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空前开畅的文化交流格局

第五节　空前开畅的文化交流格局

一、“伊斯兰世界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1254～1324年）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出生后不久，其父尼柯罗及其叔马泰奥赴东方贸易，于至元二年（1265年）到达中国的上都。元世祖忽必烈接见了波罗兄弟，向他们详问了欧洲的情况，并派出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要尼柯罗兄弟为副使代表朝廷随行。他们于至元六年（1269年）到达地中海东岸的阿克尔（今以色列海法北）打算会见教皇。但适逢新教皇尚未登基的虚位期，他们只得返回威尼斯。

尼柯罗归来时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听了有关中国的见闻后，十分向往中国。至元八年（1271年）波罗兄弟携马可·波罗东行，在阿克尔谒见新教皇歌里高利十世。教皇要他们回元廷复命。他们取道伊利汗国，经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之大不里寺）至波斯湾之忽里模子，再沿古代丝绸之路经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撒马尔罕）、帕米尔高原、巴达哈伤（今塔吉克斯坦之巴达贺尚省），进入元朝控制下之可失哈尔（今新疆喀什）。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行，经于阗（今和田）、罗卜（今若羌）等至河西，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抵达上都。在中国期间，马可·波罗得到元世祖的赏识，留在元朝为官，以官员的身份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游历了许多城市，如汉八里（大都）、上都、京兆（今西安）、成都、大理、济南、扬州、镇江、杭州、福州、泉州等，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同时他还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包括朝鲜、日本等在内的东方国家的情况。据研究证实，在中国的17年中他曾至少3次到过东南亚。

马可·波罗与其父、叔久居中国，思恋故乡。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伊利汗派使者来元朝请婚，忽必烈下令选少女阔阔真下嫁伊利汗。借此机会，马可·波罗一家人辗转返回威尼斯。次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爆发战争。马可·波罗参加战斗时被俘。他在狱中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经历，与之同狱的文学家鲁斯梯安诺笔录，于大德二年（1298年）成书曰《马可·波罗游记》。

从该书可以看到马可·波罗在自然地理学、地质矿物学等方面有独特的贡献。在途经世界最高的高原帕米尔高原时，他敏锐地观察并记录了高山对燃烧和煮物的影响。在这里就涉及到燃点和沸点的问题。所以，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记录并基本正确地解释了燃点因高山缺氧、严寒而变化升高的人，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记录了高海拔处煮食物熟得慢的人。马可·波罗在华寓居17年，了解到中国人使用煤的情况。在他以前，中外各国人民都已经在用煤，各国著述家对此也有所提及。但迄至马可·波罗时期，西方用煤还非常罕见，记载更是零星。中国用煤虽相对普遍，但记载也只是只言片语。中外著述家还没有谁象马可·波罗那样详细、具体、生动地描述煤炭，马可·波罗的记述增进了西方人对煤的了解，并传播了煤炭知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可·波罗是一位沟通东方和西方的伟大使者，是13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游记》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将富饶而瑰丽的中国乃至东方展现在欧洲人的面前，从而掀起欧洲人探寻通往东方新航路的浪潮。哥伦布因为相信马可·波罗的记载而向东远航，企图到达日本，最后发现了美洲。《游记》的诞生顺应了东西方一体化的趋势，从而也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二、吸收与传播：中外科技交流

由于元朝经济的发展、对科技的重视、疆域的空前广大以及交通的发达等因素，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空前活跃，科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科技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下面从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地理学、火药火器、建筑学等方面对元代中外科技交流情况予以介绍。

