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对外文化交流

第七节　对外文化交流

一、与朝鲜、日本的交流

两宋时期，中国和朝鲜、日本的交流继续发展。

北宋建立后和高丽关系密切。高丽屡次向北宋遣使，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高丽王朝自上至下所受的正式教育，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国王一般都定期举行祭孔典礼。北宋末年，高丽派遣进士权适等五人至宋太学学习，后经徽宗亲试于集英殿，权适被授中华之籍贯，其余四人，也均赐“上舍及第”。另外，宋和高丽之间书籍的交流是经常性的。宋商把有价值的书籍带到高丽，高丽朝廷往往予以厚赏。北宋也经常向高丽赠送书籍等物品。早在淳化二年（991年），宋政府就将《大藏经》送给高丽，以后陆续送给高丽《史记》、《汉书》、《后汉书》、《册府元龟》等史书。宋帝赠送给高丽王的书籍，内容涉及面很广。在艺术领域，宋与高丽双方的交流也很频繁，高丽是惟一传入中国古典大晟乐的国家，其传入在宋徽宗政和四年（1115年）。高丽青瓷受到了宋越州瓷的影响。活字印刷术在13世纪传入高丽，受毕昇胶泥活字的启发，高丽发明了金属活字。两国的贸易往来也非常频繁，特别是民间贸易非常兴盛。山东、福建、两浙的港口多有来往船只。

从五代、北宋直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夕，尽管这一时期日本走上了与中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中日仍有许多共同点，中国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一直存在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日本平氏执政，通过双方僧侣、商贾的互相往来，迎来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此后，在学术方面，宋明程朱理学、清乾嘉考据学都在日本扎根，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维新志士和国学家。佛教方面，根据中国佛经创立的日本净土宗，信徒很多，而中国的禅宗因为适合日本民族刻苦自励、淡泊宁静的性格，所以在日本也倍受欢迎。中国书籍不断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日本僧荣西将茶种带回国，并积极宣传茶的作用，推广种茶。至于在绘画、建筑以及陶瓷的烧制方面，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二、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交流

宋代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这些国家主要有柬埔寨、印度、尼泊尔、越南、缅甸、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

宋代中越两国贸易有“大纲”和“小纲”两种。大纲是在朝贡形式下的官方贸易，小纲是在两国接壤地方的民间贸易。终宋元之世，交趾的朝贡次数在50次以上，在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中柬两国的朝贡贸易，早期贡品仅限于珍禽异兽、琉璃宝玩和香料、佛像等，回赐品大多为绸绫等物。当时广东钦州既是两国使节的出入地，又是两国的贸易中心。在民间贸易上，北宋时柬埔寨商船同中国的贸易主要在交州、广州进行，南宋后则在泉州进行。邕州右江永平寨也是中柬民间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南宋通过海道与交趾和占城进行市舶贸易，中国商船曾到达越南当时的重要港口云屯（今广宁省锦普）。民间富商进行贸易，或以蜀锦与交趾香料互换，动辄值数千缗。由唐到明，柬埔寨供给中国的主要商品有象牙、香料、黄蜡、生丝等。此外还有火齐珠、蔷薇露、佛像、甘蔗、胡椒、抱香履等，甚至还有乐工、白头人、象奴、番奴等。中国供给柬埔寨的商品则有金银、瓷器、锦、凉伞、皮鼓、酒、糖等物。当时柬埔寨贵族的仪仗用伞，都是用中国红绢制成的。在音乐方面，宋代曾在越南找到中国已经失传的杖鼓曲《黄帝炎》。越南陈朝时，乐歌有《庄周梦蝶》、《白乐天母别子》等，乐器有琵琶、一弦等，都是从中国传去的。后黎朝太宗御用音乐，也是参照中国音乐制定的。此外，在历法、建筑、医药、手工艺、文学、史学、科举、官制、种植、珠算、数学等方面，越南无一不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同时，越南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北宋真宗时，从越南传入的占城稻，不仅迅速推广于福建、两浙、江淮一带，还传播到北方。又如越南的造纸、丝织、火器制造、建筑、造船技术，虽说皆源自中国，但对中国也有反向的影响。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缅甸蒲甘王阿奴律陀占领了地处东西方海上要塞的直通和丹那林沙沿海地区，开始以海路为主，同中国开展海上贸易。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蒲甘第一次正式遣使入宋，走的是海路。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蒲甘第二次遣使由陆路入宋，进表两匣、金藤织两个、金银书《金刚经》3卷等。宋廷计价优与回赐。蒲甘同中国大理地方政权，关系也很密切。早在阿奴律陀王时期，蒲甘王就曾亲去大理，得大理国王赠送一尊碧玉佛像，一直被当作圣物供奉在蒲甘王宫里。蒲甘和宋廷之间的交往，大多是通过大理来进行的。蒲甘献给大理的，有犀象、香药，向大理索求的，则有经籍药书等。在蒲甘的出土文物中，有汉文的碑铭等。蒲甘时期，还建造了中国式的佛塔，留下了酷似中国唐、宋人作品的壁画。(www.xing528.com)

宋初曾模仿唐朝派遣僧人赴印取经，招揽天竺和尚，建立译经院和印经院。但自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最后一次派和尚西行求法之后，宗教渠道就永远失去了其优势。在印度，婆罗门教日益兴盛，伊斯兰教传入，佛教逐渐式微。由此，主要通过佛教而进行的中印文化交流就不再出现，海上交通转而日益昌盛。宋代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印度的很多小国都和中国有贸易关系。13世纪中叶，中国有不少人留居南印度。当时印度的故临（今奎隆）是海运枢纽，是中国同大食交通必不可少的中转站。

宋代，中尼的交往持续不断。西藏阿里地区的漾绒巴胜慧曾赴尼，回藏后复兴了律学。拉朵地区的卓弥释迦智先后在尼泊尔和印度学习13年，回西藏后创萨迦派。

三、与阿拉伯世界、非洲诸国的交流

两宋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

从唐代到宋代，东非的象牙、犀角、香料，陆续流人中国。中国人民不仅利用象牙制作多种器皿，而且还制造出精美绝伦的牙雕工艺。非洲象牙及牙雕技术的传入对中国古代牙雕工艺取得辉煌的成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中国的丝绸继续对非洲起着重要作用。而比起丝绸来，中国陶瓷对非洲的影响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瓷器自唐代开始输入非洲后便深深进入了非洲广大地区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中，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建筑风格。利用中国瓷器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品，成为中世纪东非沿海地区的一种特有的风俗习惯。今天，在非洲许多地方仍可以发现我国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

大食一些舶主经常代表国主向宋廷馈赠大批礼物。从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到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的200年间，以诃黎佛（即哈里发）等名义来华贡献的有49次之多。宋代对大食商人采取较为宽厚的政策，如其同类相犯，多由蕃长处理。大食有许多人在中国留居，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阿拉伯勿巡（阿曼）人卒押陀罗曾请求出资助修广州城壁。他还曾被封为归德将军。很多大食人因久居中国或通晓中国事务而获得了“中国”这一附名。如著名的圣训学家阿卜·阿姆尔·哈米德被称为“中国的哈米德”。来华的大食人人数既多，每遇伊斯兰节日则需有会场或代用的建筑物，12世纪以来，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所建清真寺不下六七座。此外，泉州还有蕃商的公墓。