，而且从法律上说，占据飞机或火车造成损失，有可能成为新的诉讼理由。如果能够通过诉讼、通过法官的公正判决，乘客可以得到一个说法（不一定判他们胜诉），他们是不会滞留在飞机和火车上的。

多数情况下，旅客和承运人都没有选择到法院诉讼。为什么呢？是因为诉讼费太高？是因为没有惩罚性赔偿？还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法官。如果连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都有困难，证券案件审理起来就更加为困难。美国的证券诉讼也比较棘手，经常打到联邦上诉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那些鹤发童颜、智叟型或半智叟型的老法官们审理。

很奇怪，上了年纪的人，有时反倒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美国哲学家本杰明·福兰克林的体会是：“我曾经自以为是，但后来却发现自己错了……这种情况出现过许多次。年龄越大，越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对其他人的判断也就更加尊重。”老法官们不仅有智慧，而且有勇气——反正已经来日不多，而且人生和职业生涯都已到了顶峰（当然也是“尽头”），不可能再增高了，说真话并无多少顾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这里也一样，为环境和子孙哀鸣的大多是老人，而中青年都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么是忙事业，要么是忙炒股。

法官公正判案，也需要社会整体的支持。法官来自社会，不可能超越社会环境工作。比如证人出庭作证在国内是个难题。法学家现在竭力鼓吹制定证人出庭规则，要强迫证人到庭如实说话。但法学家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社会说真话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说假话则被视为臣服的标志，被视为是识时务的美德。试问，我们亲爱的法学家们说过多少真话？有哪一位法学家不是明哲保身？试问，民风如此，文化如此，书面上有一套证人出庭的规则又有何用？

我觉得在这点上其他国家比我们要强。一次几位中国朋友在美国出行，前后三辆车，因为第一辆突然刹车，后两辆接连追尾。路人就围了过来。不是来看热闹的，是来主持公道的。他们安慰后两辆车上下来的司机，说是事故全怪第一辆车的司机。有的美国人还自报电话号码，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作证。中国朋友道谢，但说明他们原是朋友。见义勇为的美国人听了很是失望，只好怏怏离去。

在日本我见过一次交通事故。东京市区一辆小货车行驰中擦到路上的一辆摩托车。货车司机下车与开摩托车的交谈了几句，两人便返身将车辆开到路边。没有争吵，没有人围观。换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当事人非把车停在原处不可，死等警察到现场处理。这些都不涉及对法官的信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起码诚信。双方都清楚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无理纠缠了。

我们社会的道德底线有多低，我们自己知道，法官不说我们也知道。普通人知道，金融机构也知道。所以我们的信用卡的信用额度很低，所以金融机构一直不愿开通个人支票业务。为什么到了股市就敢大干快上？股市真有什么不同？股市的魔力在哪里？

还有，既然在受理、审理证券诉讼方面难度很大，再考虑到我国目前道德底线的整体情况，股市大干快上是上策吗？这是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法官可以讨论。其实，从法官表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点他们的意思。但法官们没有展开谈。我以为法官可以展开谈。重要问题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重要问题需要耳提面命——否则如何振聋发聩呢？上海法官的水平全国领先，可以对我们耳提面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