（一）天文历法的交流

中国历法家耶律楚材受回历中朴素的地球经度概念的启发，发现地上的距离与历法的推算有直接关系。中原的测算标准，在西域就会有误差，反之亦然。从而创造了“里差”的概念。到了元朝，蒙古统治者对西域阿拉伯天文历法更为重视，他们下令征召回回天文学家到中国，建立回回司天台等。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等应召东来。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忽必烈下令予以颁行。至元八年（1271年），元政府设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在回回司天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元廷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都城的“东墉下”建立了一座宏大的天文台。建台工程由段贞和尼泊尔建筑家阿尼哥负责，而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则新设计了一套天文仪器，总共有十七八种，也由阿尼哥监造。元朝时，中外天文历法方面的交流是相互的。元代是我国天文历法发展的高峰期，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中国先进的天文历法理所当然对阿拉伯诸国乃至欧洲的天文历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亚马拉格天文台在编制《伊利汗天文表》时，由中国天文历算学家与波斯、阿拉伯学者共同研讨编制。其中明显吸收了中国天文历法的成果。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也认为就日至测影而论，在13世纪当以中国四丈高表的测量最为精确。后来拉普拉斯论证自己的理论时，引用了这次测量的结果。他说：“公元1279年到1280年期间的观测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的高度准确性，也由于它们明确地证实了地球轨道倾角和轨道偏心率自那时迄今的缩小。”元朝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于1367年为重新装备元大都天文台，建造了“简仪”，此举使其成为赤道式装置的创始人。这一装置在此后牛顿时代的大型望远镜中一再被证实是最有价值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卡西于15世纪初编制的著名的《兀鲁伯星表》4卷，第一卷就论述了中国历法。这无疑是元朝天文历法对外有重大影响的又一佐证。

（二）数学交流

13世纪中国数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亦是吸收了阿拉伯代数、历算、几何和三角的一些成果。阿拉伯数码在元朝由于回回天文台的使用，渐入中国数学界并影响了整个社会。宋元之际，中国数学家使用0表示空位就是受印度、阿拉伯数学的影响。元代时，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也通过阿拉伯算学著作的介绍到达中国，成了元代数学家研究的命题和解算理论。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在计算编制《授时历》时，曾受到回回历算的启发，应用球面割圆术。此术是在中国传统计算法基础上的创新。另外，郭守敬还受哈桑·马拉喀什《允解算法》的启发，在计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时，开始应用对算弧三角法。与此同时，中国数学的伟大成就也传入了阿拉伯及亚洲其他国家。印度人在沙盘中利用位值制数数码进行的四则运算也和中国分数算法大致相似，分数的表示和四则运算也和中国分数算法相同。这种方法还通过印度陆续传入伊斯兰国家。

（三）医药学交流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及波斯的古代医学都很发达，很早就互相进行交流。到了元代，这种交流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蒙古汗国时期，汗廷中就有不少回回医生。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命回回医生爱薛掌管西域星历、医药二事，后来在至元七年（1270年）改置广惠寺“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及和剂”，并将爱薛在大都所设的“京师医学院”并入，仍命他掌管。广惠寺的主要职官有20多人，其间任职的均为回回医生。他们用回回医法，使用回回药物，医术很高明。元代回回医药学著作也有不少传入中国。元秘书监所存回回书籍中，有一种《忒毕医经十三部》，据考证可能是阿维森纳的名著《医经》。中国医学对波斯与阿拉伯国家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前述阿维森纳在其所著的《医经》中就广泛采用了中国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在元代也被译成波斯文。

（四）地理学交流

元代中外地理学交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于中外人士互相来往的频繁，出现了大批描写其所见所闻的游记性地理著作。中国人描写外国的地理著作有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而同一时期外国人的地理著作涉及中国的有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柏朗嘉宾的《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东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乞剌可思·刚扎克赛的《海屯行记》等。富有蒙古风格的中国元朝网格绘图法，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后，直接促进了欧洲诸国实用航海图的绘制。这对安全航行，扩大海运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火药、火器技术的西传(www.xing528.com)

我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主要是在13～14世纪由西征蒙古军传到交战国家和地区的，后来又由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西传。阿拉伯人对中国火器进行仿造，在火药与火器的制作方面，已与中国初级火药、火器的制作方法相似。在此基础上，仿制了类似中国突火枪的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当11世纪火药在中国的战场上雷鸣般轰响的时候，西方还不知道关于火药的知识。过了200年，欧洲的学者，首先是西班牙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著作，才知道了火药。至于火药兵器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已经是14世纪的事情了。13～14世纪时，阿拉伯人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战斗中阿拉伯人使用过各种火药兵器，例如1325年阿拉伯人攻击西班牙的八沙城时，使用过“火球”。它可以发出雷一般的声响，是一种燃烧弹。就在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欧洲国家才接触到火药兵器，开始学习制造火药和使用火药兵器。

（六）建筑学交流

元代随着大批阿拉伯人进入中国，其建筑技术也传了过来。元大都的设计建筑就有阿拉伯建筑师的贡献。元大都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但负责具体施工的有回回人也黑迭尔等。这一时期印度、尼泊尔等佛教区国家的建筑技术也传入中国。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主持建筑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就是以印度的宇宙观为建筑指导思想。中国的建筑技术同样也影响了别国。中国的工匠李春建造了赵州桥，这是世界上第一座石拱桥。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返回欧洲时带回了许多相关的报道，公元1300年后不久，意大利人效法建造了几座类似的桥，从那时起，这种造型在西方一直经久不衰。

三、元代汉文化的东流

在东亚世界中，朝鲜与日本由于和中国疆土毗邻，所以自古以来与中国的交流都十分频繁，双方在这种交流中互通有无，共同进步。汉文化在当时相对于朝鲜、日本的文化来说，属于高势能文化，因此，这种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是汉文化东流。元时期的文化交流，仍然保持着这个特征。

（一）与高丽的文化交流

元朝时期，程朱理学开始传入高丽，第一个传播者是高丽学者安珦。安珦是高丽大学士，曾出使元朝，在大都学习过中原文化。当读到新刊印的《朱子全书》后，他认为这才是儒学的正统，于是将《朱子全书》抄写回国，并在高丽太学进行讲授。他十分仰慕朱熹的为人，自号晦轩，寓意向晦庵看齐。安珦的弟子白颐还专门赴元，在大都居住了几十年，潜心钻研程朱理学，回国后继续传授。当时的高丽出现了一股学习程朱理学之风，学者蜂起，都以讲授朱子之学为己任。由于程朱理学有益于巩固封建统治，所以高丽统治者对其也十分推崇。

汉语在高丽很流行，至元十三年（1276年），高丽政府设立了通文馆，专门教授汉语语言，并且编辑了两种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乞大”即契丹，《老乞大》采集高丽商人到元朝大都经商的沿途用语，采用两人对话的形式进行叙述，包括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内容。全书近2万字，分上、下卷。“通事”即翻译之意，《朴通事》采用两人对话或一人叙述的形式，介绍了元朝的社会、风俗礼仪、生产生活、买卖、游艺、词讼、宗教等多方面内容。全书2万多字，分上、中、下三卷。通文馆的设立和汉语学习教材的编辑，对高丽人研究和学习汉语，更好地和中国进行交往、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高丽人特别喜爱汉文书籍，从王室到百姓，只要有机会都会尽力购买，禅位后在元朝定居的忠宣王就曾广泛搜集中国书籍。据记载，当时高丽人购买的汉文书籍主要有儒家著作、史书、名人文集、工具书、文学作品等等。元朝皇室曾向高丽王室赠送过大量的书籍，高丽忠肃王在位期间，元朝送去的汉文书籍达4371册，共计17000卷。恭愍王从中国回国时，也带去了大量获赠的元朝绘画作品。从中国传至高丽的典籍有力地推动了高丽社会文化的进步。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元朝和高丽的商贸往来也很密切。元朝向高丽输出大量的服饰、丝织品、瓷器、钱币、金银制品、武器、香料、葡萄酒、书籍等，高丽向元朝输出的物品有金、银、铜、铁、丝织品、黄漆、樟木、动物、人参、海产品、纸张、书籍等。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沉船，打捞出7168件器物，其中有6457件是中国瓷器，经鉴定，这些瓷器的年代都在元代中晚期。

元朝与高丽在文化与贸易上的频繁往来促进了两国科技的交流和学习。例如，现在在朝鲜半岛遍植的棉花，就是元朝时期高丽人文益渐从中国带回去的。高丽的历法也是采用元朝的《授时历》，高丽忠宣王居住大都时，得知郭守敬《授时历》的精确，就命令随行宰相崔诚之学习，使得《授时历》传到高丽。高丽的造船业比较发达，制造的战船规模大，速度快。元世祖就曾任用高丽人金方庆为元制造战船，高丽的造船技术传到中国。高丽也曾向元朝学习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技术，以提高高丽军队的作战能力。

（二）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这一时期两国在政治上屡有冲突，至元年间，元朝曾经两次对日本发兵，但是两国在贸易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却十分活跃。这种贸易往来分官方贸易与私人贸易两种形式。当时最大的官船是天龙寺船。日本对元朝输出的物品有黄金、刀剑、木材、屏风、折扇、螺钿、硫磺、铜与一些工艺品，元朝向日本输出的商品有铜钱、香药、书籍、经卷、锦绫、文房用具、绘画、茶叶、丝织品、瓷器等。

元与日本文化交流最突出的表现是两国僧侣的频繁往来。来元的日本人除了商人，最多的就是僧人了。日本幕府统治建立后，统治者就十分注意对汉文化尤其是儒学与佛学的吸收。日本人对佛教经典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入元日僧的主要任务就是历访江南的名刹古寺，修道参禅，收集佛教的经典经文和文物，同时学习中国的书法、绘画艺术、建筑技术和茶道等等。日本的圆光禅师在元朝生活了12年，开创了两国之间僧侣往来的先河。此后，来华的日本僧人越来越多。据记载，元代来华日僧多达220多人。还有不少僧人是被江南的秀丽景色所吸引，“并不仅是想要实际体验江南丛林的生活，而是羡慕江南山川风物之美，想要尽情领略它的风趣，为观光旅游的心情所驱使而去的”。（木宫泰彦，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元代僧人到日本的也很多，他们有的是元政府派去的，有的是日本政府招聘过去的。其中最著名的僧人是庆元普陀寺的一山一宁。由于当时元朝与日本修恶，而一山一宁又是奉元政府之命前去日本，因而一度被当作敌国使节流放在伊豆岛的修善寺，但不久就因为其博学多识而被日本政府释放并委以重任。一山不仅精通佛、儒、道及百家之学，而且熟悉野史、小说、乡谈、俚语，他先后担任建长寺、圆觉寺、南禅寺的住持，还曾在京都、镰仓的寺庙中开禅讲法。他的学问折服了当地的文人士绅，为时人敬重。一山死后，日本天皇赐以“国师”的称号，并建塔纪念，宇多上皇亲书“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予以褒奖。一山不仅成为日本一山派禅宗的开山始祖，而且由于他对朱子学十分精通，加速了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他的弟子雪村友梅等人，都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朱子学者。

当时中国的茶道在日本也非常受欢迎，随着两国之间交往的加深，日本开始兴起茶会活动，并称为“唐式茶会”，表示是由中国传入的。活动的大致内容是：会众到齐后，东道主奉以点心；吃完点心以后，众人起座，散步休息，然后再次入座；主人依次献茶，进行猜测茶叶产地的赌博游戏，这叫做“点茶仪式”；结束后，撤去茶具，陈上美酒佳肴，众人欢饮，并以管弦歌舞助兴。这种茶会活动的内容模仿自元朝的斗茶，举行活动的茶亭，甚至茶亭内部的装饰都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